高二适的意义

高二适先生（1903—1977），江苏东台溱潼小甸址村（今属泰州市姜堰区溱潼镇甸址村，二零一九年原兴泰镇并归新溱潼镇）人，当代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原名锡璜，二十四岁因慕唐代诗人高适之名，兼取“适吾所适”之意，易名二适。自中年始，先后号瘖盦、达存父、无悔道人、舒父、舒凫、舒凫父、高亭主人、麻铁道人等，斋号证草圣斋、孤桐堂。

高先生幼承庭训，天资聪慧，曾在东台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堂、江苏省立五师、省立二师、上海私立正风文科大学、国立北平研究院国学研究门求学。抗战前因得陈树人先生赏识，入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工作。抗战军兴随政府西迁，在立法院秘书处、经济委员会工作，一度兼主私立朝阳学院讲席。抗战胜利后返宁，仍在立法院秘书处工作，兼在南京三中、私立建国法商学院讲授国文。一九五零年后，在私立南京工业专科学校上海分校、华东交通专科学校继任教职。一九五三年十月下旬至一九五八年春在华东水利学院（今河海大学）图书馆工作。此阶段发奋于《急就章》考证，反复斟酌，数易其稿。一九六二年五月底，经章士钊先生推荐，被聘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一九六五年七月，《<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以学术的严谨与非凡的勇气展开了一场声震士林的笔墨官司。有《高二适诗存》、《新定急就章及考证》、《校录刘宾客集》、《高二适书法选集》等传世。

二零一六年七月，《中国书法》杂志（第二百八十五期）发表了南京博物院庄天明先生的文章《林散之的意义及相关问题》。当时读罢此文，就想写一篇《高二适的意义》，并非有与庄先生抬杠之意，而是觉得高二适先生作为书坛另一草圣（姑且不论是否有自封之嫌），亦是值得深入挖掘的宝藏。可迟至今年也未动笔，实是与庄天明先生有一点同感——林、高二先生近年来很热，研究两位大家的论文、专著很多，要不炒别人冷饭，写出一篇有新意的文章很不易。

高二适先生是我们乡贤，天然多了一份亲切。自大学之时，便对高二适先生的书法及其书法之外的诸多事迹产生了浓烈兴趣。在孙洵先生、尹树人老师、高可可老师、庄熙祖老师、郑旗老师、吴勇老师的指点帮助下，集腋成裘，二零一八年初夏完成了三十七万字的《高二适先生年谱》。虽然年谱编撰完成，但对二适先生的深入学习任重道远，年谱仅仅是一个开始，况且还有许多值得完善的地方。

余生晚，无缘拜见二适先生，只能看着二适先生留下来的老照片、前人写过的文字，隐隐约约地去感知揣测，好像我面对的仅仅就是一个不近人情的所谓旧式文人。幸运的是在年谱编撰过程中，遇到了诸多真挚热心、不吝赐教的师长，给我还原出一个境界高尚、治学严谨、充满情趣的高二适先生。就目前高二适研究而言，大家对一手史料的掌握以及具体细节的考证存在困难，从而无法避免一错全错、人云亦云、难有新意的尴尬局面。基于对高二适先生的特殊情感与较多了解，思之再三，我决定把我认识理解的高二适先生写出来。本文试图从成就自我的境界、读书医俗的魅力、‘兰亭论辩’的启示、章草溯源的意义四方面概括出高二适先生对中国文化史（书法史）的意义，并就草圣定位的异议与诸位探讨。

一、成就自我的境界

高二适先生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家，屹立于中国文化史（书法史），离不开其聪慧的天资、良好的教育和过人的能力。高氏一脉因“洪武赶散”从姑苏迁往苏北小甸址安家落户以来的五百多年间，一直秉持读书传家的传统，且不乏留名方志的进士。二适先生的父亲高仕坡（字也东）是一名乡间塾师，历经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期。虽起步于贡生，但不囿于科举，而是进入两江师范学堂继续深造，以读书求学为要，他亦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

父亲作为二适先生的第一任老师，在教育启蒙上并不因循守旧，深知给儿子新式教育的重要。遥想百年前——“辛亥革命”刚刚结束不久，父亲决定把十二岁的儿子送往外百里之外的台城去新式学堂读书是多么有远见的事！父亲对二适先生的成长用心良苦，哪怕是自己去上海文明书局工作，也要让儿子转学至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为的是有机会能督促课务。父亲对二适先生童年、少年时期的教育除送他去新式学堂外，还常带着他与诸多地方名流结识，丰富阅历，如先生早年与张謇的见面、与东台周应昌兄弟的交往都说明了这一点。

二适先生在父亲的教诲之下，其优秀愈发闪光：十四岁以东台县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东台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堂；二十一岁在小甸址担任立达国民学校教员、校长；二十五岁考取上海私立正风文科大学；二十七岁保送国立北平研究院国学研究门读研；二十九岁为小甸址受灾的灾民向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请命。上述早年求学、工作、做事经历，在今日看来，也很让人羡慕夸赞。

二适先生光鲜经历的背后隐藏着宏大志向。早年立志的具体史料不克得见，却留有当年正风文学院、北平研究院的导师宋文蔚（字澄之）先生的期许：“汝再加三五年研究功夫，学问便可成家数”。宋先生的期许既是肯定，更是激励，因为宋先生认准了二适先生是读书治学的“好种子”。我们无法知道二适先生听到宋先生期许时的心情，但终其一生，在他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具有厚重的学术色彩。二适先生从乡间教师、校长到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立法院的公务人员再到朝阳学院、建国法商学院、华东交专、华东水利学院等高校继续教职，职场伴随时代变化，丝毫没有影响他作为知识分子做学问的志向，乃至晚年在给费在山的信中依然有云：“惟向学之心绝不可退，退则非有为有志之士，万事纠纷待之可矣”。（一九七三年五月二日）

二适先生的大志向直到一九七三年才在给学生庄熙祖的信中有所表露：“我之学问深处，今人尚不能知，我意只争传世之事，不与不学无术之人计较也。”读罢此句，振聋发聩，困惑多年的迷茫因先生一句话豁然开朗，这不正是我们存在的价值？面对世事纷扰，各种人际表演，唯有把自己置于历史洪流中去认识方能更为清醒。先生的大志向不如说是大智慧、大境界，注定了他终将成为一代大家。脱离凡夫俗子的市侩，远离做人、做事的踯躅必较，视“天将降大任”的困苦为不苦，“以大道求小技“，何愁此生碌碌无为。

大家总有惊人的相似！林散之先生也留下了与高二适先生相同的话语：”一切不与人争，只与古人争一地位“。两位中国书坛的大家竟发出如此相同的识见，这不只是英雄所见略同的人生慨叹，而是立志做大事、“不与时人争长短”的非凡胸襟！

二、读书医俗的魅力

高二适先生在《高常侍集》一书的批注上坦言：“我非藏书家，而系有书必读，以是一日无书则不能生”。高老对读书的需求，如同一日三餐不可或缺，读书已然是他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他以充盈周身的学养散发出与众不同的魅力。

高二适先生“读书医俗”的魅力，首先要说其对读书的认识。这让我想起高老当年挂在书房的一副自撰联“读书多节概，养气在吟哦”，似乎就是高老的座右铭。高老一九七三年元月六日给费在山的信中道“……适廿年来提示友人读书自养，书法更为怡怀之事，时下子每忽之……“。在二适先生心中，读书是自养的手段，以“读书求进为得“。读不同的书，养不同的气，从书中汲取才气、灵气、豪气、中正之气、浩然正气。假使读书不足，养气不够，下笔作文就只有出的心气而无入的养气，如同游泳不会换气。

其次，要说其对读书的态度。徐利明老师谈到高二适先生的读书时说：“态度决定了成果，如果高老没有严谨扎实的读书治学态度，是不可能成为大家的。”我想，徐老师此言点出了高老读书的可贵所在。高老以严谨的研究态度读书，在此举其校勘“柳文”的细节为例。一九七一年，章士钊先生《柳文指要》出版，随即送二适先生一部。次年，二适先生便从南京大学中文系陈中凡教授处借阅蝉隐庐影印宋刻世彩堂本《柳河东集》，开始校勘。高老校勘柳文，并不盲目认同前人，有自己独到的心得见解，不放过任何一个错误之处。如“又凡河东亲属友朋均在惨凄境中，其姊、甥、侄晚辈亦零落不可言。柳公之本寿，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又公之柳集，绝非宾客集纪原本。（宋人刻集用夔州刘序，亦系假大名以传耳）。适以察觉伪文十余首，惟诗功无，搀入他家之作，是一凄也“。（一九七二年十月致章士钊信）再如，高老指出《柳河东集》卷廿九 《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各本均误，并逐一进行梳理上下文，使之贯通：文中“北流浔水濑下”句，味原文下均不可通。窃意此句是错简，应移入上文，改定后句为“东流入于浔水，北流浔水濑下。浔水因是北而东，尽大壁下。”以上北而东上下句正合。（二）“其西曰姥山，皆独立不倚。（“北流浔水濑下“句删）又西曰仙弈之山。”西又西云云，文亦正合，且上下文均显白，有条不紊。（三）“雷山两崖，皆东面雷水出焉。”此文衍一皆字，改定后为“雷山两崖，东面雷水出焉”，则了然矣。适按此文“世彩堂本”过录入卷十二志，从父弟宗直殡文为注，廖氏初未知 “皆”字为衍也，并应改正。（四）“峨水出焉”作收，其下“东流入于浔水”句重出，应删去……。（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九日致章士钊信）；“适夙主凡勘定古人文字，不能凭空造作某字以妄肆涂乙“（一九七二年十月廿九日致章士钊信）。二适先生在严谨之中不乏自信与乐趣，在给费在山讲柳文的过程中言道：“此种校正，余在柳集内凡数十处，今特示君其中之一，使君见我校古书之功，呵呵“。

再次，要说其读书的方法。高二适先生读书过程中善于思考，求得每读每新。记得尹树人老师和我说，高老读书有一个习惯——“不动笔墨不读书“。他总是把自己的所想所思用毛笔写下来，让我们在多年之后仍能窥得先生的点滴学问，在此举几例说明。一九四一年夏，先生《杜诗镜铨》读后题批：“三十年五六月重读此集，此次复习尤注意排律暨五律两体也。”再如一九四三年十月七日在《孟东野诗集》批云：“癸未重九校勘方毕，嗣逾当专治韩孟，俾合两雄为吾诗之润色功夫”。先生读书亦常将自己与古人联系起来，抒发心境与慨叹。且看《广陵先生文集》跋语：“逢原力攻韩孟，其掐擢胃肾，且犹过之，当日荆公所喜，闻尚有在言行外者，岂天生鬼才耶？其诗苦涩不为人喜，而自陈乱绪，抽搔自尚讷怍（见答李公安诗，载二卷五页），信手不易到也。昔张祜哭孟郊有寡妻无子息语。而逢原以得年二十六（原跋误，王令年二十八岁卒），而于身后情形，几希才与郊同，掩卷长吁，吾同言同言”。另外，对于读书方法，高老亦觉得读书离不开交流，一九七四年八月六日致费在山的信中清楚言明：“……凡古人读书作文，要有琢磨、切磋之友……”。这种高质量的读书方法，很值得我们学习。

最后，要说其读书的面很广，涉及诗、史、文、书（法）诸多方面，且反复苦读，几于烂熟，广博的知识面奠定了高二适先生的学者根基。从二适先生留下来的书籍来看，主要有三大类。第一大类是古代经典诗文著作，如《庄子》、《世说新语》、《杜诗镜铨》、《山谷诗集》、《孟东野集》、《柳河东集》《刘梦得集》、《诚斋集》、《后山集》、《陋轩诗》等。一九六一年，先生读陈与义《后山诗集》后题：“吾用功夫垂卅年，将一字一意均剖析之无剩也。昔李拔可先生许吾为五百年来学陈最著且久者耳。“再如先生读《柳河东集》自云：”《乞巧文》、《答问》、《起废答》、《骂尸虫》等篇，适近每晨夜必朗读（仪定）数遍（与书一卷早熟读于口），窃以为河东骚体尤盛耳 “（一九七二年十月致章士钊信）。第二大类是诸子百家、史学著作，如《韩非子》、《吕氏春秋》、《史记》、《汉书》、《后汉书补注》、《晋书》等。尤其在十年内乱中，先生读史明智，力图从历史中找到一些兴替得失，进而参透世间百味。一九六六年元月二日，二适先生致章士钊信云：“……近日课《汉书》两篇，《癸甲集丛稿》两篇，为磨厉以须之计。“；同年六月十六日致苏渊雷信云：”…吾迩来班书（即《汉书》）读毕，想从事《晋书》，盖二刘《世说》，海内外料无人可与鄙对……。“；一九六七年十月三日，致章士钊信：“……适半年来颇涉史、汉两书，初拟求索秦汉兴亡，继乃专心汉高夷戮功臣纪实，觉史迁满腔热血尽洒于其《报任安书》中矣。班书于汉兴诸名臣传中，叙列不尽，佥于迁在此。后人称《史记》为谤书，鄙意尤在酷吏诸传，今上本纪因当不可存耳。然对季之兴厥功全在萧曹故人，而高皇大度，碻为有此事，惜文治尚欠，故留残刼也……” 。一九七三年六月廿五日，致费在山信中又云：“……两旬来，吾因整理《后汉书补注》，各方函札都无力作答，故尊章亦未暇致邮……。“第三大类是书法碑帖。高老拥有的碑帖主要集中于汉、晋、唐、五代、宋、元的经典碑刻、法帖，这些碑刻法帖可以看到高老书法取法的大致脉络。主要有如下五十二种：《峄山碑》、《孔羡碑》、《石门颂》、《西狭颂》、《杨淮表纪》、《汉熹平石经》、《松江本急就章》、《平复帖》、《十七帖》、《淳化阁帖》、《锺繇小楷》、《乐毅论》、《曹娥碑》、《宋拓黄庭经》、《东方先生画像赞》、《月仪帖、出师颂》合帖、《兰亭序王十朋藏玉石版》、《定武本兰亭》、《游相本兰亭》、《吴炳本兰亭》、《神龙本兰亭》、《匋斋藏瘗鹤铭两种》、《司马昞墓志》、《龙藏寺碑》、《温泉铭》、《晋祠铭》、《屏风帖》、《集字圣教序》、《大唐纪功颂》、《万年宫帖》、《李贞武碑》、《褚遂良善才寺碑》、《薛少保信行禅师碑》、《升元帖》、《孙过庭书谱序真迹》、《怀素小草千字文》、《唐人摹兰亭序墨迹三种》、《杨凝式神仙起居法、夏热帖》、《杨凝式新步虚词》、《宋拓绛帖》、《大观帖》、《林逋诗稿真迹》、《宋四家真迹》、《祖拓澄清堂法帖》、《瑞石帖》、《快雪堂帖》、《元人巎巎、饶介书帖》、《宋仲温大草》、《宋克急就章真迹》、《宋克书张怀瓘论用笔十法真迹》、《宋克章草书谱》、《宋克七姬帖》。高老手批碑帖的诸多书学见解可从《高二适先生年谱》的附录中觅得，单行本亦即将付梓，极富睿者之思的书论心得，此处就不赘述。

上述例举仅是高二适先生读书的冰山一角，仍有待继续挖掘，期望我们从高老读书的认识、态度、方法及广度上获得裨益！

三、《兰亭论辩》的启示

发生在一九六五年春夏间的那场“兰亭论辩”，不啻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书法真理问题的大讨论——持续之久，影响之广，参与学者甚众，我想起码“空前”了，“绝后”不敢妄论。不想去谈“兰亭论辩”中的高二适先生有什么勇气与风骨，因为这种观点近年来已路人烂熟。勇气不是谁都可以有的，勇气离不开过硬的学术基础。我们需要透过勇气背后的挖掘找出对当下书法学习的启发收获。

郭沫若先生发表署名文章称《兰亭序》是伪作，其依据是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五年间南京出土的《王兴之夫妇墓志》、《谢鲲墓志》书体与《兰亭序》书风迥异，郭的主要论点有：（1）《兰亭序》的笔法和唐以后的楷法是一致的，完全失去了两汉以来的隶书笔意。而王羲之字迹应当是没有脱离隶书笔意的，这与《兰亭序》大相径庭；（2）把《兰亭序》与《临河序》两文作比较，《兰亭序》的文字内容是在《临河序》的基础之上加以删改、移易、扩大而成的；（3）《兰亭序》文章和墨迹是智永所依托，把《兰亭序》的写作权归诸智永，是把应享的名誉归还了主人。如从郭沫若之说，中国书法自魏晋以降的历史就得改写。我们再来看二适先生的主要观点：（1）《兰亭序》与王羲之书风是有隶书笔意的，“假如王右军当日写兰亭序，竟作二爨碑字体，即得符于梁武龙跳虎卧之势耶？”李文田“使右军书，必其与爨龙颜、爨宝子相近而后可”是错误的；（2）以《世说注》对《世说新语》的文字增减，较易了然注家有增减前人文集之事；（3）”唐人李嗣真《书后品》列王羲之为逸品，褚遂良得上下品，释智永得中中品，精绝惜无奇态。倘《神龙》属智永，取智而抑褚，无论书迹之相悬殊，其品亦极难称。”

今天，我们把郭、高二先生的主要论点梳理出来，目的不在于讨论观点的对错，而是从双方论点中洞见论辩的逻辑，认识到辩论存在的不足，启发今后更为严谨的研究。郭文所论的原点是A、B同时代，A的书风为真，B不是这种风格，就一定不真，结论必然是同时代书法家的书法风格必须相同。显然，郭在起初就有主观臆断成分，并且以碑论帖，必然导致后续立论的不扎实。而二适先生的文章总体上层层批驳，有理有据，从墨迹与刻帖之别、文本流传增减差异入手，但缺少了对晋代多元书风并存的分析论证，存在研究视野的局限，我们不必苛责，毕竟受制于当时史料的匮乏与资讯的不畅。

就二适先生对《兰亭序》真伪辨析的研究方法来说，有如下三点值得当下书法同道学习借鉴。首先，书风的识鉴需要回归笔意本体的研究。郭、高二先生对隶书笔意的不同认识，直接导致了对真伪看法的不同，“隶意”是兰亭论辩的核心问题。而在此问题上，二适先生已经采用了接近图像学研究的方法，找出《兰亭序》中隶书笔意特征典型的字来分析，如“癸丑”的“丑”字形扁平、“曲水”的“水”接近《张黑女墓志》中的字形、“宇宙”的“宇”接近《西狭颂》中的字形、“外”字的右边“卜”接近《急就章》与《瘗鹤铭》中的字形、“欣”字的最后一笔，非点非捺，完全是章草笔意，还有“老”、“向”、“夫”、“文”等字，这些字都没有脱离隶书或章草笔意。笔意反映了书体流变，对从事书法的人来说，只有回归笔意本体的研究，才能提升对书风的识鉴能力。其次，对书法本质的把握是领悟古人书法内在的关键。如何与古人审美接近，如何从内在气质上与古人暗合，二适先生说“玩书字故应如相马然，牝牡骊黄，妙尽神凝，却能涵茹性趣。又吾每以临习《吴炳不损本》，思与古人神交，解衣磅礴，辄成默契，此吾之所得也。”此语点出了书法学习要注重本质，而不能只在乎外表，神闲意定，不拘形迹，方能通神，是谓与古人神交。我斗胆揣测二适先生亦有言外之意—《兰亭序》“龙跳天门”的雄强，唯有眼光独到、学养精深的高手才能看得出，自信乎？自诩乎？我更倾向自信！顺便说句，二适先生对书法学习的方法也指明了路径：“今日惟正行书最有用场，篆不通小学，隶不精变，又胸无点墨、不事文理字义，均不可冒昧从事也。”（一九七三年十月七日致学生庄熙祖信）。再次，涉猎广博、纵横比对是深入书法内核的好方法。高老驳议文中点出了包世臣、李文田的问题所在“包李一时均服膺北碑，或于帖学褊见，兼有所未窥。”包、李对兰亭的质疑源于他们对帖学的深入不足。而二适先生对《兰亭序》的研究并非泛泛，他细致品读历史上多种《兰亭序》版本，如虞世南本、褚遂良本、定武本、冯承素本、游相本、王十朋本、吴炳本等，从诸多版本中溯源勘误，透过具体入微的考证，将二王帖学研究持续深入。

五十五年过去，这场论辩早已在许多人心中有了答案，结论已然不重要。“兰亭论辩”中的诸多观点存在时代局限，书体的使用场合、功用、载体、材料都会影响书体呈现的面貌，况且碑与帖之间也是无法类比的。王羲之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书圣”，是因为他开创了成熟的帖学，他没有必要一味在隶意上返祖。王羲之和众多版本的《兰亭序》早成为中国书法史绕不开的一部分，二王系统的书法有许多都不是真迹，但魅力依旧，众多学书者奉为圭臬的事实是不争的。回顾“兰亭论辩”，从中解析二适先生对《兰亭序》真伪的研究方法，是相信方法论不过时，专业严谨的态度不过时！

四、章草溯源的意义

高二适先生对《急就章》（章草）的考证，其学术源流要上溯乾嘉年间考证考据之学。乾嘉时期，知识分子受到“文字狱”压制，自由独立的个性化学术思想得不到释放，更多的学者只能把视角投入到对传统经史义理的考证考据研究，对小学（即中国传统语文学）的研究成为一时之热，“<说文>学”学自清中期以来空前发展。从二适先生的师承来看，他在正风学院和北京国学研究院的老师宋文蔚（字澄之）先生就是承续俞樾学术、考证考据的小学大家，所著《说文引经考》、《说文经字疏证》皆“<说文>学”研究专著，流传于当时。因而，高二适先生对《急就章》的考证是有深厚的小学基础作支撑，这是同时代书家一般不具备的。

高二适先生对《急就章》（章草）的考证，与他生活的时代土壤不可分割。民国以来，从事字体研究的学者、书法家对草书的关注引发了新一轮章草热潮。二适先生就读的北平研究院，该校便是章草研究重镇，一九二九年成立了字体研究会，卓定谋为常务会干事，主持各种版本的章草法帖搜求整理工作。书法家以于右任为例，于氏自一九三二年结识王世镗后，书法兴趣进一步转向草书，在上海成立标准草书社并倡导“标准草书”，即便在标准草书框架内，他仍然偏向章草。时人持太和馆本《急就章》出售，于氏发现此帖首尾都钤有宋宣和宝玺，认定此帖即北宋《宣和书谱》著录的《皇象急就章》，毫不犹豫收入囊中。于氏后出资印行太和馆本，但因“有剜今草字补列者”，故而多有质疑（此亦是二适先生追根溯源，考订正误的核心）。上述举例无不说明章草在民国时期是大受追捧的。

高二适先生对《急就章》（章草）的考证，与章草在历代流传过程中的认知改变密切相关。“综观千余年来章草之演近，约经五变：初以隶书为对象，所谓解散隶体粗书之者也。魏晋之际，以章程书（即八分，即章楷）为对象，虽失隶意，犹存古法。唐宋则以今楷笔意作之，渐离旧矣。元明人更以颠素之法入章，章草至此，只可谓为狂草之带波磔者，不特与汉魏法异，且与唐宋人书，亦绝不相侔也！清末沈曾植以北碑法参之，又为一变。近人王世镗，殆复返于汉者也。”（刘延涛《章草考》，载《草书月刊》复刊，一九四八年三月第一卷第五、六期合刊）刘延涛先生的话，不妨当作是对章草流变的梳理总结，清晰点明了章草在历代流变过程中一点一滴失掉隶意古法的史实，进而对章草的认识也愈发狭隘。我想，这与二适先生考证《急就章》（章草），还章草以本来面貌的初衷不谋而合：“解决草书体例（章草自吴三国后，二千多年无人讲解整顿），惜世人不能尽晓耳。”（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五日致费在山信）。他对《急就章》（章草）进行重新考证，意在正本清源，确立一条符合草法的章草正路:”凡章隶一笔均有出处，不容俗书以讹误相传……”(一九七四年元月廿日致高天受信)。另外，高二适先生自己对草书所持严谨认真的态度也是促使他重新考证《急就章》的动因，他认为，草书无法是不行的。

二适先生在《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一书中对《急就章》讹错与章草不振的原因归纳为四点：（1）从三国皇象写本至后代抄本，南宋刻本，传承过程中的笔误与脱漏、字体混杂之误；（2）唐以后童蒙用书的大众化与普及，《急就章》的忽视与尘封；（3）《汉书·艺文志》最初著录为《急救篇》，列为小学十家四十五篇之一。其后之《隋书·经籍志》则名为《急就章》，后世《篇》、《章》互称，导致认知产生偏差。（4）章草向今草过渡中某些混淆舛误造成后世对草书之误解。这四点直接导致了存世各种《急就章》版本出现释错、俗字、草无法、文不通书的问题。

在二适先生的认知中，造成《急就章》（章草）发生舛误的本质是“不明书法由隶变章之具体幽微”造成，故而其考证《急就章》（章草）方法也就“先求古文篆隶之递变，得其并合，再求汉隶之省为草，得其指归，隶之为草，及楷正相承而不改，其间或由古文来，或本于篆籀。”今天的研究表明，对章草的考证不能完全单一看待隶变，章草不是仅由隶书而来，章草诞生的源头多样，与简牍、秦篆以及芜杂的战国古文字都有千丝万缕的关联。于右任一九三三年八月在张珩藏《宋仲温草书杜诗》跋中认为，章草有真、行、小草、大草之分，《急就章》定为真，《出师颂》定为行，《月仪》、《豹奴》定为小草，所谓章草中的大草存在于竹木简中，“关于章草之材料日多“。高老断断不能认同于氏关于章草的分类，但于氏关注到章草与简牍之间存在关联是值得肯定的，可惜未深入剖析。所好的是，陈正濂先生在《章草全集》中撰有《章草起源于战国古文说——简牍史研究上的一个重要命题》一文，为进一步认识章草流变提供了诸多信息与启示。由此，作出一个结论：文字的演变、进化不是一个循序渐渐的过程，存在渐变与突变。

虽然《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一书中对章草源流的研究有时代局限，但瑕不掩瑜。回到高先生考证《急就章》（章草）期望解决的问题来看，有三点值得关注。首先要确立正确的研究方法，以正书考章草，必然导致章法之晦（偏旁结构不合、通假易字）；其次是要清楚地知道章草源流，充分认识到书体演变过程中的来龙去脉（即章草草法的变化成因）。再次，此书对章草的释正是以《说文解字》为考订标准，而《说文解字》主要以秦小篆为文字基础，重篆轻隶的倾向不能忽视。

高二适先生与历史上众多《急就章》（章草）考证学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其考证建立在对若干《急就章》版本深入分析、对文字学典籍深入理解基础之上，对具体草字的流变分析依据坚实。高二适先生参考的《急就章》版本、研究论文有：《急就篇》颜、王注本，《玉海》宋太宗草书翻正本，孙星衍、庄世骥、钮树玉、罗振玉、王国维诸氏之《急就》考异、考校，《流沙坠简》，汉隶书《急就》残简考释，张凤《汉晋西陲木简乙编》，汉残简隶书《急就》辑录，李滨《玉烟堂帖考》，赵孟頫、邓文原章草《急就章》，沈敬仲印《急就皇象书类帖》，于右任印太和馆本等。上述《急就章》相关版本、论文涵盖了当时章草研究的重点范畴。除此之外，有关文字学典籍还有：《说文解字》、《广韵》、《唐说文木部写本》、《五经文字》、《干禄字书》、《汉石经残字》、《隶释》、《隶辨》、马衡《汉石经集存》等。另外，高二适先生以书法家的日常实践将章草的笔势顺过来，写得很自然，并无别扭之感，也体现出“作草有法”的旨要。

高二适先生《急就章》（章草）考证对书法学习、创作的启示有四：（1）文字的使用有其时代烙印，需要重视源头所在，也即考证文字的根本。如楷书源头众多，且在演变过程中与书写习惯有关，像三国时的《曹子建碑》存在篆、隶、楷多种字体混合，而《龙藏寺碑》能看到北齐书风（隶意重）的影子。再如一些重文（音与义相同、相近）异体字（庄熙祖老师说，异体字是错别字的蓄水池）乃至明末清初王铎、傅山自己的造字都会存在争议，需要考证明辨。（2）文字学没有固定标准，历史上各种字法成因千差万别，不盲从前代文字学家，尊重字法流变，方能获得异于常人的真知灼见。如二适先生所说“章草有篆与隶合并而成之字“，以舒凫的“凫”字为例察之。“凫”字下部多书为“几”，但在章草中应为“力”，历代争议而无定论，孙星衍以为籀文，则群相和之。二适先生从马衡所著《汉石经集存》中找到鸟下“几”“力”相通之证，自云：“盖自皇象章书历世千数百年，而今予始作《急救》定本考证，忽得见此《石经》残字，以资契合，乃不觉以前诸家疑难，一扫而光，予何幸哉，直同创见奇遇焉耳“。（3）文字的流传受社会政治影响明显。高二适先生在《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一书中以“漢彊”二字为例，云：“‘漢’，空海本作‘晋’，昔北魏崔浩书《急救》，改‘漢彊’为‘代彊’（魏原号代），示不敢犯国。此本作‘漢彊’。颜氏注所谓意在忠于本朝也。空海为日本遣唐僧，临晋人帖，晋字或即钟繇所书之本耶”。（4）研究文字流变，在书法创作中正确使用文字非常重要。二适先生一九七四年六月十日在给学生刘墨邨的信中道：“……草书亦不可（不）识知笔法，今所欲言者惟此……”；同年十一月十四日在给学生张尔宾的信中说“……读书习画均为雅事，惟欲精研书画，尤在能先识字攻书。今之从事六法，只求其一而不知其二者，必无成也。吾在宁垣喜与友人研求书艺，而窃以通习文字为先务，若已能到得此中境地，斯乃一得也……”。文字学作为书法家必须具备的基础文化修养，需要保持其使用的准确性，尤其涉及到古文字与草书。书法在今天，已被看成是以文字为载体的艺术形式，形式至上的视觉效果成为展览关注重点，在表达个性化情感的时候，多一点字法源流、用字协调、用字精准的讲究，做到随心所欲而不逾矩，“有百益而无一害”。

明代丰坊在《童学书程目录》中明确指出：“学习草书者，先习章草，知偏旁来历，然后变化为草圣”。我们不知道高二适先生有无看到丰坊此言，但事实告诉我们，高二适先生的“草圣”之路正是从章草考证出发的。对草法流变、文字源流的深入是书法学习、创作必不可少的滋养，唯有对文字内涵准确认识，加之自身乘兴而发，书法作为艺术的外在与内涵才能自然统一。

五、草圣定位的探讨

对庄天明先生在《林散之的意义及相关问题》一文中对高二适先生未能登顶“草圣”位置的评论，我个人持不同看法，大家也可以进一步探讨、商榷。比如庄先生文中所说“高二适之所以未能如愿登顶草圣之位，实是由其本人晚年兴趣点转移至四体书（楷书、行书、章草、今草）有关”。我想说，这并未点出问题的关键点。“四体书”与其是否能成为草圣没有必然关系。我们要回到对草圣的理解上来看待该问题。林老以散锋入草并取黄宾虹水墨之法融入，其草书具有创新性、开拓性的实践奠定了他在中国书法史的位置，作为“当代草圣”的历史定位毋庸置疑，当然也因青山杉雨一句“草圣遗法在此翁”而响亮。高二适先生的“草圣”之名，虽是生前期许（或者有所谓自负成分），但随着数十年来书坛对其草书的认识、深入、研究，这个草圣之名也是经过历史检验的，并非“徒有虚名”。对高二适先生的“草圣”定义与林散之先生的“草圣”定义有着本质不同。林老因对草书的创新、开拓而成为草圣，高老因对章草源流的考证、章今草狂的融合而成为草圣；林老因万岁枯藤、屋漏痕而成为草圣，高老因铁画银钩、见情见性、焕发草书神采而成为草圣。庄熙祖老师曾有形象比喻——“林老的草书是太极拳，高老的草书是少林拳”，这个比喻恰如其分地说出了高、林二老两种截然不同的草书风格。高二适先生与林散之先生是金陵书坛两位大家，其家庭出生不同、成长之路不同、学术背景不同、世界观不同都注定了两位大家在草书上的成就不同。我们不能用一把标尺来界定草圣的定位，应该说高、林二老在草书上异趣而独立，皆可同列“当代草圣”。

至于庄天明先生文中谈及《中国书法》杂志在一九九九年举办的《中国二十世纪十大杰出书法家》评选以及二零零一年的《千年中国十大杰出书法家》评选，我想高二适先生的落选并不意外。中国书法史上大家灿若群星，评选也只是主观之见，很难俱到。其次，勿用说二十多年前书坛对高二适先生的认识不足，即便当下许多从事书法的人对高二适的认识仍然模糊。过去，高二适先生只为部分人知晓，今天应该为更多人熟知！高二适先生宝贵的书法墨迹、书学思想不只属于江苏，而应属于全国！

对于高二适的意义，从“成就自我的境界、读书医俗的魅力、‘兰亭论辩’的启示、章草溯源的意义”四方面尝试做了概括；除了上述四方面，尚有不少挖掘点值得深入，如：高二适先生为何在诗歌上以“江西诗派”为宗，是否受了同光以来诗坛的影响？高二适先生在“四体书”上有无与宋克不一样的创新？高二适先生“偏凤眼”的执笔法对其书法有什么样的影响？都可以继续研究。高二适先生是一座无尽的宝藏，我们需要从高二适先生的诸多成就中汲取养分，唯有将高二适研究推向纵深，这位“草圣”才是永恒的，历久弥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