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 |“这本书也是个避难所，我常躲入另一个时空寻求慰藉”
118年前的今天，1902年12月17日，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遭到破坏的京师大学堂恢复开学，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指派吏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吴汝纶和辜鸿铭任正副总教习，严复和林纾分任大学堂译书局总办和副总办，各个方面开始步入正轨。先设速成、预备两科。速成科分仕学、师范两馆，预备科分政科及艺科，创办于1862年洋务运动期间的京师同文馆也并入大学堂。
作为康有为、梁启超所领导的戊戌变法“新政”改革举措之一，京师大学堂创办于1898年7月3日，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梁启超代为起草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为其立校之本，其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国立高等教育的开端。
百余年后，前身为京师大学堂的北京大学之毕业学子许知远，受到梁启超之精神感召，把对眼前这个巨大的转折年代的担忧与期待，都投射到《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这本书的创作之中。这部传记，有他回访与重塑历史现场的努力，更有他对今天的反思与质疑。“我希望这三卷本的传记成为一部悲喜剧、一部近代中国的百科全书。我期望它能复活时代的细节与情绪，展现出几代人的焦灼与渴望、勇气与怯懦。”
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一书序言，感受两代学人间奇妙的精神共振。
一个青年变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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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正盯着我。他鼻正口阔，短发整洁而富有光泽，由中间清晰地分开，竖领白衫浆得笔挺，系一条窄领带，嘴角挂有一丝骄傲，眼神尤为坚定。
这该是他三十岁左右的样子，拍摄地可能是横滨、墨尔本或是温哥华。他动员散落在世界各处的华人商人与劳工捐献资金，组织起来，营救受困的皇帝，建立一个富强的中国。几年前，他还是个脑后拖着长辫的举人，如今已经展现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风貌。
在城市之光书店的书架上，梁启超与络腮胡须的印度诗人泰戈尔，以及一位裹头、皱眉的男子并列在一本书的封面上。我翻开书，得知裹头男子名为哲马鲁丁 · 阿富汗尼，一位来自阿富汗的思想家。他们三人是 20 世纪初亚洲知识分子的代表，目睹各自帝国的瓦解与西方的压力，分别以不同方式帮助祖国重获自尊。
《From the Ruins of Empire: The Intellectuals Who Remade Asia》
Pankaj Mishra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2
它引发了我的兴趣。这是 2013 年深秋，我刚过三十七岁，厌倦了新闻业的碎片与短暂，想寻求一种更辽阔与深沉的表达，从北京搬到旧金山一带也是这种寻求的一部分。随之而来的闲暇里，哥伦布街上的城市之光书店成了消磨时光的最佳去所。我喜欢它丰富的世界文学书目，二楼 poetry room 的寂寥，以及橱窗上凯鲁亚克的黑白照片。这家书店不仅是“垮掉一代”作家的发源地，代表着自由不羁的文学趣味，还身处两个世界的交汇地。它背后的唐人街的历史足以追溯到 19 世纪中叶，大批广东人和福建人因淘金潮来到这里，成为这座城市的最初缔造者之一；斜对面是“小意大利”，在那家令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流连的小咖啡馆里，黑咖啡与老式点唱机尤其令人着迷。
与梁启超的偶遇，特别是他目光之坚定，令这种模糊的寻求清晰起来。为何不写一部他的传记，借此追溯近代中国的转型呢？它肯定足够辽阔与深入，也与我的个人经验紧密相连。
许知远花了五年时间写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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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梁启超 1873 年生于广东一个普通的乡村时，清帝国正处于最后的平静时期；当他 1929 年在北京去世时，帝国早已瓦解，新生的共和国仍处于动荡之中，尽管他昔日的政治对手国民党名义上统一了中国。社会变革席卷了每个角落：昔日的缠足女人走入学堂，探讨“娜拉出走后怎么办”；阅读报纸、杂志成了日常习惯，人们在茶馆里、饭桌上谈论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消息；戏台上的名角们将《定军山》《长生殿》留在电影屏幕与密纹唱片上；因为火车、轮船、电报的普及，再遥远的乡村都可以感到时代之脉搏。思想的变化更是惊人，尽管很多人熟记四书五经，遵从三纲五常，如今却宣布抛弃整个传统，要写白话文，追求个人自由。曾自成一个天下的荣光与傲慢被屈辱与自卑取代，人们饥渴、不无盲目地寻求日本、英国、德国、美国甚至印度的观念的滋养。
梁启超经历着这一切，同时是这种转变的积极参与者。他是一位行动者，二十五岁就卷入百日维新的旋涡中，流亡至日本后又参与策划自立军起义。他在袁世凯与张勋的两次复辟中挺身而出，成为再造共和的关键人物，还是中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幕后推动者。
他是个思想者，倘若你谈论中国现代思想的形成，科学、经济学、佛学、法学、政治思想、小说理论……几乎没有一个领域能回避他的影响，他甚至往往还是开创者。他更是个书写者，自 1896年出任《时务报》主笔以来，他在三十三年时间里，不间断地写下至少 1400 万字，涉及时事批评、战斗檄文、组织章程、诗词小说、学术专著、演讲、人物传记……几代人如饥似渴地阅读他的作品，20 世纪的历史性人物——陈独秀、胡适、毛泽东——都列居其中。
我也是他的读者，并生活在他缔造的传统中。我就读的北京大学其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他则是大学堂最初的章程起草人。我进入新闻业后，他更是一个无法忽略的存在，他也很可能是中国最伟大的新闻记者，没有谁能像他一样，用笔与报刊参与了如此多的变革。
但我感觉，在历史书写中，他至关重要却又面目模糊。他的政治与思想遗产仍强有力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他对现代中国的构建与想象还占据着公共讨论的中心，“新民说”仍是日常语汇，流行偶像则把“少年强则中国强”写入歌词。但他的思想与性格、希望与挫败，他的内心挣扎和与同代人的争辩，却很少得到充分的展现与分析。
在世界舞台上，他更是被低估的人物，他理应进入塞缪尔 · 约翰逊（Samuel Johnson）、伏尔泰、福泽谕吉与爱默生（Ralph Emerson）的行列，他们身处一个新旧思想与知识交替的时代，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存在，唤醒了某种沉睡的精神。即使置于自己的时代，梁启超也该进入全球最敏锐心灵的行列。这些人看到一个技术、民族主义、全球化驱动的现代世界的到来，在希望与挣扎中摇摆，梁启超则从中国语境出发，回应了很多普遍性问题，对于科学、民族主义、个人精神都作出独特判断。但与用英文写作的泰戈尔不同，他未被中国之外的读者广泛认知。
这种情况与近代历史的动荡和断裂有关，也受困于中文历史书写的特征。梁启超自己也曾尝试开启现代传记写作，这一传统从未真正扎根于中文世界，没有一位中国人像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观察约翰逊博士那样描述一个人，更不会像爱默生一样笃信“没有历史，只有传记”。个人更像是历史潮流的产物，而非自成一个世界。
这也与观察角度有关。梁启超常常仅被置于中国自身语境中叙述，很少被放在世界维度中，但他其实是上一波全球化浪潮的拥抱者，在轮船、电报、铁路、印刷术构造的现代网络中游刃有余。他在横滨编辑的杂志被偷运到国内，给一代人展现了崭新的知识与思想。他的足迹遍及日本、大洋洲、美洲与欧洲，所到之处受到海外华人的热烈欢迎，当地政要与新闻界对他趋之若鹜，认定他握有中国的未来。他在华盛顿会见了西奥多 · 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在纽约拜访了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邀请罗素（Bertrand Russell）、杜威（John Dewey）访问中国，在战后的欧洲与柏格森（Henri Bergson）探讨现代性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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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9 月，在被书架上的梁启超注视了两年之后，我写下第一行字。接下来的三年里，这次写作变成了一桩彻头彻尾的苦役。
这个旅程比想象的更为艰难。梁启超的作品以及他参与的政治、社会转型的广度与深度，都令人望而生畏，个人与时代之关系也难以把握。英国作家菲利普 · 圭达拉（Philip Guedalla）的警告始终在耳边回响：“传记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区域，北面的边界是历史，南面是小说，东方是讣告，西方则是冗长沉闷。”
对于在西方思想与文学滋养中成长的我来说，汉学与宋学之争、公羊学的兴起是一片充满荆棘的森林，甚至仅仅文言写作就让我头痛不已。清代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终结时刻，是吃力而盲目地拥抱新潮流的一个开端。我受困于中国历史书写对个人情绪与性格的习惯性忽略，使得作为儿子、丈夫与朋友的梁启超在个性的展现方面显得过分单薄。
出于畏惧，最初的计划被拆解成三部曲。这一卷有关他的早年岁月，从出生到戊戌变法的失败，短短二十五年中，他从一个边陲之地熟读四书五经的少年，蜕变为将孔子改制与明治维新嫁接一处的年轻变革者。他的敏锐开放、自我创造与行动欲望，在这个时期展现无遗。他不顾功名等级的限制，拜入康有为门下；在上海的四马路上，他驾驭印刷资本主义的新浪潮，成为一种新文体的开创者。他迫不及待地将思想转化成行动，是公车上书的策动者之一，并在学堂中鼓动年轻人的反叛意识，随后卷入百日维新的派系斗争。
不管梁启超多么杰出，未来将怎样声誉卓著，此刻仍是历史的配角，作为狂生康有为的主要助手出场。在彼时的中国学术与权力地图上，他们都是边缘人。但边缘赋予他们特别的勇气，令他们成为既有秩序的挑战者。这也是历史迷人之处，即使人人都受制于自身环境，自由意志仍催促一些人脱颖而出，成为异端与反叛者。倘若你不理解 19 世纪末的政治与文化转型，不了解一个帝国晚期读书人怎样应考，怎么理解外部知识，听什么戏，朋友间如何通信、宴请，审查之恐惧如何无处不在，你就很难体味这种反叛之价值。
地域特性就像时代氛围一样，给个人打上鲜明的烙印。我在茶坑村散步，品尝了以陈皮制作的各种菜肴，一个夏日午后坐在残留的广州万木草堂一角发呆；在衰落的福州路上想象报馆与青楼林立的昔日繁盛，在夜晚的火宫殿小吃摊上，猜测梁启超刚抵达长沙的心情；或是在北京的法源寺外闲坐，想象他与谭嗣同、夏曾佑热烈的青春……很可惜，在一轮轮的拆毁与重建中，历史现场早已面目全非，你只能依赖想象力，尽管它常不可靠。
写作不可避免地带着当代意识。在触发这本书产生的旧金山，梁启超也曾在一个世纪前到来。他四处演讲，出席宴请，接见华人领袖，还品尝了一种叫王老吉的饮料。他感受到这里的人“爱乡心甚重”“义侠颇重”，更看到了不洁的街道、林立的宗派、政治能力与现代德行的缺失。他感慨，若把“自由、立宪、共和”的理念和制度引入中国，可能像是夏天的裘皮大衣、冬日的葛布单衣——“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如果不能塑造出一种“新民”、一套新的价值观，任何变革都是无效的。一个世纪过去了，华人后代中有一位成了市长，另一位买下了曾鼓吹排华的《旧金山纪事报》，这座城市开始热烈期待引入中国投资人……但走在此刻的唐人街，你会感到梁启超的一些忧虑与困惑仍顽强地存在着，能激起回响，已经获得富强的中国也在探寻某种内在与外在的秩序。
梁启超那一代人也面临一个加速度的、技术革命与知识爆炸的时代，他应对这些变革时的勇敢与迷惘，激起了我强烈的共鸣。这本书也是个避难所，我常躲入另一个时空寻求慰藉。在经常令人厌倦的写作中，意外的惊喜也不时涌来。我感到自己日渐笃定，甚至生长出一种新的雄心。我越来越希望这三卷本的传记成为一部悲喜剧、一部近代中国的百科全书。我期望它能复活时代的细节与情绪，展现出几代人的焦灼与渴望、勇气与怯懦。当梁启超成为声名鹊起的主笔时，比他年长四十五岁的改革者王韬已走到了生命的最后岁月，他看着自己一生呼吁的理念正展现在这个年轻人的报纸上；同样阅读这份报纸的还有安庆的少年读者陈独秀，二十年后，他将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在 1898 年北京躁动的夏日里，身经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太平天国运动、甲午之战的李鸿章，旁观着康有为、梁启超这两个青年过分活跃的举动，心中不屑却又暗自钦佩。人性之弱点与光辉，个性之必然与命运之偶然，彼此交织。那些相濡以沫的同志，在历史考验面前也经常反目成仇，彼此疏离，然后在人生下一个路口再度交汇。
第一卷即将完成时，我读到了博尔赫斯对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评论，在他眼中，阅读这本书仿若“投身于并且幸运地迷失在一部人物众多的长篇小说里。其中的人物是一代又一代，剧场就是整个世界，而其漫长久远则是以朝代、征服、发现以及语言和偶像的嬗变来计量”。我很期待，这三卷本完成时，我的读者也能有相似的感受，如果你尚未在这一卷中获得，就请耐心地等待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