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与刘知几
《史通》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专著。作者刘知几是中国封建社会杰出的史学家。他用毕生精力研究历史，完成了《史通》二十卷。
在这部书中，刘知几对过去的史学著作，从体例、史料、语言文字到人物评价、史事记述，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批判，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表现出不受传统观点束缚和敢于创新的精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刘知几对于史家和写史都提出了一些标准。他主张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必须具备才、学、识“三长”。对于“识”尤其强调。对于写史，他提倡“直笔”，主张“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要求做到“不掩恶，不虚美”，“不避强御”，“无所阿容”。《史通》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刘知几：私撰《史通》
武后圣历二年（699），三十八岁的刘知几在做了十九年获嘉县主簿这个九品芝麻官后，调任京师定王府仓曹。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如果说，此前近三十年读史研史生涯使他打下了做学问的坚实基础，近二十年的仕宦阅历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政治识见的话，那末，以后的刘刘知几便是从事学术著述了。在他奔往京师的大道上，心情是怎么样呢？
尽管刘知几在仕途上兢兢业业，但他既没有当朝权贵的引荐，也缺乏取悦当权者的升官之术，仅凭着一颗效忠之心是决然无望的。何况他又是那样的认真，切直无隐地给武则天提了那么多意见，"后嘉其直，不能用也"，这就决定了他升不了官。凭刘知几的见识，他对未来的仕途并不会抱过高的希望。
这次调职，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
其一，此时的刘刘知几已经是闻名全国的学者。青少年时代已以文学知名，主簿任上多次上表，也展示了他的才华。
其二，则天诏修《三教珠英》，以为刘知几是个人选。据《旧唐书?徐坚传》载："坚又与给事中徐彦伯、定王府仓曹刘刘知几、右补阙张说同修《三教珠英》。“时在圣历二年（699）。编修《三教珠英》的动机何在？《新唐书?张昌宗传》所提供的是一种偶然性而且是相当低下的答案，说张易之兄弟及诸武杂侍后宫，”博争道为笑乐，或嘲诋公卿，淫蛊显行，无复羞畏"，"后知丑声甚，思有以掩覆之，乃诏昌宗即禁中论著，引李峤、张说、宋之问、富嘉谟、徐彦伯等二十有六人撰《三教珠英》。"我们固然不必排除这种动机的可能，但武后诏修的根本动机还是推广她的文化政策，以加强统治。这就是她对儒、道、佛三教态度的反映。
我们说过，太宗、高宗颇重儒学。但到则天时期，由于佛学盛行，使儒学显得有几分冷落。光宅二年（685），陈子昂上疏说国家大学之废，积以岁月久矣。"学堂芜秽，略无人踪，诗书礼乐，罕闻习者。"①圣历二年十月，凤阁舍人韦嗣立上疏说："国家自永淳以来，二十余载，礼乐废散，胄子弃缺，时轻儒学之官，莫存章句之选。"②但从大体上说，武后虽崇佛抑道，对儒学并未加贬损。
道教在唐初交过好运。道教尊始祖老子，老子姓李，皇帝也姓李，把老子说成唐室的祖先，自然就为皇权套上了神圣的光环。贞观十一年（637）太宗下诏："自今以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其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①高宗时，曾尊老子为老君太上玄元皇帝。武后当权，想变李氏天下，对道教也就不那么尊重了，因下诏，“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缁服处黄冠之前。”②其后，曾倡言“僧道并重”，但总是先佛而后道。中宗、睿宗时期，道教地位开始上升，及玄宗即位，发展到极盛。
至于佛教，由于李唐建国之初，奉行崇儒、尊道、礼佛的原则，因而，①《唐会要》卷三五。
②《唐会要》卷三五。
①《全唐文》卷六。
②《全唐文》卷九五。
并未受到轻视。李渊称帝不久便舍宅立寺，写经造象，建立道场。太宗支持建寺度僧，译写佛经。贞观十九年（645），玄类自印度回国，太宗对他优礼备至，不仅资助他译经，还亲自撰《大唐三藏圣教序》。高宗之初崇道礼佛，晚年受武后挟制而近乎于佞佛。则天推重佛教有其政治意图，既然李唐皇室自称是道教始祖老子之后，抑道自然有助她在帝后党争中的声威。在当时，抑道之方莫过于崇佛。又有僧徒怀义伪造《大云经》，陈符命，说武后是弥勒下生，合作人间人主，可见佞佛是为武周制造舆论。因之她“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岁。”③以致“里闺动有经坊，亦有精舍”④，唐代佛教在武则天时代达到鼎盛。
综上所述，唐初儒、佛、道三教并兴。其客观效果是冲击了传统的是非观念，活跃了当时的思想界。三教思想的精义在相互排斥中相互融合，形成一种新的、富有批判综合精神的社会思潮。武则天诏修《三教珠英》正是这一时代风气的反映。反过来，《三教珠英》的修撰，也推动着这一社会思想的发展。
但是，在修撰时，总领张昌宗、李娇，广引文学之士，日夕谈论，赋诗聚会，弥年不下笔，还是徐坚与张说"专意撰综，条汇粗立，诸儒因之，乃成书。"①其中贡献最多的，徐、张之外，还有徐彦伯、刘刘知几。尽管该书以《文思博要》为本，但"更加佛、道二教，及亲属、姓氏、方域等部"，②说明预修诸人采撰渊博。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当修成《三教珠英》时，崔融集修书诸学士诗成《珠英学士集》五卷，内收刘知几诗三首。刘诗尚存，其第一首《旅泊》诗，当是已自获嘉来仕京都，自京至洛纪程诗。“川路虽未遥，心期顿为阻。”据诗可见刘知几上调京师的情绪未必就是欢快。
《三教珠英》于长安元年（701）修成，次年刘知几出任著作佐郎。时年四十二岁。适如他自己所说：长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寻迁左史，于门下撰起居注。
从此开始了他的史官生涯。
著作佐郎是著作局里的职任。著作局设有著作郎和著作佐郎，佐郎六人，秩位从六品上。著作郎掌撰碑、志、祝文、祭文，与佐郎分判局事。魏太和年间，开始设置著作郎，职隶中书。晋元康初，又职隶秘书，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专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齐已来，改佐著作郎为著作佐郎。"佐郎职知博采，正郎资以草传，如正、佐有失，则秘监职思其忧。
其有才堪撰述，学综文史，虽居他官，或兼领著作。亦有虽为秘书监，而仍领著作郎者。"①到了齐、梁二代，又置修史学士。元北魏始于秘书置著作局，后别置修史局。北齐改修史局为馆，周、隋亦然，其史官以大臣统领者，谓之监修。到了唐代，由著作郎主管著作局，其责任是撰写碑志、祝文等，并③《新唐书?苏 传》。
④《唐会要》卷四九。
①《新唐书?徐坚传》。
②《唐会要》卷三六。
①《史通?史官建置》。
不参与修史。
刘知几说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寻迁左史，于门下撰起居注。这个"左史"也叫"起居郎"、"起居舍人"。"贞观二年，移起居舍人于门下省，改为起居郎。显庆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又改为中书省。起居舍人两员，品同起居郎。龙朔三年，改为左右史。咸亨元年，复为起居舍人。天授元年，又改为左右史。神龙元年，复为起居舍人焉。"载于《唐会要》卷五十六《起居郎、起居舍人》条这段文字之后，又引苏冕编会要的旧文说："贞观中，每日仗退后，太宗与宰臣参议政事，称为毕备。及高宗朝会，端拱无言，有司唯奏辞见二事。其后许敬宗、李义府用权，多妄论奏，恐史官直书其短，遂奏令随仗便出，不得备闻机务，因为故事。"可见左史记注，至是时已难毕备了。
但不管怎样，刘知几出任左史记注之官，负责记载天子言行，却是一项光荣的职务。刘知几前半生与世沉浮，仕途宦海，默默无闻。他潜心史传，期以述者自命，至此荣任史官，可谓如其夙愿。
《史通?自叙》说：昔仲尼以睿圣明哲，天纵多能，睹史籍之繁文，惧览者之不一，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以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迄于周。其文不刊，为后王法。自兹厥后，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当此任！其于史传也，尝欲自班、马已降，讫于姚、李、令狐、颜、孔诸书，莫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载笔见推。
刘知几怀有宏伟抱负，志拟《春秋》，厘定群史，而朝廷又以载笔相推，主观愿望和客观环境符合了。他身居史职，以撰述为任，正是他施展才华实现宏伟抱负的大好时机。
我们说刘知几怀有宏伟抱负，其一是说他学孔子修《春秋》的榜样，"其文不刊，为后王法"。写出不刊之典，作为后世标准、楷模，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应该说这样的宏伟抱负是逐步树立起来的。刘知几并不怀疑自己的能力，但他担心的是会受到世俗的攻击，"将恐致惊未俗，取咎时人。徒有其劳，而莫之见赏。所以每握管叹息，迟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实能之而不敢也。"①这里如实地表露了刘刘知几当时矛盾的心态：既意识到厘定群史的历史使命责无旁贷，又担心遭受世俗白眼，劳而无赏。刘刘知几终于冲破压力，勇敢地担当起历史重任，实际上这是一种可贵的自觉，他体会到时代的历史使命，厘定群史的工作已经是刻不容缓了。其二，他也选中了自己的位置，或者说找到了自己事业的突破口。他是站在史学领域里，对古代史学作系统的理论总结。于此，这个宏伟抱负就落到实处。刘知几献身于史学事业，对于他自己，对于社会，无疑都是一个良好的选择。
唐初修史，盛况空前。究其原因，"多识前古，贻鉴将来"是其一，史学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其二，借修史为李唐皇室歌功颂德是其三。贞观年间，不仅修前代史，也修当代史，成果累累。仅从唐初史学编修实践而论，必然需要做出理论的总结。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唐初丰富的修史实践，也就没有刘刘知几的史学总结。刘刘知几面临的时代使命，就是总结修史实践经验，探讨史学自身规律，建立史学理论、史学批评体系。如果刘刘知几不走这条路，①《史通?自叙》。
只有走如徐坚、吴兢等认定的路，当名史官，撰实录，修国史；或者回溯古代，象元行冲撰《魏典》，刘允济撰《鲁后春秋》。贞观时代编前代正史的任务已完成了。史官们最大的任务就是在监修大臣的主持下集体撰实录、修国史。刘刘知几出任史官，当然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三十年的史学积累，培养成一位博学卓识的史学家，也确立了他的宏伟志愿。那么，实现志愿的道路是康庄大道还是崎岖小径呢？
问题还要回到刘刘知几任职的史馆上来。前已言之，唐初史馆修史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修前代史，一是修国史，包括皇帝实录。前一项任务是在武德年间开始，但主要是在贞观时期已顺利完成，高宗显庆年间收尾，这就是唐初八部纪传体前代史的修撰。后一项任务从贞观年间起也有作为，这就是高祖、太宗实录的编撰。
贞观十七年（643）七月，房玄龄、许敬宗、敬播等人上所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高宗永徽元年（650），史官太尉长孙无忌等修《贞观实录》毕，起于贞观十五年至二十三年，二十卷，同前《太宗实录》相衔接；高宗显庆元年（656）七月，无忌等修成国史，凡八十一卷，起义宁（617）尽贞观末，是记述高祖、太宗两朝的历史；显庆四年（659）二月，许敬宗等撰贞观二十三年后至显庆三年（658）实录，成二十卷，添成一百卷。参撰诸人，多受封赏。以上是刘知几出生前有唐政府诏修实录、国史的大体情况。
咸亨四年（673），高宗检验以往实录，发现许敬宗所纪"多非实录"，因责成监修国史刘仁轨等"穷微索隐，原始要终，盛业鸿勋，咸使详备"①。
刘仁轨等于是引左史李仁实专掌其事，将加刊改。垂拱元年（685）仁轨以八十四岁高龄卒于任上，修改国史之事又停顿了下来。到了长安三年（703）正月，武后诏修唐史。这时，四十三岁的刘刘知几，身为史官，第一次参加了修国史的工作。这是自贞观以来修国史实录的继续。
参加这次修史的有特进武三思、纳言李娇、正谏大夫朱敬则、司农少卿徐彦伯、凤阁舍人魏知古、崔融、司封郎中徐坚、左史刘刘知几、直史馆吴兢等。②刘知几亦云："长安中，余与正谏大夫朱敬则、司封郎中徐坚、左拾遗吴兢，奉诏更撰《唐书》，勒成八十卷。"③可见，这次修唐史，阵容颇强，刘知几及其志同道合的朱敬则、徐坚、吴兢等，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学者。其他诸人，大都堪称其选。李峤以文学词彩获武后器重，"朝廷每有大手笔，皆特令峤为之。"④徐彦伯少以文章得名，在官有善政，修史能直笔。魏知古性方直，早有名，弱冠举进士，累授著作郎，兼修国史，执政颇能举荐贤才，时论以为有知人之鉴。崔融为文典丽，当时罕有其比，朝廷每有大手笔，多手敕付融。上述可知，参与本次撰修国史者，绝大多数是德才兼备的知名学者。
但李娇、崔融尽管颇富才学，却依附于有权势的二张。"时张易之兄弟颇招集文学之士，融与纳言李娇、凤阁侍郎苏味道、麟台少监王绍宗等俱以文才降节事之。"①这个苏味道与李峤同乡，少俱以文辞知名，时人谓之苏、李。
《旧唐书》作者评论说："观其章疏之能，非无奥赡；验以粥谐之道，罔有①《唐会要》卷六三。
②《唐会要》卷六三。
③《史通?古今正史》。
④《旧唐书?李峤传》。
①《旧唐书?崔融传》贞纯。故狄仁杰有言曰：'苏、李足为文吏矣。'"②分析长安三年修唐史的写作班子，可以这样说：论才学，皆堪称其选，集中了当时颇有声望的大家手笔；论德行，却可以一分为二。其中，朱敬则、徐坚、吴兢、刘刘知几、魏知古等德才兼备，而李峤、崔融等"文虽堪高，义无可则"。在正常情况下，也不能把他们的缺点看得过重了，但趋炎附势在关键时刻定会误人误己。此次修史，李娇为监修之一，刘知几受到排挤。在当时，担任监修的武三思则是个缺德少才的不学无术之辈。他凭借后族出身飞黄腾达，则天称帝，封梁王，拜天官尚书。证圣元年（695），转春官尚书，监修国史。圣历元年（699），检校内史。二年，拜特进、太子宾客，仍并依旧监修国史。"三思略涉文史，性倾巧便僻，善事人，由是特蒙信任。则天数幸其第，赏赐甚厚。时薛怀义、张易之、昌宗皆承恩顾，三思与承嗣每折节事之。武三思又以则天厌居深宫，又欲与张易之、昌宗等扈从驰骋，以弄其权。"①这样的一个武三思掌握着监修大权。
自刘知几进入史馆后，面对着无数难以克服的矛盾，使他简直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之中。刘知几在《史通?自叙》中回顾自己在史馆修史的往事，不无感慨地说：长安中，会奉诏预修《唐史》。及今上即位，又敕撰《则天大圣皇后实录》。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义，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沉。虽自谓依违苟从，犹大为史官所嫉。
"凿枘相违，龃龉难入"，语出《楚辞?九辩》："圜凿而方柏兮，吾故知其 而难入。"圜凿，凿成圆孔。方枘，方的榫头。 同龃龉，言矛盾不相配合。刘知几的修史主张同世俗之见有着尖锐的矛盾。按刘知几的主张，写史应根据已变化的情况从实而书。但这种正确的意见往往不被采纳。《史通?邑里》刘知几原注云："时修国史，予被配纂《李义琰传》。琰家于魏州昌乐，已经三代。因云：'义琰，魏州昌乐人也。'监修者大笑，以为深乖史体，遂依李氏旧望，改为陇西成纪人。既言不见从，故有此说。"按照刘知几的观点，"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刻船以求剑也。"②因此，他主张"国有弛张，乡有 省，随时而载，用明审实。"①这是一种用变化发展的观点对待事物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但有的史家因习成性，不管"州郡则废置不恒，名目则古今各异"等变化的事实，而"皆取旧号，施之于今"，在这种情况下，"欲求实录，不亦难乎？"②刘知几同监修和某些史家的意见分歧，是两种历史观点的分歧。一种意见是因俗随时之义，一种意见因仍旧贯，袭用不改。汉魏已降，士人多以族望相矜，而自晋迁江左，侨立州县，南人北籍，虚引旧号，这是一种门阀制度下的思想观念和作法，如此②《旧唐书》卷九四《史臣曰》。
①《旧唐书?外戚列传》。
②《史通?因习》。
①《史通?邑里》。
②《史通?邑里》。
对待历史，致使版籍混乱，邑里难详。如，"近代史为王氏传，云'琅琊临沂人'；为李氏传，曰'陇西成纪人'之类是也。非惟王、李二族久离本居，亦自当时无此郡县，皆是晋、魏已前旧名号。"③然而正确的意见不被采纳，反而遭到耻笑。象李义琰家于魏州昌乐，已经三代，还要写成陇西成纪。真是"积习相传，寝以成俗，迷而不返"，"千载遵行，持为故事。而一朝纠正，必惊愚俗。"④传统习惯势力实在大啊！
刘知几与监修的矛盾如果仅仅是一些具体认识问题，通过疏导还有解决的希望。自然，由于刘知几自负、介直的个性，一旦正确的意见遭到拒绝，甚至嘲笑，那是无法容忍的。当时他"委国史于著作郎吴兢，别撰《刘氏家史》十五卷、《谱考》三卷。"⑤就是对史馆监修的消极反抗。
刘知几与史馆监修的矛盾并非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意见不合，而是对史馆监修大臣的工作及其修史思想的不可调和。
自长安以来，至景龙年间，先后担任史馆监修大臣的有武三思、张易之、张昌宗、韦巨源、纪处钠、杨再思、宗楚客、萧至忠等。武三思与张易之兄弟都是"专横骄纵，图为逆乱"的政治野心家。韦巨源等都是武韦集团的主要成员：韦巨源于神龙年间附入韦后三等亲，叙为兄弟，编在属籍。佞媚官爵，鱼肉百姓；杨再思为人巧佞邪媚，善于随风转舵，为了取得武后信任，多方讨好二张。历事三主，知政十余年，未尝有所荐达；宗楚客为则天从父姊之子，以拥戴则天称帝，累迁内史。后迹附韦氏，与纪处讷共为朋党；纪处讷，娶武三思妻之姊，由是累迁太府卿；萧至忠趋附武三思，神龙间，代韦巨源为侍中，寻迁中书令。宗、楚"潜怀奸计，自树朋党，韦巨源、杨再思、李峤皆唯诺自全，无所匡正。至忠处于其间，颇存正道"。①后因参与宫廷政治斗争被杀。用这些人监修国史，史馆成了一个官僚主义的衙门，成了权贵结党营私的场所。刘刘知几揭露说："凡居斯职者，必恩幸贵臣，凡庸贱品，饱食安步，坐啸画诺，若斯而已矣。夫人既不知善之为善，则亦不知恶之为恶。故凡所引进者，皆非其才，或以势利见升，或以干祈致擢。"②史馆可以"养拙"、"藏愚"，成了一个"素餐之窟宅，尸禄之渊薮"③。这样，史馆又怎么能承担起修史的重任呢？
在修史的指导思想上，刘知几与史馆监修大臣也有着矛盾。
《唐史》之成，在长安三年（703）。中宗神龙元年（705），刘知几奉令与徐坚、吴兢等重修《则天实录》，期年而毕。刘知几说到这次撰修，"虽言无可择，事多遗恨，庶将来削稿，犹有凭焉。"①刘知几所谓"遗恨"，盖指载削多不能如意，因为开始刘知几修《武后实录》，"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听"。②刘知几的好友吴兢预修《唐书》，亦深以曲笔为憾。故后来他在担任地方官期间重修《唐书》和《唐春秋》。开元十四年（726）他上奏说："臣往③《史通?邑里》原注。
④《史通邑里》。
⑤《旧唐书刘子玄传》。
①《旧唐书萧至忠传》。
②《史通辨职》。
③《史通辨职》。
①《史通古今正史》。
②《新唐书刘知几传》。
者长安、景龙之岁，以左拾遗起居郎兼修国史。时有武三思、张易之、张昌宗、纪处钠、宗楚客、韦温等，相次监领其职。三思等立性邪佞，不循旧章，敬饰虚词，殊非直笔。臣愚以为国史之作，在乎善恶必书。遂潜心积思，别撰《唐书》九十八卷、《唐春秋》三十卷，用藏于密室。"③是直书还是曲笔是刘知几同监修大臣们在修史指导思想上的根本分歧。
刘知几侧身史官，怀有踵武前修的志愿，"凡所著述，常欲行其旧义。"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与他格格不入。在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中，使刘知几深切感受到："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④刘知几的"道"和"美志"就是做一名真正的史官，坚持史家善恶必书的直书原则，写出能劝善惩恶的史书来。他认为修史是一项不朽的事业，"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⑤其基本宗旨在善恶必书，劝善惩恶。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可使后人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
但是当时的史馆违背善恶必书，也不能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这使刘刘知几的修史理想与现实史馆的矛盾达到无法解决的境地。
史馆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伴随着刘刘知几修史理想与史馆的矛盾还有刘刘知几的仕途追求与现实社会的矛盾。作为封建社会一名知识分子的刘刘知几，他也有着自己的人生追求，即自己的人生观。这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求得功名富贵，以留名青史，光照千秋。他说：夫人寓行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驹之过隙，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闻。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谅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图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称不朽乎？盖书名竹帛而已。
浦起龙在《史通通释》这段话后加了一个解释："原史之所为作也。史者千秋金镜，只从名心落想，故曰庸浅。"其后又加按说："其举意出辞，颇浅庸近俗，宜可蔓雍。"果然，到乾隆时纪昀的《史通削繁》便把上面这段话连同下面的我们经常引用的"史之为用"的论述一并作为"芜蔓"而"芟 "了。浦起龙、纪昀自以为高雅，实际上他们掩盖了实质，所谓千秋金镜的史学也就失去了现实基础。对待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希望书名竹帛，并非是一种消极的庸浅的心态，而是一种积极的向上的追求。他们沿着古代圣贤所规划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建立功名，这其中既包括了他们自己的功名富贵，也包括了献身国家建功立业。两者互为一体，追求功名，就是孔夫子也如是想如是做。"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原是孔子的话，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中引用了孔子"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这句话，亦暗示太史公立名著述之美。
但是，现实社会并没有给刘知几的仕途铺平道路，中宗时期，"韦武弄权，母媪预政。士有附丽之者，起家而绾朱紫，予以无所傅会，取摈当时。"①在当时的昏暗的政治统治下，刘知几深切感到"于是小人道长，纲纪日坏"，③《唐会要》卷63《史馆上?在外修史》。
④《史通自叙》。
⑤《史通史官建置》。
①《史通史官建置》。
①《史通忤时》。
故"仕于其间，忽忽不乐"。由于他"守兹介直，不附奸回"②的儒家知识分子的刚烈的本性所决定，又决然不会放弃自己的信仰而随波逐流，与世浮沉，因此他也摆脱不了"郁快孤愤，无以寄怀"③的苦闷境地。然而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④，不甘心默默无闻地离开这个世界。在这里，追求功名的强烈愿望同"取摈当时"的遭遇无办法调和，因而苦闷也无法解脱。
刘知几自长安二年（702）进入史馆，至中宗景龙四年（710），九年之中，"三为史臣，再入东观"。"长安二年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寻迁左史，于门下撰起居注。"这是一为史臣，一入东观（史馆）。中宗即位之后，"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兼修史皆如故。"这就是二为史臣。中宗还京不久，"驿征入京，专知史事，仍迁秘书少监。"①这就是三为史臣，再入东观。这些年，他参与修过《唐史》，重修《则天实录》等。但是，修史并没有给刘刘知几的功名追求带来多少帮助。比如神龙二年（706），武三思、魏元忠及史官太常少卿徐彦伯、秘书少监柳冲、国子司业崔融、中书舍人岑羲、徐坚等修上《则天实录》二十卷，"赐物各有差"，刘知几实预其事，盖以官卑未列名受赐。对此，刘知几自然感到不平。他援古自况，说刘炫仕隋，为蜀王侍读，尚书牛弘问他"君王待子，其礼如何？"他说"相期高于周、孔，见待下于奴仆。"牛弘不悟其言，请闻其义。刘炫解释说："吾王每有所疑，必先见访，是相期高于周、孔。酒食左右皆餍，而我余沥不雷，是见待下于奴仆也。"刘知几说，"求史才则千里降迫，语宦途则十年不进。""朝廷厚用其才，竟不薄加其礼。??位使士有澹雅若 严君平，清廉如段干木，与仆易地而处，亦将弹铗告劳，积薪为恨。况仆未能免俗，能不蒂芥于心者乎！"②言为心声。刘知几这番话道出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内心苦闷。没有比对自己事业价值的承认更重要的，但刘知几没有，隶名修史，却赏不见名。如果说受赏者皆功劳卓著，遗漏者贡献颇少，刘知几也不会难过。问题在于名实不符，功赏不副。他揭露当时的实情说："而近代趋竞之士，尤喜居于史职，至于措辞下笔者，十无一二焉。既而书成缮写，则署名同献；爵赏既行，则攘袂争受。遂使是非无准，真伪相杂，生则厚诬当时，死则致惑来代。而书之谱传，借为美谈，载之碑碣，增其壮观。"①这正是"小人道长，纲纪日坏"的具体体现。
刘知几身居史职，希望在"勒成国典，贻彼后来"②，如此既可为国家建功立业，又可使自己书名竹帛，所谓兢兢业业献身于史职的史志、史道，全在此矣。然而，小人当道，是非无准，真伪相杂，直道不存。在这种情况下，刘刘知几只有一个选择：退出史馆，走自己的路！
②《史通忤时》。
③《史通自叙》。
④《史通自叙》。原注：则天朝为著作佐郎，转左史。今上初即位，又除著作。长安中，以本官兼修国史。会迁中书舍人，暂罢史职。神龙元年，又以本官兼修国史，迄今不改。今之史馆，即古之东观也。
①以上引《史通原序》。
②《史通?忤时》。
①《史通?史官建置》。
②《史通?忤时》。
注：
刘知几：(661-721) 唐代史学家，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唐高宗永隆元年(680)进士。武则天时，历任著作佐郎、左史等职，兼修国史。唐中宗时官至凤阁舍人，暂停史职。不久又除著作郎，仍兼修国史。后参与纂修《则天皇后实录》，因与纂修大臣武三思不合，请辞史馆职，但不久又三度入馆。唐玄宗时，官至左散骑常侍。他自幼笃爱史籍，入仕后数入史馆，得以博览群籍，又洞悉史馆利弊。因和监史大臣宗楚客等屡相琲牾，不能自行其道，乃私撰《史通》以见志。他一生著述很多，还有《刘氏家乘》、《刘氏谱考》、《睿宗实录》、《刘子玄集》等。
刘秩：彭城人，刘刘知几第四子。唐朝开元末，任左监门卫录事参军事。稍迁宪部员外郎。安禄山反，上书谏阻杨国忠罢哥纾翰守潼关。至德初，（公元七五六年）迁给事中。久之，出为阆州刺刺史。唐以前，历朝政治、经济、文化等典章制度的记载均附于断代史中，分别写成“职官志”“食货志”等等，没有人从头至尾一以贯之写成一部专史。唐玄宗开元末年，著名史学家刘之几的第四子。
刘秩依照《周礼》六官的职掌，采经史百家之言，分类经次，著《政典》35卷，初具了这类专门史书的雏形，为我国最早的政书。后来杜佑（735年～812年），在刘秩《政典》的基础上进行扩充和改编，用了三十余年时间完成了《通典》二百卷，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记载了从上古直到唐代宗年间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对于唐朝（天宝以前）的记载尤其详细。此书不仅具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为后来的典章制度分类专史开创了先例。
作者：刘知己，(661-721) 唐代史学家。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他一生著述很多，还有《刘氏家乘》《刘氏谱考》《睿宗实录》《刘子玄集》等。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高宗永隆元年(680)中进士。武周时，历任著作佐郎、左史等职，兼修国史。中宗时官凤阁舍人，暂停史职。不久又除著作郎，仍兼修国史。后参与纂修《则天皇后实录》，因与纂修大臣武三思不合，请辞史馆职，但不久又三度入馆。玄宗时，官左散骑常侍。他自幼笃爱史籍，入仕后数入史馆，得以博览群籍，又洞悉史馆利弊。因和监史大臣宗楚客等屡相琲牾，不能自行其道，乃私撰《史通》以见志。他一生著述很多，还有《刘氏家乘》《刘氏谱考》《睿宗实录》《刘子玄集》等。他认为，史家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尤以史识为重要。对著史强调直笔，“不掩恶，不虚美”，表现了进步的史学思想。所著《史通》20卷，为中国古代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在中国史学史上影响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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