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安大简“要翟”的错误解读问题》论如何看待出土文献及传世文献

今日海量的出土文献，尤其是近几十年大量的简帛的出土，使得“重构”成为一个上古研究中的热门词汇，而各种“新解”更是层出不穷。这就牵涉到怎么看待出土文献及传世文献这一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1、王国维先生对于殷王世系的考证证明了《史记》的记载基本正确。而司马迁未见过甲骨文，这足以说明历代典籍记录虽经战乱及秦火仍保持了惊人的准确性。2、除补佚书外，“五经”类出土文献及传世文献亦大体一致（除清华简《尚书·金縢》、上博简《大戴礼记·武王践阼》、马王堆《周易·系辭》于勘误价值较大），而多有传世文献比出土文献更合理者，如我在《论安大简“要翟”的错误解读问题》中所论，这说明汉初诸儒对于各种版本进行学术考证的严谨性。

怎么看待出土文献及传世文献，必须考虑到文献的具体性质。比如甲金文献可以作为一次文献，这些文献是传世文献的来源多可直接用来纠正传世文献。简帛里面的文书也可以直接用来纠正传世文献。但是简帛里对战国之前文献的传抄本属于二次文献，在用以纠正传世文献时要特别注意，必须从音韵、文字、训诂、考古及相关史实等方面综合分析。像当年《战国纵横家书》一出，就被称为“太史公未见过”、“中国上古史要重写”等等，这个问题就是没有搞清楚这是太史公没见过的还是太史公的抛弃的材料，另外即使太史公没见过那就是可靠的材料么？今日虽然能见到很多汉人没见过的材料，但汉人也见过很多我们没见过材料。所以对待简帛文献（除文书类）要特别审慎。而简帛文字之辨认研究者多称极难，因其字形多非常随意，可知讹、漏、羼亦当属自然，因此不可单单据此而校勘。

诗学文献的校勘对于音韵学的要求最高。除了本身表现形式的需要外。这一方面是音韵融入了社会交流中，如金文及传世文献中“言”、“音”通用的例子非常多，正如孔子谓，不学诗，无以言。另一方面，是社会也对音韵有着特别高的评价，如《礼记·乐记》云“乐者，天地之和也”，又云“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所以如果对音韵学没有一定的了解，就没有办法进行诗类文献的研究的。当然现在很多学者信口开河，不懂装懂已经成为风气。这也是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