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龙：试析高句丽建构建国神话的时代背景与目的
李大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审、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边疆学基本理论、汉唐边疆历史及高句丽历史。
编者按：《试析高句丽建构建国神话的时代背景与目的》，原文刊发于《史学集刊》2021年第5期。本文内容为其中节选部分，注释略，引用请参照原文。
在高句丽早期历史的研究中，建国神话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研究课题，尽管学界对见于史书和碑刻中的朱蒙（邹牟）建国记述属于神话性质已经形成共识，但很多论著中对高句丽历史的诠释基本还是从朱蒙南下建国开始的，甚至依据传说来探讨高句丽族源或早期社会状况，有将高句丽早期建国神话历史化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对高句丽建国神话的研究，区分其中神话和隐含的史事自然是一项十分重要且有价值的工作。令人高兴的是，近年来对高句丽建国神话的研究从来源的探讨到内容的分析不断深入，有学者也开始关注高句丽建国神话建构目的的探讨，但有些认识似有进一步深入的必要，以便于学界正确认识和利用建国神话。本文试图围绕高句丽建国神话引出的诸多问题进行探讨，目的在于揭示该神话出现的时代背景及其所掩盖的史实，希望有助于建国神话以及高句丽早期历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壁画上的高句丽重骑兵
有关高句丽建国神话的版本，大致可以分为石刻碑文和文献记述两大类。从时间顺序上看，完整的高句丽建国神话首见于《好太王碑》，再见于《魏书·高句丽传》，晚见于《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
高句丽建国神话源自于高句丽王室对夫余建国传说的移植改造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这一认识对于诠释高句丽早期历史和社会状况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既然高句丽建国神话是移植改造于夫余建国传说，那么讨论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对于我们探讨高句丽早期历史似乎意义不大，笔者在意的是解开从事高句丽历史研究以来苦思不得其解的一系列疑问：让子孙后代“铭记”好太王的“勋绩”，为何还要移植改造夫余建国神话，来神化和夸饰朱蒙（邹牟）“天帝之子”的身份和建立高句丽政权的伟绩？即便朱蒙（邹牟）是夫余的王子，是否就可以将夫余祖先建立夫余国的神话移植到自己身上？换言之，笔者认为研究高句丽建国神话的不同版本虽然有价值，但与之相比，探讨高句丽王室移植改造夫余建国神话的时间和目的，似乎对我们搞清楚高句丽早期历史意义更大。
高句丽石雕
高句丽人何时完成了对夫余建国神话的移植改造？这可能是一个永远找不到确定答案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可以大胆做一种推论，高句丽始祖传说的创造与再创造与高句丽侵夺夫余旧地是密切关联的，好太王碑中的始祖传说构建于北夫余灭亡前后，载之以《魏书》始祖传说则再创造于东夫余灭亡前后，其一致的目的在于建立对占有夫余旧地和征服夫余旧民的合法性”。这一思路虽然不能从高句丽和夫余的兼并战争中得到谋求“合法性”的推理，但从建国神话的内容分析中是可以推断出高句丽王室移植改造这一建国神话的目的是为了确立高句丽王室在高句丽“五部”中的“合法性”，而时间只能是在朱蒙（邹牟）取得高句丽王位之后。
如果说将高句丽王室建构建国神话的具体时间定位在朱蒙（邹牟）被杀后的两汉之际还是一种推论，那么最迟在《好太王碑》和《魏书·高句丽传》所载版本出现时，其构建已经完成并完善，这是确定无疑的。《好太王碑》立碑于414年，此时的高句丽政权处于大发展的时期，符合中华大地“盛世修史”的历史传统。《魏书》成书于554年，《魏书·高句丽传》所载版本的形成应该早于此年，而从“自言”二字判断这一传说也是源自于高句丽王室是没有问题的。既然《魏书·高句丽传》中的“自言”已经阐明了建国神话的来源，那么其是否是公元435年李敖出使高句丽从高句丽人口中获知，对于搞清楚建国神话来源自然具有价值，但笔者更感兴趣的是高句丽王室何以在此时推出了比《好太王碑》所载情节更加丰富和完善的版本？面对这一问题，需要从当时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环境中去寻找答案。
既然北魏统治者如此在意自己的出身，并将自己的始祖和黄帝联系在一起构建传说，那么就不难理解为何在《魏书·高句丽传》中会出现高句丽人“自言”的建国神话，而向北魏称臣的高句丽王室尽管有夫余建国神话为本，但也不敢贸然将朱蒙（邹牟）夸耀为“天帝之子”“皇天之子”，将其更改身份降低就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当然也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即《魏书》作者在收录的时候做了一些删改，但可能性相对较小。
高句丽王室移植改造夫余建国神话的上述变化，迎合了高句丽政权王位更替和政权稳定及内外关系发展的需要，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建构完整及后期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虽然会加入一些其他因素使建国神话更加丰富以增加其可信度，但其毕竟是移植改造来的神话，再努力完善也会因为有意或无意地掩盖一些关键的历史事件而留下破绽，为我们认识高句丽政权早期历史造成困惑。
在有关高句丽早期历史的记载中，有三个重要事件和朱蒙（邹牟）有关，分别见于不同的史书记载。
其一，高句丽政权出现的时间和建立者。
其二，高句丽王权曾经出现过王系由涓奴部更替为桂娄部的情况。
其三，高句丽王改为高句丽侯及其被诱杀。
针对上述事件，前两者基本上得到了中国学者的认同，未见有学者发表论著给予质疑，唯有王莽将高句丽王改为高句丽侯及其被诱杀之事，中国学者间存在较大分歧。笔者一直认同《汉书·王莽传》的记载，并倾向于认为高句丽侯驺即是朱蒙（邹牟），但苦于缺乏有力证据而难以做出明确决断。现在通过梳理高句丽建国神话的建构过程及其目的分析，应该说可以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严尤诱杀的就是朱蒙（邹牟）。理由如下：
其一，西汉历史上诱杀边疆政权首领的事件屡次出现，见诸《汉书》等相关史书，严尤诱杀高句丽侯驺从西汉的管理制度上分析不是难事。
其二，严尤十分关注和熟悉边疆情况，对当时高句丽政权的最高首领的认定不会出现错误，即高句丽侯驺的存在是确定无疑的。
其三，《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的记载很有可能也是源自于高句丽人的记述，如是，则金富轼是被高句丽人误导了。如上述，笔者曾经认为《三国史记》有意篡改了高句丽侯驺被杀的史实，但通过对高句丽建国神话建构的梳理，并结合《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在记载此事后注明了“两《汉书》及《南、北史》”的不同记载，则金富轼的史料来源极有可能来自于高句丽人遗留下的资料，而这一资料则应该是配合高句丽建国神话的建构而做过改变，即《好太王碑》中出现的“不乐世位，因遣黄龙来下迎王。王于忽本东岗，履龙首升天”。
高句丽侯驺被诱杀，且被“传首京师”对于刚刚获得高句丽王权的桂娄部而言无疑是个沉重打击，但从王系依然保持在桂娄部朱蒙（邹牟）后裔的手中来看，其影响并非是颠覆性的，而出于政权稳定和发展的需要，掩盖朱蒙（邹牟）被诱杀的消息就成为一个必然选择。同时朱蒙（邹牟）并非战死，知道其被杀的高句丽人应该不会很多，这为高句丽王室封锁消息掩盖事实提供了可能，这或许也是高句丽王室移植改造夫余建国神话并将其最终结果改造为“履龙首升天”的最直接原因。
应该说，上述三个重要事件既是高句丽政权早期历史上的大事，同时也是高句丽政权与西汉、王莽新朝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遗憾的是，这些重大事件随着高句丽王系转移到桂娄部的朱蒙（邹牟）及其后代身上，或消失于高句丽人的记忆中，或被掩盖并神化。
神话的建构无一例外是政权统治者为了凝聚民心、维护统治稳定需要而进行的。西汉时期，高句丽和夫余是东北地区的两个主要政权。高句丽王室为掩盖朱蒙（邹牟）诱杀，同时也为树立桂娄部获取高句丽王位的“合法性”，从而移植改造夫余的建国神话，将朱蒙（邹牟）塑造为“夫余王子”。虽然朱蒙（邹牟）和“天帝之子”“皇天之子”的身份并不十分吻合，但毕竟为桂娄部取代涓奴部成为“五部”之首找到了一个强大依靠。朱蒙（邹牟）被诱杀虽然是高句丽早期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但没有对高句丽政权的发展构成决定其生死的影响，这和高句丽王室将其神化应该有着直接的关系，体现了高句丽王室非同一般的政治谋略，这或许也是高句丽政权能够称雄东北亚七个世纪之久的深层次原因。
但是，正如“一个谎话需要一系列的谎话圆谎”一样，高句丽人在移植改造建国神话的同时，也掩盖了“本涓奴部为王，稍微弱，今桂娄部代之”等历史事实，而将朱蒙（邹牟）塑造为高句丽的缔造者不仅与史书的记载存在矛盾，也出现了其他一系列难以解释的问题，如虽然“以高为氏”，但即便是《三国史记》所载的高句丽诸王也并非最初即是如此；朱蒙之前高句丽已经存在，建昭二年是朱蒙获得高句丽王位的时间还是涓奴部缔造高句丽的时间也是存在疑问的，等等。至于这些被掩盖的史实及其造成的矛盾则需要学界给予更多的关注，只有这样才能准确认识高句丽早期的历史。
由于史书记载的匮乏及考古资料难以提供直接的证据，学界对高句丽早期历史的研究存在很多困难，而残存于史书和碑刻中的一些资料则充斥着神话的色彩，搞清楚其来源和区分其中的神话和史事是高句丽早期历史研究的重要和关键性的工作。笔者对高句丽建国神话的关注已经有很多年，其间也发表过一些相关论著，以上关于高句丽人建构建国神话的探讨是近年来在拜读相关研究论著的基础上思考的结果，有些分析只是一孔之见，抛砖引玉，提出来供学界有志于此的学者进一步研究参考，希望有助于有些学者改变将《三国史记》的所有记述视为圭臬，甚至将属于传说性质的记述历史化的倾向，推动高句丽早期历史研究健康发展。
责编：朱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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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图：李满园
排版：贾忠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