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灯一城梦（中）
南希，北京人，毕业于北京师大历史系。曾任记者、文艺副刊部编辑。现定居纽约，从事服装设计行业。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娥眉月》《足尖旋转》。
化灯一城梦（中）
文 | 南希
这一夜好长。我们坐在潮湿的地板上，迷迷糊糊睡着了，醒来周身发凉。昨天我们被关进了这间小屋子，屋里没有椅子更没有沙发。经过一夜的惊吓，大家都很疲劳和沮丧。沮丧。谁都没话说，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昏睡了一会，抬起头， 张三浮现在我渐渐清晰的视觉里，最初，我只是看见了满脸淤紫、血迹斑斑的一张脸，鼻子和嘴被衣服捂着，只露出一双眼睛。他关切地看着我，把他的黑色皮夹克内层朝外卷一下铺在地上，让我坐在上面，我便把他的关切完整地接受过来。莉莉挨着彼得坐在墙角，这时彼得紧紧地拥抱了一下莉莉，而莉莉却显得消极、温顺。他坐在地上，正在用衣袖擦掉脸上的妆，脂粉的溶解使他的五官随之溶解。他整个的人有点瘫痪。彼得觉得应该振奋一下，就说：“我们是艺术家，而他是一个行为艺术家”，他指的是张三。彼得一向说话沉稳，是个细腻而有趣的人。他两手置在膝盖上端坐，很有道理似地说：“他在这条街上就象征着，美国的自由”，头也很有道理似的一点一点地。“他是真正的斗士”。
彼得继续说着。张三此时并没有相应的激昂，他的鼻子和嘴仍然蒙在血糊啦的衣服里。似乎这个话跟他没关系。“而且，这件事虽然看上去很滑稽，但是却有那么大的道德力量！”彼得越说越激昂。“这是一个善良、纯洁、勇敢的人，他以自己的行动，向奥巴马政府抗议他的移民法。他不是在卖一件可笑的商品，这件事最具讽刺的是，他使用的商标，那个头像，那象征了很多东西。去年张三被捕时上诉，经过美国高院法官的明确裁决而获胜诉，因为根据宪法保障言论自由条款，当销售品上印有政治宣示时，销售者不必申请执照。纽约市警局三番五次找他麻烦，就是无视民众的权力，是为了维护胆小而无能的当局。”我已经习惯了彼得的艺术家的夸张口吻，他说话有点滑稽，他是像英雄一样对张三尊崇，说实话到这个时候我还没弄明白张三卖的是什么？
我听得一头雾水，转向张三，正想问他在卖什么？ 在话没出口，就被他的话吓到了——“可是，这半年来，我已被抓了八次！”他一动不动地坐在地上，用一件背心披在膝盖上。他摇着头，灰心地用双手蒙上脸。
“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你应该告他们！”保罗出主意。
张三决定不再忍耐，他要将纽约警局告上法庭，为自己讨还公道，争取应有的权利。大家说张三应该找一个律师，听说有人打赢官司得到了几百万的赔偿，但是又听说法律费用好像是天文数字，就都不出声了。 “那怎么办？我们几个绑在一块也不够打赢这个官司。” 彼得说，“你以为法庭可以为你主持公道？错！在美国谁的钱包大法庭就为谁撑腰。”彼得把律师都看成恶棍，他转而建议张三投靠媒体：“这是个极大潜力的政治案------种族歧视、种族迫害。这个案子可以震撼纽约，让市政府出面道歉。它的影响不是钱的问题，是对美国真民主的考验。” 保罗建议不找媒体，因为媒体一介入，法庭可能会指起诉人利用媒体而不受理案子。莉莉则主张先上法庭，赢不了再诉诸媒体。他说先找到纽约小商业者协会试试，也许他们的律师会免费替张三打官司。
我们在关押期间七嘴八舌，只想出一口恶气，为张三不忿；但没有一个人懂得该怎么做。依羁押条款，我们在24小时后就被释放了。后来张三到医院做了检查、拍了片子，回来跟我们说，“不用担心律师费问题，我咨询过了，律师说不需要付费。如果我们是无故被打伤，这里就牵涉criminal 和 personal injury 两个案件，纽约的personal injury律师不收费，客户获得赔偿后律师收取20%-30%的赔偿金。至于刑事案件，在关押期间政府一般会指派律师给出不起钱的人；另外，释放释放后请律师，可以找愿意做 pro bono 案件的律师，这也不收费的”。大家的想法和担心逐渐明了和落实了，都觉得这件事可以做，先按两类案子立案，一个是personal injury, 另一个是criminal ，有人开玩笑说，假如张三赢了，可以得到两百到三百万美元的赔偿，一定要他请客。
渐渐的，我们很少看到张三了，只是从莉莉的支言片语中，断续听到一些张三的事。 正在他一步一步忙他的案子，我们的剧团终于开始正式演出了。这天，我站在检票处，脸上化着滑稽的猫脸妆，我只有几分钟上场演戏的时间，但我还是很兴奋。我用夸张的表情为观众人们检票、指路，对带了大衣外套的观众，就指示他们拿到莉莉站着的存衣处去存，人们对莉莉穿着的暴露衣服和他脸上的彩妆流露出浓重兴趣，过几分钟他们就会明白这是戏妆。我们剧团很小，所以我们每个演员要同时身兼数职，销售员，检票员，领座员，在中场休息时，我们会到二楼的酒吧台做接待员、给观众倒饮料，幕间要到台侧去拉大幕，戏散了，我们还要到大门口去向观众献出灿烂的微笑和飞吻。这不算什么，这比起我们起早贪黑的排练，比起我们用业余时间打工挣生活费、为自己上艺术学校凑学费，都不算什么。毕竟，今晚在舞台上发光的是我们！
张三没有看过我们的表演，他正在为官司缠着。他没有看到这么奥妙的场面------每一束灯光或每一句唱词都有它自己的个性、意图、姿态和光彩，都逃不出我们十几年来对自己脚趾、手臂、声带的驯化，逃不出它们与我们之间宿命的相属。每一个手指和脚趾的任意伸缩都有一种偶然的美感，就像芭蕾的一次完美的旋转，篮球的一次漂亮的进球，精彩到极致的事物是平时训练中的必然的偶然。
第一场演出非常成功，散场后我们大家到中国城的一家餐馆庆祝。餐馆比较昏暗，相当拥挤，成堆的人围在大桌子周围，高声说话，一片叫嚷声夹杂着刀叉勺筷磕在盘子里的叮当声。莉莉和彼得旁若无人，一边在桌子上别扭地跟筷子较劲儿，一边在桌子下拉着对方的手，相视而笑。
这几天莉莉很沉默。他一直在担心一件事——他创作了一个新的舞台剧，不，因该说是没有舞台的实验剧。他第一次当导演，问我们想不想来参加他的新剧：“但是没有报酬，实际上我们要花钱租场地”。我们自愿地参加了他的演出，在下城区租了一个破旧的地下室剧场，为的就是让这个实验剧真正上舞台。
演出是在一个长长的令人窒息的黑暗里开始的。在黑暗中需要人超级敏感，将细微的感觉放大，周围静得每个人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你必须先闭上眼睛然后睁大，因为太黑了，你会拼命地寻找一种色彩、光线、声音。观众没有座位，他们必须站着，他们在黑暗中胆怯是挤在一起，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又有些期待。有人抱着自己的背包、外衣，虽然我们有存衣处，但总有人宁愿自己看管自己的物品。突然，一道强光出现了，在这个三层楼高，一个篮球场大的地下室里，四周的墙壁都做过处理，使这光柱像在太空宇宙里，没有影子，显得古怪。有一些轻微的灰尘在强光中缭绕，散开，慢慢地，你听到一声声有节奏的脚步声。一个人出现了，他走在一个高架起来的走步机传送带上，他懒散，随意，没有表情，眼睛看着前方，专心地走路；又像是在街上慢慢地溜达，好像在享受春天的愉悦。黑暗的背景，更有令人想象的空间：斜阳草树，飞絮漫天，花香遍地，心魂放飞……
这种散步持续了几分钟，他似乎是为呼吸新鲜空气，或者纯粹是为了走路而走路，而且随着路程的延续。周围一片黑暗。人们没有什么可看的，只好注意地看着台上的他：他穿了一件白绸衬衣，衬衣扎在腰带里，最上边的两颗钮扣打开来了，露出结实的胸膛； 头顶的灯光使他的脸轮廓分明，深陷的双目炯炯有神，幽深异常，前额上摇曳着棕黄色轻柔的卷发，他揣着手在裤袋里，丰姿楚楚却不造作，模样儿直爽而聪明。
这个人是莉莉。
他大约走了十分钟，也许是五分钟，也许是三分钟，在众目睽睽之下，短短的三分钟，就像三十分钟那么长，以致于他的眉梢嘴角竟出现了一点老态。滴嗒，滴嗒，我们在他走路的节奏里听到一种时间的声音。人们在这种枯燥的重复中开始走神，或者在思考，这个走步机器是不是与一个巨大的时间机器——钟表有几分相像？他不停地走着，谈不上潇洒，他不能停下，他脚下是一架巨大的走步机，他一步都不能停下，他停下了，就会被时间甩出去。
一股强风吹来，他的头发乱了，衬衣后面鼓起，像一只白色的汽球。猝然之间，走步机上出现了一个人，然后是第二个，在他身前或身后，面无表情地走，或快或慢，跟着他或超过他。当他们肩并肩朝莉莉对面走来时，他只能在一线之间夺路穿行；后来又出现了更多的人，站了一排，让他备感烦扰，绞尽脑汁才能找到自己插足的空间。突然，他脚下的传送带开始加速，他只好跑动起来。 一个巨大的用纸做的大门，从空中朝他劈面飞来，“啪”一下撞在他身上，变成了雪花般的碎纸屑，纷纷落在观众的肩上、头上。接着，在走步机上竟出现了家具，一只椅子，两只椅子，十只椅子，二十只椅子，把他挤得无路可走，他便开始像跨栏运动员一样，在那些椅子上跨越穿行；后来在椅子中间又出 现了一张可围坐十几人的大圆桌，他在大桌子上健步如飞……走步机上不断出现新的东西，最后，传送带被更多的人、堆砌的木制桌椅，纸做的瓦砾覆盖了，最初的那个人连影子都不见了。他正在某个黑暗的洞穴似的地方坠落下去，不知如何能脱身而出。
人们感到了某种滑稽，但他们还来不及消化看到的东西，场景迅速地改变了。在天花板上无声地出现一块悬挂起的帆布片，它既像帆船上的帆又像一只巨大的蝴蝶。保罗和我站在靠近天花板的帆布上，腰上拴着保险绳，我们要上演一场空中芭蕾。在这块倾斜的帆布上有一些肉眼看不见得孔眼，我们的脚插进这些孔眼中，举步维艰却做出各种追逐、跋涉，倒立，空翻，并显出举重若轻的样子。我们这种不像表演的表演又很像不断地在编织故事，很像人们的情感追逐和游戏。人们需要游戏和平衡。人们又很难在感情和生活之间找到平衡点。不光是在舞台上，在现实生活中也一样——就像莉莉和彼得。
我们的演出很成功，但是纽约没有给莉莉机会，他只有到外地再试他的运气。他走了以后，彼得很沮丧。莉莉要去洛杉矶的电影厂面试，彼得希望莉莉留下，因为他的画展下了月就要开始了，他希望莉莉参加他的画展首场派对，莉莉没有答应，第二天就去了洛杉矶。彼得的画展经过几年的准备，终于选定了在SOHO 区的一个艺术馆展出；保罗的第一个唱片《把花尝遍》正在灌制。我用赚到的钱在音乐学院注了册，一边修课，一边参加一些小演出。
天气突然暖和起来了，纽约街头出现了穿短裤跑步的人，纽约的冬天总是很长，人们迫不急待地想跟阳光亲昵。时报广场步行街上挤满了人，人们抢占街上摆着的铁椅、 石凳，或者花坛的边沿。我和保罗坐着晒太阳、吃三明治，不一会彼得也参加了进来。他已经几天没露面了。莉莉走后，他几天睡不着觉，一闭眼，眼前就浮出莉莉的脸庞。他意识到自己更想去洛杉矶跟莉莉在一起，他想给莉莉打电话，犹豫了一下，又决定不打了。他不想显得挺脆弱的样子。
这时，我们意外地碰到张三，他举着一件东西说：“买一点么？”糖看上去他的样子不像做买卖的，同情心驱使，我拿出一张纸币递过去 ,他找了钱，递过来口香糖，结果我发现这不是什么口香糖，是三只保险套。这之前我并不知道他在卖保险套。这个误会让我脸红，好在没人看见。更奇怪的是保险套盒子上竟印着奥巴马的头像，现在我明白警察为什么三番五次地抓他了。
我把那硬硬的方盒子拿到手里，恨不得把它藏在手心里，我不可能像莉莉他们那么轻松地议论这件事。望着这个粗制滥造的“商品”——围绕它产生的一场闹剧就有了解释。
身边没别人的时候，张三把写着他名字、地址、电话的纸条塞在我手里，又猛地想起什么重要的事情，急忙把那纸抽回去，再对半折叠，用拇指在折痕处用力刮了一下，又凑近舌头濡湿，轻轻扯开，递给我没有字的另半截纸，让我写下我的地址和电话。
初秋的一天，我又在时报广场遇见了张三。他的样子很疲惫，脸颊消瘦干瘪得可怕，脸色又黄又灰。他说我很快就要一贫如洗了。我对他说：“坚持住！我们都跟你站在一起。” 这一段时间里，报纸不断地报道张三案子的进程。张三的律师第二次败诉。他的这些日子过得很艰难，警察又抓了他几次，都是第二天就放了，也没有提审，也没有什么法律手续。他忍不下去了，说着举起受过伤的左手，“我一定要告倒他们，我要让他们违法抓人付出代价”。(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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