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装起义、抗美援朝——叔父的无悔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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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起义、抗美援朝——叔父的无悔人生
黄河
黄兴华 摄影：黄依伦（黄兴华孙子）
2020年10月，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作为抗美援朝志愿老兵，年近90岁的叔父佩戴着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他告诉我，在他的一生中，有两件事值得自豪：一是与高杰一起组织了水酒铺武装起义，二是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
纪念章 摄影：黄依伦（黄兴华孙子）
我的叔父黄兴华，出生于1931年。在我家父辈兄弟四人中，父亲排行老二，叔父排行第三，我小时叫他三爷。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国内连年战乱，特别是新中国解放前夕，行将灭亡的国民党孤注一掷、负隅顽抗，到处抓丁充军，作最后的垂死挣扎。1948年8月，年仅17岁的叔父被国民党抓丁逼迫当兵，在云梦县伪警卫排任士兵。
叔父说，国民党腐败透顶，当时伪连长、排长吃中灶，餐餐离不开肉和鱼，而他们当士兵的每顿只能吃粗米咽咸菜。士兵们稍有不到之处，就要受到当官的殴打和辱骂。当官的每月薪金百元，还经常克扣士兵们的粮饷，而士兵每月仅八角钱还难以到手。士兵们到了暗无天日、走投无路的地步，对国民党极端仇恨。我叔父因受不了这些窝囊气，实在不想当国民党的士兵，闹着要撂挑子回家。当时伪警卫排上士班长高杰见叔父嫉恶如仇，为人正直，对他特别器重。高杰劝叔父说：“没有办法，慢慢地熬吧!”
担任警卫工作的士兵，不管下雨下雪，寒风冷冻，都要在外面站岗放哨，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无人关心他们的疾苦。高杰就和叔父经常在一起暗中密谋，寻找起义机会。
1948年11月，伪县长宋新民被伪湖北省提升调往武汉。当时云梦到武汉的公路不通，宋新民就命令全体警卫排官兵护送他到云梦南乡永兴镇的汉北河码头，在那里乘船去武汉。那天下着鹅毛大雪，北风呼啸，天寒地冻。宋新民身着皮衣皮帽，骑着高头大马。士兵们冒着寒风大雪，天还没亮就从云梦城出发，全副武装地护送宋新民上路。云梦县城距离永兴镇50多里，警卫排到达永兴镇也是下午1点钟，士兵们连早饭也没有吃，一路上顶风冒雪，毫无遮盖，饥寒交迫，冻得浑身直打颤。
起义人员证明书
到了永兴镇后，伪县长宋新民给了士兵们100元的草鞋费，将钱交给排长肖恩。肖恩却截留了50元，把剩下的50元递给班长高杰。高杰知道肖恩贪污了50元，对他非常不满，就没有接：“这有什么搞头，你自己拿去搞弟兄们的生活吧!” 高杰对士兵们说：“弟兄们，今天大量的吃吧，吃肉吃鱼都行，但不准喝酒。”他说的话中有话。叔父心领神会。
士兵们吃了不到半个小时就结束了。到下午一点半钟，部队由永兴镇出发返回云梦。走了两里多路，高杰就暗暗地向叔父把四个指头一举，做了一个手示，并暗暗地对叔父说：“今天是个好机会，你将枪把红膛推上，我们投奔新四军。”叔父回道：“我们两个人哪能行呢？警卫排一共26个人，必须把他们全部组织起来才行。”高杰问叔父：“关键要组织哪些人?”叔父说：“首先两个机枪手，必须把他们争取过来。”机枪手一个是云梦伍洛镇的赵大有，再一个是安陆的陆国志。高杰采纳了叔父的建议，跟他一起在路上进行了组织串连。
部队到达云梦水酒铺，估计是下午5点多钟的时候。当时天气十分寒冷，全体士兵又冻又饿，衣服上已经结了冰。高杰就向肖恩排长请示：“肖排长，全体士兵就在这里喝点水酒，取取暖吧，他们实在冻得不行了！”肖恩开始不同意，说：“已经到家了，我们快回去吧!”高杰再三请求，肖恩最后才勉强答应了。
水酒铺的店铺有两间房子。肖恩一人独占一间房子，高杰弄来鸡蛋水酒供肖恩一个人吃喝。士兵们在另一间房子里。此时，在路上被争取过来的机枪手赵大有手握机枪，把士兵们看守住，不许他们走动。高杰暗中吩咐我叔父先把电话线搞断，以防走漏消息，再找一根绳子来。高杰当时陪着肖恩喝水酒。叔父用枪托把电话线敲断后，再去找绳子。绳子没找到，叔父只找到一根箍猪子用的草纤子，回到高杰的身边来。这时高杰突然对肖恩说：“肖排长，你今天放老实点!”并命令叔父：“将他的手枪摘下来，把他捆起来!”这时，前后门的机枪都对准了肖恩。
狡猾的肖恩见事不妙，笑着对士兵们说：“弟兄们么样说就么样好，何必这样做法?”由于平时吃他的苦头太多了，士兵们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叔父和高杰一起把肖恩五花大绑捆起来后，高杰命令全体士兵集合，并大声喊道：“弟兄们，我们今天到共产党那边去，你们愿意跟我走的就走，不愿走的就回家，如有顽固抵抗者，就地枪决!”士兵们一呼百应，都愿意跟着高杰一起走。
纪念章
此时天色已晚，夜幕降临。高杰和叔父带领士兵们由水酒铺朝应城伍家山方向飞奔，寻找共产党的队伍。到接近应城三合店时，前面漳河水挡住了去路，他们只好沿着河岸往上游跑，到了现在的清明河乡沿河村小王湾，时间已是晚上8点多钟，全体士兵又冻又饿，就在村里找地方住下来。村里的老百姓见他们穿着伪军服装，又是全副武装，吓得跑的跑、躲的躲，不敢接近他们。士兵们没有办法，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只好把各家各户残剩的冷饭冷菜弄来填饱肚子。
叔父他们在水酒铺武装起义投奔共产党的壮举，被当地伪保长发现了，伪保长急忙向云梦县伪政府报了信。国民党立即出动了600多人的队伍进行围追堵截，追到白合口府河边时，河水挡道，夜黑风冷，不能继续追赶，他们只好暂且收兵回营，准备天明再追。
在这前无接应，后有追兵的危急关口，高杰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跟叔父说：“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进退两难，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一来国民党追杀我们，二来我们还没有同共产党取得联系，如果引起共产党的误会而来袭击我们，这怎么办是好?”叔父回答道：“我们要依靠当地群众，他们熟悉这里的各交通要道，我们要和他们联合起来站岗放哨，以防意外。”
纪念章
高杰采纳了叔父的意见。起义队伍驻扎在一个富户人家，在屋脊的东西两方各架了一挺机枪，加派了岗哨。防卫警戒布置妥当后，士兵们将伪排长肖恩绳捆索绑，丢入一个粮仓里。高杰始终心神不定，又和叔父等几个骨干人员商量说：“下一步该怎么办?”当时叔父献策道：“明天我们要到两河口去，尽快找到共产党。”
第二天天刚亮，高杰就和警卫排里又争取过来的一个骨干二班长一道去找共产党。二班长是沔阳人，姓名叔父忘记了。他们全副武装进入两河口集镇后，当时穿着新四军军装的共产党人在街上买菜。镇上的百姓见街上又有共产党，又有国民党，十分惊慌，纷纷躲避。高杰和二班长冒着生命危险，直接找到两河口街道的保长，谈了起义部队找共产党的事。保长当即就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当时共产党地下组织来了两位同志，亲自到起义部队的驻地进行了慰问，每个起义士兵送了一条“大都会”香烟、一双力士鞋，地下组织还杀了一头猪，以此慰劳起义部队。
起义部队终于找到了共产党，此时心中的石头落了下来，大家的脸上露出了胜利的笑容。
共产党地下组织慰劳了起义部队后，又与坪坝共产党的京安应独立营接上了头。独立营政委杨森堂带了全副武装400多人来两河口迎接起义部队，时间是下午5点钟左右。起义部队被接到两河口集镇后，杨森堂向士兵们讲话：“同志们，辛苦了!你们过来是光荣的……”
起义部队和共产党的部队汇合后，到现在的清明河乡下曹湾吃了晚饭，然后连夜出发，经过徐家河、桑树店、人和店，进入了坪坝，沙窝，到达共产党的根据地已是第二天早晨8点钟。共产党的领导对起义人员关怀爱护，无微不至，他们感到十分温暖和激动。
起义部队一共26人在一起住了20多天后，就进行了整编。伪排长肖恩是顽固分子，在那里就地枪决。其余的士兵分到各个连队，叔父被分到独立营二连八班。到1949年6月，他又编入湖北军区独立三师八团二营，搞通讯工作。到了7月份，这个部队又编入五十二军六一一师，北上到东北军区。
军人证
1951年，叔父所在的部队奔赴朝鲜前线，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这是叔父人生的又一大转折。
作为抗美援朝期间的志愿军战士，当年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酷寒，拿着简陋的武器，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迎着漫天炮火，与敌人浴血奋战，条件非常艰苦，战争极其惨烈，但是志愿军个个斗志昂扬，冲锋在前，义无反顾。在一次战斗中，叔父出生入死，临危不惧，左腿中弹，负伤挂彩。
叔父回忆起当年的参战经历，记忆犹新：“志愿军当时面对敌人的飞机大炮和坦克机枪，无所畏惧，奋勇向前，表现出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和钢铁意志。”
叔父作为一名残废军人，1955年转业回乡。在十年动乱时期，叔父受到很大的冲击，背上了“莫须有”的罪名。他一家人遭受牵连，一起下放到台湖农场劳动改造。从此，他拖着一条残废的腿，和农场职工一样辛勤劳动，还经常被当作“活靶子”进行批斗。我的叔母是城里人，本来身体孱弱多病，到农场后，由于精神上的沉重打击和繁重的体力劳动，使她心力交瘁，重病不起，于1971年惨死在医院内，抛下孤苦伶仃的三个孩子。自此以后，叔父把悲痛咽进肚里，在疾风中独自驾着家庭这只破舟艰难前行。然而，年仅18岁的大儿子彩霞因经受不住狂风暴雨的摧折而走上了不归路，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一棵本应茁壮成长的生命不幸夭折，更使叔父雪上加霜。
面对家庭的苦难和不幸，受尽创伤的叔父整日沉默不语，表情刚毅。他就像一棵饱经风霜的苍松一样，坚韧顽强，昂然挺立。他说：“在朝鲜战场上，我的很多战友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埋骨他乡，我能活到今天，就是莫大的幸运，还有什么承受不了的呢？”
经历过严冬的人，最知春天的温暖。粉碎“四人帮”后，组织上为叔父彻底平反，政策待遇得到落实，党的阳光重新照亮了他的心房。
今天，叔父佩戴着书写他不平凡经历的一枚枚光荣证章，百感交集，喜从中来；岁月无痕，英雄无悔！
由林彪、罗荣桓等签名的革命军人证明书 摄影：黄依伦（黄兴华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