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赋》：谁在痛骂那个“早熟”的王朝？
大秦帝国只有短短的十四年。
但是这在短促的时间里，帝国的一系列制度创新，却决定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走向。毛泽东在他这辈子写的最后一首诗中说：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所谓“祖龙”，就是指秦始皇，后世百代都实行的“秦政”，指的是中央集权制度。钱穆先生曾评价这个“秦政”是“超时代的政治早熟”，即中国在公元之前，已拥有二十世纪超级国家的形态，皇帝可以直接派遣官僚向几千万人民征兵抽税受理诉讼及刑事案件，这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创举。
这就是著名的“中华文明早熟论”。
01
无力回天的周天子
周朝立国之后，天子号称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是，中国实在是太大了，天子不可能直接控制全部国土。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只能将领土大规模封给诸侯，并通过他们对那些地区实行间接的统治。
而在诸侯国内部，诸侯还可以继续将自己的领土封给自己的后裔和功臣，他们可以再进行“封建”。如此层层封下去，形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金字塔形的“封建制度”。但是，这个金字塔中只有诸侯在名义上要效忠天子，卿大夫和士只需要效忠自己的国君就行了。
这就像是总公司把全国市场都分给了地区分公司，让你们自行管理，你们只要按时交一部分利润给总公司就行了。
实行分封制初期并没有问题，要不然西周国祚也不会超过二百五十年。但是，过了几代之后，诸侯国与周王室之间的感情纽带渐渐松弛，开始各行其是。
大的分公司兼并了很多小的分公司，“齐桓公并国三十五”，“晋献公并国十七，降国三十八”，“楚庄王并国二十六”，“秦穆公灭国二十”等等。这些分公司做大做强，都想着要单独融资上市了。为了垄断全国市场，各大分公司都竞相圈钱圈地，拉拢投资，谁也不把总公司的董事长放在眼里了。
总公司名存实亡，到了东周末年，天子的市场占有率已经降到最低点，办公楼也只有一座，手下员工也就剩下几个保安大爷和保洁阿姨。
眼看总公司被一步步架空，有些文职人员就于心不忍，毕竟这是一个八百年老店，一旦倒塌，可能会给整个社会带来灭顶之灾。有个叫孔子的人就认为，要想拯救这家老店，就必须恢复老店最初的管理制度——礼。
礼规定各个管理层的领导都有自己相应的权力待遇，不可随便更改。例如领导在家开party，天子可用八佾，即六十四人的舞蹈队，诸侯六佾，四十八人，大夫四佾，三十二人。
▲《孔子》剧照
这套管理制度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只在于总公司执法不严，很多管理层也不自觉遵守。例如：
那个鲁国的大夫季孙氏，他开party居然请了六十四人的舞蹈队，这样的事他都敢做出来，还有什么事是他不敢做出来的呢？孔子快被这种人气死了。
孔子一边严厉谴责季孙氏这种无法无天的人，一边大声疾呼各级领导都要按“礼”来办事，不然“礼崩乐坏”，天下会大乱的。
可是诸侯们没人听他的，都在忙着抢市场。孔子最后没办法了，赌气说，你们都装聋作哑，那好，我就坐船去海外，从此再也不管这片土地上的烂摊子了。
还有叫墨翟的人，他认为所有的分公司都应该秉持“兼爱”、“非攻”的精神，团结合作，共创未来，而不是天天文攻武斗，就想着挤占别人的市场。墨翟跟孔子那一派互相看不顺眼，孔子说，你兼爱啥呀，你爱自己的老婆，难道你也能同样的爱自己的儿媳妇？这不是胡扯八道嘛。
最初，分公司的管理制度也都是“礼”，卿大夫要效忠国君，士要效忠自己的卿大夫，但并不一定要效忠国君。这就好比销售部门的销售们只听销售主管的话，却不听分公司总经理的话。
久而久之，销售主管们掌握了大量的客户资源，带来了大批订单，觉得总经理也不过是个只会看公文的废物。于是，他们就想取而代之。公元前386年，齐康公被士大夫田和驱逐出国，流放到海上。田和自立为国君，成为齐国分公司的总经理。由此可见，“礼”也无法保证分公司内部的稳定。
各个大分公司都知道，要想快速扩张，占据上风，就必须建立一套全新的公司管理制度。于是，大家都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这其中比较成功的有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韩国的申不害变法、赵国的赵武灵王变法、燕国的乐毅变法等等。
然而，这些变法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坚持下去，没能帮助公司持续的做大做强。
只有秦国的商鞅变法，最为成功。
02
秦国的崛起
秦国地处西陲，在政治、军事、文化各领域都很落后。在关东人眼里，秦国就是咱们重点扶贫的对象。
秦国的君主很要强，心想别人看不起我，那不行啊，咱得支棱起来啊！公元前361年，总经理秦孝公招募商鞅，让他作为副总经理制定改革政策。
商鞅的变法主要内容主要有四点：一是废除世卿世禄制度，鼓励军功，使升官和军功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以后销售部门的升职加薪，要看各个销售人员的业绩，业绩好的，可以多给提成，可以独立带团队；业绩不好的，立马将你降薪，甚至解雇你。而以前那些在销售部门作威作福的老干部们，全部开掉；
▲《大秦赋》中的秦军
二是编定户籍，实行县制；总经理直接任命部门总监，总监下面的小主管们，也全部由总经理任命。在商鞅的眼里，只有能者可以居上。
三是奖励耕织，重本抑末，发展经济；公司抓主要产品生产，好比当年乔布斯回归苹果，砍掉了上百个研发项目，只专心做几个产品；
四是“燔诗书而明法令”，也就是加强思想控制来稳定新法。公司天天给员工灌输狼性文化，墙上都贴着“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之类的标语。
商鞅的改革激发了所有销售人员的工作热情，他们一个个就像是喝了成功学大师精心熬制的鸡汤，向其他分公司发起猛烈的进攻。
总经理由于可以控制全公司的所有总监和小主管，所以可以最大限度的调度整个公司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总经理一声令下，大家都要996，通过拼命加班来提高公司的整体竞争力。总经理也能通过延长加班时间而不给加班费的方法，最大限度的榨取员工的剩余价值，增加自己的资本积累。
其他分公司的销售部门根本干不过他们，只得一个个退出市场，把蛋糕和奶酪都让给秦国。
大秦的总经理放眼天下，邪魅一笑，对着其他分公司的经理说道“不好意思，你们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公元前256年，总公司正式宣告垮台。
公元前236年，大秦新任总经理嬴政开始吞并关东六大分公司的战争，只用了十五年时间，到公元前221年，他就完成了横扫六合，统一天下的霸业。
中国历史，进入了帝国时代。
秦国在当时这样一个广大地域之内达到统一，是世界独一无二的，也是不可思议的。直至今天，欧洲要在欧盟之下统一起来，仍然困难重重，连书同文、车同轨也做不到。
这是第一个奇迹。
▲《大秦赋》中的嬴政
03
全国推行郡县制
第二个奇迹是帝国开创的郡县制，确立了非血缘的自上而下的官僚统治。分封制被彻底废除，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一种严密的金字塔式的政治架构。
尽管郡县制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萌芽，但是只有大秦帝国有能力把郡县制确定下来，并推行到全国各地。郡是地方上最高的行政机构，长官由皇帝任免，不得世袭，郡下设若干县，县令、县长由皇帝任免。
弗朗西斯·福山曾多次引用“早熟论”的观点定义中国的国家成长，“依马克斯·韦伯的标准，中国出现的国家比其他任何一个更为现代。中国人建立了统一和多层次的官僚行政机构，这是在希腊或罗马从未发生的。”
到底有多早熟，我们可以拿邻居日本来做比较。1871年7月14日，明治天皇召集了在京的五十六名藩知事，宣布“废藩置县”。二百六十一藩被撒销，全国统一区划，设置三府三百零二县。年底又调整为三府七十二县，并由中央政府任命了府县知事。国家接收了各藩的贡赋征收权。至此，日本才终于全面废除了封建的幕藩领主统治制度，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
而大秦帝国建立郡县制是在什么时候？公元前221年。
帝国的开创者嬴政很清楚，郡县制是为了服务中央集权，而郡县制的配套措施，也必须立马跟上。
于是，帝国要修通行全国的高速公路，方便全国范围内军队调动、邮传驿递、情报传送等的大量需要。嬴政以首都咸阳为中心，扩建九条线，譬如咸阳至广东线、咸阳至云南线、咸阳至四川线、咸阳至甘肃线、咸阳至内蒙线、咸阳至河北线、咸阳至山东线等，奠定秦国主要交通干道路网。
为了方便车辆的制造，嬴政又规定“车同轨”，所有车辆的轮子距离一律改为六尺。不按标准制造的车，不发车辆行驶证。
于是，帝国要推广统一的文字，即小篆。周天子的时代，中国人各地的语言文字都不太一样，有的地方的人讲“俺稀罕你”，另一个地方的人讲“俄中意雷啊”，根本没法交流。老百姓要这么讲也就算了，各地的官员也都各讲各的，给全国的行政工作会带来很多麻烦。但是，方言是难以短期改变的，能短期改变的只有文字，所以才要“书同文”。
于是，帝国要统一度量衡，这个没什么好说的，起码大家去菜市场买菜不再因为计重标准不同而扯皮不清。从秦朝开始，历朝度量衡都全国统一，一直沿袭至今。
于是，帝国要制定统一的社会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以前扶老人，这个国家认为扶人者是助人为乐，那个国家却认为扶人者本身有罪，“人不是你撞得你为什么要扶”，这就会导致老百姓的思想混乱，茫然无措。要想维持社会发展，政治长治久安，就必须“行同伦”。嬴政还规定各地官吏来负责教化民众，以帝国的法律作为教材。
嬴政的这些政策，其实也是秦化政策，毕竟这都是将已经在秦国推行已久的政策推广到全国，要将不同文化传统的人，都变成秦人。连我们现在被称为中国人（Chinese），都是秦（Chin）的人的意思。
04
帝国灰飞烟灭
帝国建立的郡县制度，让嬴政可以最大限度地动员全国的所有资源，完成自己理想中的各种宏图伟业。“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这是军事行动；“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及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再加上修长城、修驰道、修皇陵，这都是大型的硬件工程。
全国老百姓一天到晚不是在给国家打仗，就是在给国家打工。虽然有些硬件工程对老百姓的生计也有好处，例如被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人工运河之一——灵渠。
嬴政统一六国后，发动50万大军征讨广西，但是，这片地区地形十分复杂，秦军因为需要分兵防守要道而导致兵力枯竭，遭到当地民族的顽强抵抗，整整三年，秦军不得前进一步。
嬴政为了战事顺利，便征兵修建一条人工运河，连接湘江和漓江，以供物资从水路运抵前线，秦军这才得以迅速征服岭南地区。灵渠的存在，虽然最初是为战争考虑，但是对平民百姓也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因为它构建了一个遍布华东华南的水运网，成为自古以来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之间的水路交通要道。
但是对当时的老百姓来说，修这些工程的的确确是痛苦不堪的。拿不到工钱倒还是小事，活活累死在工地上都是普遍现象。
嬴政自以为这套制度可以无限制的透支民力，所以肆无忌惮，就像是一个刚毕业的女大学生用花呗、借呗疯狂的买包包买口红，却不知道这已经超过了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
单在兵役上，五岭戍兵五十万，长城戍兵三十万，还有多少死伤的军民不计其数，大修骊山墓与阿房宫，动辄至少七十万多人。劳民伤财，天怒人怨。
不仅如此，嬴政的严刑峻法也非常的过分，老百姓动辄就是死罪。秦二世元年，朝廷征发闾左屯戍渔阳，陈胜、吴广为屯长。吴广、陈胜与其他900名穷苦百姓在两名秦吏押送下，日夜兼程赶往渔阳，行至大泽乡，为大雨所阻，不能按期到达，按照秦律是要全部砍头的。
陈胜、吴广心想，你这也太不人道了，反正都是一死，那我们还不如造反，跟你决一死战，说不定还能革命成功，成就一番事业。
说干就干，两人一番装神弄鬼之后，对老乡们大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后来的故事大家也都知道，陈胜、吴广带领人民群众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合而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大秦几代君主辛辛苦苦造就的伟业，就这样快速的坍塌。
大秦帝国迅速崩溃的原因，历朝历代，众说纷纭。传统的主流说法是，秦国统治者暴虐无度，峻法严刑，不施仁政，最终导致民心尽失。汉代贾谊的《过秦论》有言曰：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嬴政为政不仁，自然是大秦帝国灰飞烟灭的原因之一，但是否是主导原因？诸多历史学家都有着各自的精妙见解，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不再赘述。
05
中国近代为什么会落后？
笔者所好奇的是，为什么中国很早就建立了现代国家的形态，但是近代却又落后于西方国家？以至于一次次被动挨打，割地赔款，丧权辱国。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过早地建立了现代国家的形态，因为那时人类的认识水平还不健全，最后导致中国走入专制的死胡同。在这个死胡同里，中国没有一个强大的力量可以对抗帝制。
反观17世纪英国革命，宗教和贵族的力量非常强大，成为反对国王最主要的力量。日本明治维新也是如此，地方藩属起兵挑战幕府，最后逼迫幕府将军大政奉还。英国和日本能较快地开启现代化进程，和它们处于封建时代有较大关系。
笔者虽然学识浅陋，思想浅薄，但是也想斗胆质疑一下大师的观点。的确，中国没有一个强大的力量可以对抗帝制，但是，帝制就一定是阻碍社会变革的力量？
在北宋，有宋神宗支持的王安石办法，在明朝，有明穆宗支持的隆庆开关，在清朝，有光绪帝支持的戊戌变法。除了皇帝，帝国的政治高层也经常主导各种变法，最有名的莫过于明朝的张居正改革。
而且帝制未必就是皇帝一人说了算，钱穆自己也说，到了北宋，皇权有所加强，但士大夫的力量也同时加强，士大夫真正掌握了所谓的“道统”，君臣契约、台谏制对君权和相权进行制约，北宋达到了中国政治文明的高峰。
即使是在专制制度达到顶峰的清朝，晚期也出现了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这样的强大的地方政治势力，足以左右整个朝政。
可能的原因应该是，虽然秦始皇缔造了一个西方19世纪才出现的行政官僚体制，但是由于政治过于早熟，各种管治技术、制度、架构等都欠成熟，也就是说，软件和硬件严重的不配套。
汉初皇帝为什么要与功臣集团和地方势力合作共存？主要还是考虑到秦始皇以武力统一天下，实行以秦法逼使东方各国遗民服从，但秦朝土崩瓦解，足以证明只靠专制皇权不可能维持帝国的安定。
皇帝虽然地位至高无上，但皇权的实现，不仅需要庞大的官僚系统的支持，还需要地方势力的合作，否则仅凭皇帝个人的意志和能力，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驾驭庞大而复杂的中华帝国。
从汉朝到隋唐，宗法封建制仍然延续了相当时间，实际上是半封建半官僚制，这种现象被历史学家们称之为历史的反动。即便是官僚制，也受到人身关系的深刻影响，九品中正制，由于没有统一的考核标准，使得血缘门第成为官员录取的绝对条件，导致帝国内部出现大量的豪门权贵，他们把持朝政，使的官僚们不再完全听命于皇帝；
隋唐的科举，虽然建立了一套新的选官制度，但另一种“任人唯亲”无法避免。那些考中举或中进士的书生，成为主考官“门生”，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师生关系。这种特殊的依附关系，结成了无形的利益集团，凝聚到一定程度足以掌控朝政，威胁皇权。
通常，一个读书人要想完全脱产，安心的学习、备考，就必须获得整个家族的经济支持。读书人通过科举成为官员，是整个家族的期待和光宗耀祖的事业。
因此，官员就要通过谋取各种好处报恩于家族，于是官场腐败难以遏制；同时，受各种人情关系的影响，官员也很难秉公执法，法外开恩无所不在。表面上，官员拿的都是皇帝给的俸禄，但其实他们往往并不完全效忠皇帝。
皇帝要维系官僚体制的运行，就必须遵守“用恩惠交换忠诚”的规则。然而恩惠的资源终究有限，各代王朝的官场最后都患上冗员懈怠、颟顸贪腐的通病。
尤其是在清朝，官僚的正式工资都很低，根本不足以养家糊口，于是官员们都纷纷想尽各种办法捞钱，使得腐败之风无法遏制，瓦解了帝国的根基。
新旧交缠，难分难解，旧的死死的拖住了新的，充分反映了中国国家成长的复杂性和曲折性。马克思认为，西方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各社会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代之而起的是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平民的胜利炸毁了旧的血族制度，并在它的废墟上面建立了国家”。
而在中国，由于农业生产等历史条件，在产生了以地域和财产关系为基础的国家政权之后，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不仅没有被炸毁，反而以新的形式保留和延续下来，由此使得中国的国家成长具有与西方不同的路径。
简而言之，西方的发展是新陈代谢，中国的发展则是新陈纠葛。当西方开足马力向前进的时候，中国却被旧的传统和规则抱住大腿，死活不撒手。
大家看晚清戊戌变法，都到了快亡国灭种的时候，康有为一派和张之洞一派还在因为孔子是否改制的问题在暗地里斗的脸红脖子粗。
最后再说一句，大秦其实根本没有什么“赋”。
参考资料：
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4年；
2、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14年；
3、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九州出版社，2019年版；
4、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版；
5、徐勇《关系中的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6、马平安《中国政治史大纲》，新世界出版社，2015年版；
7、岳庆平《中国的家与国》，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