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曲园与袁子才 | 顾农
袁枚（左）与俞樾
钱锺书先生说：“俞曲园《春在堂随笔》卷十论随园纪游册，亦不甚以子才之狎亵为然；曲园之于子才行事，几若旷世相师，惟左右风怀，则殊勿类。”（《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7页）
按，俞樾（字荫甫，号曲园，1821～1907）与袁枚（字子才，1716～1797）最为相近的一点是他们都早早地就退出了官场，在城市中建一园林，很惬意地去做自己的文学和学术事业。袁枚早年在科举场中发展非常顺利，很早就中了进士，入翰林院，外放为知县，这种出身本来很可能迅速升迁，但他在三十三岁（乾隆十三年，1748）就主动辞官了，从此隐居于南京随园，“优游其中者五十年，时出游佳山水，终不复仕，尽其才以为文辞诗歌。”（《清史稿》卷四九二本传）俞樾退出官场也相当早。他原来在科举场中也是一帆风顺的，三十岁就中了进士，入翰林院，咸丰六年（1856）钦点河南学政，到河南各地主持科举考试。不料其间出了一个大纰漏，他出了一道“截搭题”，题面作“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原文是“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见《孟子·梁惠王下》），无君而有我，这是什么话？很快被人告发，遂受到“革职永不录用”的严厉惩罚。从咸丰九年（1859）起，他寓居苏州做自己的学问，前后将近五十年，著作甚夥，门人极多。
袁枚与俞樾都在功成名就以后迅即退出官场，而又没有潦倒，遂能获得半个世纪的时间来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或创作，或研究。这样的幸运儿在历史上并不多见。
钱锺书先生又说：
按曲园《日记》残稿：“光绪壬寅三月十六日：有谓以鄙人比随园，亦未敢退居其后。”汪康年《穰卿遗著》卷四《说名士》一文痛诋曲园，中谓“尤可耻者，则一生步趋随园，而书中多诋随园，亦见其用心之回邪也”云云。（前引书，第309页）
古人多有喜欢占领道德高地苛评前人者。现在看去，袁枚是大有成就的作家、诗歌评论家，俞樾是大师级的学者，后人不必多加苛责，认真拜读他们的书可也。
补记：
所谓“截搭题”乃是八股文时代的一种考试怪胎。八股文的题目来自“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常见的题目都有现成的范文可以袭用。为了防止单靠背诵功夫来混取功名，主考大人出题时可以“截搭”：把“四书”原文中上一句的后几个字同下一句的前几个字分别截取下来，再硬搭上作为题面。这样随意录出而确曾在原书中连续出现过的几个字是讲不出意思来的，如此则考生就不容易看得懂，更无从抄袭成文，只好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临时敷衍出一篇八股文来。题目根本就是不通的，而考生必须大谈对此的阐述发挥，实在是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八股文的腐败最突出地反映在这里，而在当年却曾经横行无忌。俞樾因为担任学政，只得做了一次这等无聊之事。
本文刊于2018年8月21日《文汇报 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