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守敬的师友们---一代书法宗师和学者张裕钊

说起杨守敬和张裕钊之谊，从他们教育子女的事，就可知他们有多密切。

黎庶昌到达横滨，何子峨认为杨守敬是黎公奉调之人，便一齐到横滨去接待。到横滨见过国内来的人，发现故人张廉卿（格创）的儿子张庐沅也在，并交给杨守敬一封信，是张裕钊嘱托杨守敬为他管教其子的。这时，杨守敬知道张裕钊与黎庶昌是儿女姻家，张庐沅是黎庶昌的女婿，黎庶昌所以奏调杨守敬，是张裕钊向黎庶昌推荐的。杨守敬接待黎庶昌以后即回东京，张庐沅也随往。

第二天，黎庶昌入使馆，说了些不中听的话，认为杨守敬与张庐沅先入使馆，必定有私。杨守敬秉性方严，闻听后很不满意。便对黎庶昌申辩说，张庐沅是我同乡好友张廉卿的儿子，张廉卿有信要庐沅交给我，托我管教他的儿子。我回使馆，庐沅要与我同往，我怎么好拒绝呢？

我杨守敬与黎公素不相识，廉卿向你推荐介绍我的为人和生平，你同意了才留下我。今天初次相见，就说些坏我名声的话，你是钦使，大权在握，一手拿着朝廷要人的计划，一手卡住别人的喉咙，不像有识之士所为！我杨守敬请求辞职，不多说了。杨守敬随即收拾行李就要回国去。

黎庶昌知道自己说错了，便去找何子峨，承认自己的错，要何子峨向杨守敬解释，留杨守敬在使馆。何子峨知道杨守敬为人耿直，素怀气节，他要走，你要留，别人劝说不好的，是你说错了，就要当面向他认错，求得他的谅解。黎庶昌只好亲自找杨守敬赔礼道歉，当面讲过，并说；来日没有帮助办事的人，拟定请你鼎力相助，昨天卤莽，得罪于你，请君原谅我。后来杨守敬询问同来的随员，知道了黎的为人，又将此事跟何子峨讲了，何子峨劝杨守敬留下，以观其后，杨守敬才留下来。

到了黎庶昌与众随员谈话时，别人都站着回话，而杨守敬偏偏坐着谈，黎庶昌钦使也没说二话。

在于黎庶昌交往中，杨守敬得知黎庶昌不是城府之人，二人交往便相互信任和理解了。

黎庶昌见杨守敬在开始写《日本访书志》，很受感动，想与他合作刻《古逸丛书》。杨守敬想，既然答应留下，便要勤奋工作才是，这时就答应了黎庶昌的提议，并决心全力以赴地去完成这永古千秋的好事。

张裕钊和杨守敬为同乡学长，他曾撰书一联赠杨，可谓高山流水琴台知音：“蟠胸武库杜元凯，指掌舆图郦善长。”称赞杨守敬满腹才识博学多通，有似西晋著名将领、大学者杜预；对于历史舆图了如指掌，堪比北魏地理学家、《水经注》作者郦道元。这副赠联和文中的挽联一样，厚重典雅评价中肯，字字珠玑熠熠生辉。

蟠胸武库杜元凯    指掌舆图郦善长

杨守敬故居 张裕钊联 蟠胸武库杜元凯    指掌舆图郦善长

《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六 列传二百七十三记载：

与裕钊同时者，有杨守敬，字惺吾，宜都人。为文不足跻裕钊，而其学通博。精舆地，用力於水经尤勤。通训诂，考证金石文字。能书，摹钟鼎至精。工俪体，为箴铭之属，古奥耸拔，文如其人。以举人官黄冈教谕，加中书衔。尝游日本，搜古籍，多得唐、宋善本，辛苦积赀，藏书数十万卷，为鄂学灵光者垂二十年。卒，年七十有七。著有水经注图、水经注要删、隋书地理志考证、日本访书志、晦明轩稿、邻苏老人题跋、望堂金石集等。

这是《清史稿·文苑传》中的一篇合传，记载张裕钊、杨守敬及范当世、朱铭盘等人事迹。

“与裕钊同时者有杨守敬”，将两位鄂籍文人学者相提并论；“为文不足跻裕钊，而其学通博”，谓杨守敬主要建树在于广泛治学。“杨传”一段仅150余字，言简而意赅，将杨守敬的生平、业绩、著作及藏书等，作了较为全面而实在的介绍；高度评价“为鄂学灵光者垂二十年”，赞美之情溢于言表，一字千金，尤足珍贵。

 张裕钊（1823年—1894年），字廉卿，号濂亭，湖北鄂州梁子湖畔东沟镇龙塘张村人，晚清官员，散文家、书法家。其书法独辟蹊径，融北碑南贴于一炉，创造了影响晚清书坛百年之久的“张体”，被康有为誉为“千年以来无与比”。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中举，考授内阁中书。后入曾国藩幕府，为“曾门四弟子”之一，被曾国藩推许为可期有成者。生平淡于仕宦，自言“于人世都无所嗜好，独自幼酷喜文事”，曾主讲江宁、湖北、直隶、陕西各书院，培养学生甚众，范当世、马其昶等都出其门下。

张裕钊，生于鄂州市梁子湖畔东沟镇龙塘村张家湾的一书香世家。自幼天资颖异，青少年 时期悉力研读唐宋古文辞和历史等经世之学。尤其对宋代古文家曾巩的《南丰集》揣摩精熟，颇有心得。这就使他从青少年时代就打下了坚实的治学基础，也培养了他后来自辟蹊径、突破藩篱的书学独创精神。

道光18年（1838年），张裕钊时年16岁，应县试考取秀才。道光26年（1846），于湖北乡试中举。道光30年（1850年），张入京会试落第，后参加考选国子监学正。既而中选，官授内阁中书。这次考选的主试官为曾国藩，因张文似曾子固而奇之。张氏后趋游于曾门，与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等被人合称为“曾门四学士”。

张裕钊在京供职两年，官职不显。目睹官场腐败，但以书文自娱，后弃官南归。1852年，张裕钊受聘主讲于武昌勺庭书院落。1854年，曾国藩进兵湖北，闻裕钊在鄂，遂召入戎幕参办文案。此后相从十余年，同僚各有升达，唯张氏“独以治文为事”，并不热心于政治，故始终未得一官半职。最后终于绝意仕途，转而致力于教育、文学和书法的研究。自1871年起，张氏先后主讲于江宁（今南京）凤池书院，保定莲池书院，武昌江汉书院，襄阳鹿门书院。直到光绪18年（1892年），张氏已70高龄，始由其子后沆、后浍从襄阳鹿门迎养至西安。1894年正月十四日，于西安寓所逝世。

张氏一生桃李满天下，从学门徒较负时望者有范当世、张謇、姚雪臣、朱铭盘，日本宫岛咏士等多人。许多门生后来成为学者、诗人、散文家、书法家和实业家，在政界文坛各负盛名，卓有成就。其中日本弟子宫岛咏士追随裕钊先生8年，奉学惟谨，于书法得益犹多。张辞世后，宫岛咏士回国创办“善邻书院”，传播张氏之学，使张氏书体在日本衍为流派，至今不衰。其弟子姚雪臣在河北省南宫县的历代传人有姚景贤、董毓明、张自旺、张智霖。南宫县张裕钊的传人较多，已多次举办张裕钊流派书法展。

张裕钊书法艺术造诣极深，其源于魏晋，突越唐人。济刚柔俊逸于毫端，创造出一种内圆外方、疏密相间的独特书法。具有劲拔雄奇、气骨兼备的特色。张氏在运笔、转指、用墨、用水等技巧方面，皆有其独到而突出的方法。以中锋运笔，饱墨沉光，精气内敛。“笔画以斜为正，结体似圆实方，匆匆落笔的手稿，更无意为方为圆而方圆自得”。（陈方既《张裕钊书法艺术的主要特征》）故章太炎曾为之赞叹不已：“先生书世传宝，得此真如百斛明珠，尢与他人相绝”。张氏一生桃李满天下，从学门徒较负时望者有张謇、日本宫岛咏士等多人。

论学，继承桐城余绪，认为汉学“枝辞碎义”，“穷末而置其本，识小而遗其大”，宋学“专从事于义理，而一切屏弃考证为不足道”（《复查翼甫书》、《与钟子勤书》等），主张“学问之道，义理尚已。其次若考据、词章，皆学者所不可不究心。斯二者固相须为用,然必以其一者为主而专精焉，更取其一以为辅，斯乃为善学者”（《复查翼甫书》）。张裕钊为文，推尊桐城义法，言“不信桐城诸老绪论，必堕庞杂叫嚣之习”（姚永朴《旧闻随笔》）。又师承曾国藩，力救桐城派古文气弱之失，强调“文章之道，莫要于雅健”（《答刘生书》）。故其行文思力精深，张裕钊也能作诗，多牢骚抑郁语，如《读史》等。亦有忧愤国事之作，如《孤愤》、《与友人夜话》等。

张裕钊的书法亦名重一时，有《张廉卿先生论学手札》等墨迹多种行世。主要著作有《濂亭文集》8卷，《濂亭遗文》5卷，《濂亭遗诗》2卷。1916年，裕钊后人重刻文集，与遗文、遗诗，合为《濂亭集》 。有影响的作品有《重修金山江天寺记》、《屈子祠堂后碑》、《黄孺人墓志铭》、《重修南宫县学记》、《论学手札》、 《滕王阁记》 、《蒯氏墓碑》、《赵充国颂》、《古诗帖》等。

入曾国藩幕府，与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并称为“曾门四弟子”，被曾国藩推许为“可期有成者”。生平淡于仕宦，自言“于人世都无所嗜好，独自幼酷喜文事”。曾主讲江宁、湖北、直隶、陕西各书院，培养学生甚众。能作诗，有忧愤国事之作，如《孤愤》、《与友人夜话》等。书法艺术造诣极深，亦名重一时，其书体称为“张字体”，有《张廉卿先生论学手札》等墨迹多种行世。喜收藏图籍，与藏书大家如杨守敬多有往来，和江浙藏书家蒋光焴甚为密切，他曾记载：“蒋君寅昉好读书，藏图籍数十万卷。遭粤贼陷浙东西，出走海上，沂江以至於楚，转徙江汉之间，然必以其藏书自随，不少时委去，盖好之至也。”《古逸丛书序目》称，影宋蜀大字本《尚书释义》为武昌张廉卿所藏。收藏到名本亦亲加校勘，经他校刻之本，时称精善。编撰《高淳县志》28卷，著《濂亭文集》、《濂亭遗文》、《濂亭遗诗》等。1916年，裕钊后人重刻文集，与遗文、遗诗，合为《濂亭集》。

（张裕钊简介来自头条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