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亦载道”：钱基博的兵学思想(1)
作者：上海社科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 束赟
今人多因其子钱锺书而知钱基博，殊不知钱基博学问亦是诂经谭史，旁涉百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军事理论的研究。视钱氏后来的军事著作，可以发现他既深谙中国兵书，也熟知西方现代军事著述，此外对国外诸多报纸上的最新军事动态与军事理论也颇为关注。他提出，以新的知识与境遇来重释“古”道，所谓“知新以温古”；另一方面，知晓“古”的最终目的又是应对“新”的世变，即“本经常之道，应时世之需”。
“镇方扰之人心，延国命于垂绝”:作为军事理论家的钱基博
晚清民国是中国军事思想极为繁盛的时期。这种繁盛首先缘自近代战事的繁巨与国事的衰微。雷海宗曾经指出，近代中国的危急局面在历史上仅有汉末魏晋时的大破裂与之相似，但汉末侵入中国的武力与文化是分开的，武力属于五胡，文化来自佛教，而近代的两种强力则均来自西方，并于一身进攻中国（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在西方文化与军事的双重逼迫之下，引发了一种军事理论上的反弹，谈兵成为救亡图存的重要环节，兵学研究也一扫有清一代的颓势，西方军事理论大量引入，传统兵学得到新的阐释，中西军事思想也有了较多的会通。在此种潮流中，有一位重要的、也是常被忽视的军事理论的研究者——钱基博。
钱基博（1887—1957），字子泉，又字哑泉，别号潜庐，江苏无锡县人。今人多因其子钱锺书而知钱基博，殊不知钱基博学问亦是诂经谭史，旁涉百家，其自谓“集部之学，海内罕对；子部钩稽，亦多匡发”（《潜庐自传》）。更重要的是，钱基博并不仅仅是独抱遗经、湛深古学的儒生，更是通经致用、志欲匡时的志士。钱氏年轻时也有过一段戎马生涯。1911年11月无锡光复，成立锡金军政分府，钱基博即参与其中。次年，应同乡顾忠琛之邀，出任苏浙联军援淮司令部军佐（代理副官长），少校参谋。南北议和成功后，继任改编后的陆军第十六师中校参谋。1913年，十六师司令部取消，钱基博调任都督府参谋，8月授陆军少校，加中校衔。同年，二次革命失败，赵秉钧、冯国璋皆以秘书相招，钱基博认为，“文章不以经国，而莠言乱政，匪所思存，谢不往也”（傅宏星《钱基博年谱》）。从此投身教育，再无任军队职务。
这段军事经历使钱基博对兵学有了较多的感性与学理认识。1912年冬，感慨于当时军人之不学无术，钱基博翻译了日本参谋本部所颁发的“参谋须知”并加上了一些中国兵家理论，作《参谋论》，刊登于上海《民立报》。其中列举了参谋官平日所需研究内容，包括：战时诸勤务、军队平时及战时编制之法、战法兵书、战术战史，以及外国语、地理政志、列国大势等（《参谋论》，见《潜庐经世文编》）。钱基博亦是以此标准要求自己。检视钱氏后来的军事著作，可以发现他既深谙《言兵事书》《李靖兵法》《纪效新书》《兵法百言》等中国兵书，也熟知克劳塞维茨、毛奇、鲁登道夫、卓莱、杜黑等人的现代军事著述，此外还对《泰晤士报》《纽约论坛报》《东洋经济新报》《德国军事周刊》等报纸上的最新军事动态与军事理论颇为关注。
抗战开始之后，钱基博重拾兵学。1938年，南京沦陷，国军败绩，天下汹汹，士无靖志。钱基博于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开课，讲授《韩非子》《孙子》，志在“镇方扰之人心，延国命于垂绝”。1939年，应国民党抗日干部培训班教育长李默痷将军之请，钱基博赴南岳为抗日将士讲说《孙子兵法》，1945年1月，钱基博赴湘中前线，讲《孙子兵法》两日，每次两小时，听者五百余人（见《孙子今说》）。钱基博一系列的军事学著述也是在此时完成的。《孙子章句训义》于1939年初版，后又增订新战史例，于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再版。又与浙大教授顾谷宜合作，顾由英文本迻译《战争论》，钱基博则“返之我国，验之当前，观其会通”，作《德国兵家克劳山维兹兵法精义》，1937至1938年间发表于《国命旬刊》，1941年由江西合作社出版（今仅见上册）。另有《非武器之游击》《日人何以为战》《论沦陷区之武装民众》《此次大战中之苏英法美德日意八国战略类型》等一系列发表于杂志刊物上的文章。此外，还有钱基博于1945至1947年所著约40万字的《欧洲兵学演变史论》以及仿照陈亮《酌古论》写成的《酌今论》两本兵学著作，今已散佚，甚是可惜（傅宏星《钱基博兵学佚著汇考》）。
“本经常之道，应时世之需”：钱基博的研究方法
钱基博论兵，文辞雅驯，意气凌云，读之令人神旺。但钱氏的军事理论并非传统纲理疏阔的书生论兵，而是有一套较为通贯的研究方法。兵法可分两类，一类为“节制”，即部署训练之法，属于军政。此类传统兵法在近代多被弃掷不论，例如在张之洞《书目答问》中即不录《登坛必究》《武备志》等，认为其中的营阵器械，古今异宜，而称道《克虏伯炮说》《水师操练》《防海新论》等西方兵书。另一类为“权谋”，即战争攻守之方，属于战略战术。《孙子兵法》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均属此类，钱基博和整个晚清民国时期的军事研究也集中于此。但冷兵器时代的战略战术在近现代战争中是否还有意义，在当时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钱基博首先肯定了《孙子兵法》等中国传统兵学的现代意义。他认为面对世变，一方面要学习“新”，以新的知识与境遇来重释“古”道，所谓“知新以温古”；另一方面，知晓“古”的最终目的又是应对“新”的世变，即“本经常之道，应时世之需”。钱基博以此方法从《战国策》臧否对外之政策，从《周易》发扬面对困厄之精神。在军事研究中，对于《孙子》，钱基博以近代军事术语新解经典理论，对克劳塞维茨、毛奇、鲁登道夫等西方现代军事理论，钱氏则是以中国传统兵学加以疏解。这种军事理论研究路径的开创者为蒋百里，1914年蒋百里发表《孙子新释》，在对“计篇”的阐释中融入了西方近代军事理论。此后，民国研究《孙子》者多取这一路径，如萧天石的《孙子战争理论之体系》、李浴日的《孙子兵法新研究》、徐庆誉的《孙子兵法与现代战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