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清华的99种方式│范梓腾：在社工与科研的平衡中思索前行
编者按
清华求学数年间，在考试周期间的坚强求生，在学生节与DDL之间的痛并快乐，在毕业论文与工作申请间多线作战，当离开清华的时候，这些毕业生留下了怎样的故事？他们走上职场后获得了怎样有趣的经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倾听学长学姐们讲述最真实的生涯故事，分享离开清华的99种方式。
在清华大学就读9-10年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曾经在“知乎”上刷屏的提问，如果让我现在回答，我可能会说：这九年求学生涯就是一个不断颠覆自我对职业生涯规划的过程。
时间回到2011年初入清华园时，当时的我很难想象2020年的自己会以从事学术研究的方式开启职业生涯。实际上，直到在清华求学的最后2-3年，我都以为自己会在毕业时选择前往公共部门。之所以形成这样的一种职业规划认知，可能原因在于，从入学时起，学生工作和社会实践就成为了我课外活动的一个主要构成，直到2018年出国访学以前，在大多数时候，我在每个学期都会同时兼任2份不同的学生工作，在“四大组织”（团委、学生会、科协、TMS协会）中也都承担过主要的骨干工作，既借教室、写新闻稿、设计海报、运营公众号，也举办党团活动、组织学生节，承办知识竞赛，组织社会实践和校园讲解。在这样的环境下形成去公共部门就业的职业规划认知似乎是理所应当的。但是，每当回顾自己为什么会在博士期间最终完成职业规划的转变，我想，可能恰恰是因为一直以来的学生工作经历驱使着自己在学生时代的最后时刻坚定地做出了从事学术研究的这一选择。
其一，参与学生工作让我习惯于在细节中磨练心性。正因如此，“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的学术生活，我是安于其中，乐得其所的。其二，参与学生工作让我习惯于在社会调研中培养公共问题意识。正因如此，对公共问题的刨根问底总是能让我兴趣盎然。第三，参与学生工作让我得以在实践中亲临公共组织的现实运作。正因如此，我得以身临其境地不断深化对理论学习的认识。
图丨与学生会的同学们
在细节中磨练心性
学术研究的书斋生活不仅意味着研究者可以自由灵活地把握工作时间，还同样意味着研究者需要能够耐得住寂寞，坐得了“冷板凳”，持续性地创造和输出。不过，没有第一生产力deadline的推动，我们都很可能成为所谓的“拖延症”患者，“明日复明日”地把雄心壮志无限期延后，最后只得在每天深夜时刻挑灯夜战，试图去抚平因为白天的碌碌无为而带来的心绪不宁。
学术生活实际上是精彩纷呈的，并非如表面上看起来那般平淡如水。它的精彩可能来源于在实证分析中用数据验证了你的猜想假设，可能来源于在社会调研中找到了困扰已久的问题答案，也可能来源于你的研究成果终于得到匿名评审人的认可。当然，惊心动魄同样存在。也许，当你花费了大量心血收集完数据后，发现实证结果与你的理论构想南辕北辙。也许，当你没日没夜与团队成员设计好实验方案并付诸实施后，突然发现有一个关键性的内生性问题之前没有考虑。也许，当你投稿顶刊并且已经和匿名评审人鏖战了3-4轮时，主编最终还是“十动然拒”。常听前辈们说，精彩纷呈和惊心动魄通常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比如说，当你在R&R时，只要主编没有拒稿，就意味着还有机会发表。但是，这同样意味着，只要主编没有接收，就依然有可能拒稿。我想，这样一种“平静水面下暗流涌动”般的生活，需要学者能够耐得住性子。所谓耐得住性子，不仅仅指的是持之以恒的坚持，还指的是可以在起起伏伏中保持乐观而平稳的心性。虽说自己距离达到这样的一种理想状态还差着“十万八千里”，但是学生工作的经历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我在这方面的先天不足。
在这方面，大一年级的“借教室”让我印象最为深刻。无论是举办何种类型的活动，都需要由组织者提前借好场地和教室。然而，那个时候的信息系统应用并不像现在这样普及。因此，每次借教室都要依靠人力跑动。首先需要拿着纸质申请表找辅导员确认，之后到团委办公室审批，再拿着审批通过的表格去“四教”确定教室号码。最后，再拿着这个确定后的教室号码前往C楼投递。然而，在一次借教室的过程中，我却险些导致活动无法如期举办。原因在于，我在填写教室借用时间时，错误地使用了12小时制，把本该晚上9:00举办的活动写成了9:00，这使得教室管理员把我们的教室借用时间也相应地分配在了早上这个时间段。而实际上，如果我以24小时制的方式来填写，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误会。所幸我在活动举办前一天去了趟C楼，并在和老师复查信息时才发现这一问题，而恰好当天晚上该教室也没有被其他活动所挤占，因此我得以逃过一劫。时至今日，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在现场发现这个问题后，我的头“砰”地一下就大了。这次有惊无险的经历看似琐碎，但是却总会时不时地提醒我自己，遇事处事时要多一分着眼细节之处的耐心。
图丨做学术报告
在调研中培养公共意识
我的博士所学专业是公共管理。之所以在“保研”时选择了它，并在之后一直坚持在这一领域开展研究，我想是与我在学生工作中的社会调研经历密切相关的。开展公共管理研究的一个核心前提就是研究者要对公共问题足够敏感，并抱有热情。
图丨参与社会调研
在这方面，每学年寒暑假期依托学生组织所开展的聚焦于村镇一级的基层社会调研活动让我得以在不断地参与中逐步形成对公共问题的基本认知和研究兴趣。实践所遍布的足迹不仅包括陕西、贵州、广西、福建、四川、湖南等国内基地，还远赴海外，如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仔细回想，作为一名学生，也许我们的实践活动并不能够如预想的那样真的给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实质性推动和改变，但是至少在这样的一个反复“接触-思考-再接触-再思考”的过程让我得以逐渐有意识地思考一些具体的公共问题：它带来了哪些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它的成因又是什么？我们又可以如何去解决它？虽然那时候的种种思考和尝试都还只是处于一个比较表象的层面，关注的领域也相当发散，但是正是这样一点一滴的积累最终形成了我对公共管理研究的志趣所在，并抱有强烈的价值认同。
在实践中深化理论认识
相信每一位做社工的同学都或多或少地心存疑问，社工和科研是不是就是二者不可得兼，顾此而知彼的关系呢？我们都知道，参加学生工作，举办各种类型的文娱活动，处理纷繁复杂的行政事务都是需要占用一定时间的。“夜总会”也并不只是说说而已。其实，我也时常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在每次举办大型活动的最后1-2周时间里，学生组织中的骨干和我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奋斗到很晚。有时结束后还会再去吃点儿宵夜。因此，说组织学生活动不会占用个人时间肯定是不现实的。但是于我而言，这种个人时间的占用可能也不意味着科研时间的减少。毕竟，即使每晚我都不参加这些学生活动的组织，可能也会拿这些时间去干别的杂七杂八的闲事了。
图丨与实践队员分享团队思考
于我而言，由于专业的特殊性，参加学生工作的体验经历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深化了我在课本和文献中的理论学习。我常常想起一位令我尊敬的老师的话，大意是，“研究公共管理和担任学生辅导员在很多时候是可以相互促进的。”确实，公共管理是一门以公共组织运作为考察对象的学问，具有很强的实践导向性。公共管理的理论发展既来源于一线实践素材，其生命力也在于能够引导未来的一线工作。而担任辅导员则可以帮助我在公共性较强的相关学校组织中去切身体验该类型组织的运作逻辑。实际上，这在我的个人研究体验中尤其明显。比如说，我的具体研究领域聚焦在数字政府建设，本质上考察的就是信息技术在政府组织中的应用。围绕着数字政府建设绩效的好坏这一问题，传统观点通常认为这是一个技术和资金问题，取决于政府有没有足够的财政投入和技术人才来支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然而，新近的理论观点却认为，数字政府建设本质上是一个组织问题，涉及到的是各层级组织人员对于信息技术的认知、工作习惯、安全顾虑以及利益再分配等议题。而不同的理论观点也决定了相应的下一阶段数字政府建设的实践路径方向。如果基于传统观点，那么政府就要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和技术专业人才引进。如果基于新近观点，那么政府就需要在组织的结构、机制、体制等方方面面实现与数字技术的深度互构。
图丨与薪火计划的同学们
图丨与党课小组和党支部的同学们
实际上，由于政府部门工作经验的缺乏，尽管在理论逻辑上我可以理解新近观点的合理之处，但是却没有办法结合切身的经历去“换位思考”地感受。直到我在某一年担任辅导员期间也在实际工作中遇到了建设人员信息数据库的可行性问题时，我才有机会在实践中去把握这一理论观点的适用性和边界范围。此时，我是以实际负责人的身份去处理信息技术的应用实践问题。而通过这次实际工作经历，我也获得了不一样的学习体会。我真切地发现，在做出是否搭建信息数据库的决定以前，是否具备相应的资金支持和技术支撑只是非常前置的基础性条件。而真正影响决策走向的，还是对于数据库建成后所带来的信息安全、法律适用、以及工作方便度等配套性维度的综合考量。
虽然这些经历看似与我当前的职业发展“风马牛不相及”，但直到毕业后，每当回想起自己曾经在这些工作经历中所结识的“战友”，所经历的事情，我都会很心满意足。因为，它们为我的清华园岁月打上了最厚重的底色。
个人简介
范梓腾，清华大学人文学院2015届本科生，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20届博士生，清华大学-哈佛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出国留学）。毕业后前往复旦大学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