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转载自同写意（tongxuexie），作者写意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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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朱珍
鲁白
高山大学校董
清华大学教授
世界著名神经科学家
鲁白教授做客同写意Biotech总裁会客厅现场
10月31日，周日。清华大学药学院鲁白教授做客“同写意Biotech总裁会客厅”在极富江南园林特色的苏州南园宾馆“吴中谊宫”与20多位Biotech总裁们畅谈科技人生。期间，鲁白教授准备的多个交流被程博士打散成了一个个心灵对话，请看写意君的整理。
鲁教授：我的第一个job是在Roche Institute of Molecular Biology/哥伦比亚大学的助理教授，做基础研究。然后去NIH工作14年，先是做研究，后来也做管理工作，领导一个跨研究所的转化医学program。2009年回国到GSK做了4年多高管。自2013年起，我就在清华大学，先是主管医学院，现在是药学院的教授。简言之，我的经历有国外和国内，有学术界和工业界，有体制外也有体制内。程博士：您做过GSK的高管，做过清华医学院领导，现在又创立“福贝生物”这样一家高科技公司，您觉得您本质上是什么样的角色？鲁教授：本质上我是个intelligentsia，是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是要独立思考，做创造性的工作，有社会责任感，做有影响力的事情。多年前在一次沙龙聚会上，遇到斯坦福大学的张首晟教授。他一向思想比较超前，关心影响人类发展的大事。我问他，“你觉得有哪三项技术，可能会改变我们的未来的生活？”。他说了三个：无人车，区块链，AR（augmented reality）。现在看来，他说准了2项。当然，人工智能的发展也比我们预料的要迅猛。Bill Gates也讲过他认为影响人类健康的三件大事。第一是传染病。直到上世纪初，传染病使得人的平均寿命大概在40岁左右。当大部分传染病被消灭之后，平均寿命达到了70岁左右。接下来要治疗的是肿瘤。近年来发展迅猛的免疫疗法，可能解决这一难题，将寿命再延长十多年。最后就是慢性病，包括心血管，代谢病，神经系统疾病。尤其像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症），现在还没有解决的办法。肿瘤会让你死，但老年痴呆更严重，它让你活着却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这个问题就让我自己思考“我是谁”，我来这个世界上是做什么？我能为此做些什么？鲁教授：有次我参加央视的一个节目，专门讲什么是科学。我问现场观众，爱因斯坦是不是科学家？大家都举手。然后我又问，爱迪生是不是科学家？在座的很多听众，包括好几位很著名科技投资人，都把手举起来。我解释说，爱迪生不是科学家，他是把科学变成技术的伟大人物。现在有不少人包括很多领导，都相信一种逻辑关系，或者一个公式，那就是科学会促成技术的革命，技术会带来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会推动社会的进步。但事实上这种等号关系不一定成立。有的国家经济不那么发达，但它的社会很进步，比如古希腊；有的国家技术非常发达，可不一定是世界领袖。一个国家仅仅是GDP的领先，或者是technology的崛起，那不叫强国。从历史看，凡是变成强国的那些国家，那一定是在先进思想引领下的全面的繁荣，在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文学历史哲学，还有诗歌、戏剧、音乐，等等，都能出现一大批伟人。最近一次发生的是在二战后的美国。今天的中国，能够变成这样的一个国家吗？如果我们不讲科学，只讲技术，或者把科技庸俗化，只把它变成一个有用的东西，就能让国家强大了吗？为了让更多的人尤其是一些成功人士认识到，我们不能只顾当前的事，只讲GDP，只讲科技。我和长城会的文厨，还有李开复、张首晟、张宏江，杨培东等创立了一个高山大学，主要是把企业家、投资人、创业者带到国外去访学，包括美国、英国、以色列甚至印度。我们去访问很多大学教授，企业界思想界的领袖，他们往往走在比较前沿，看他们怎么认识科学和科技的。我们不是要教学员们某些具体的科学知识和技能，而是让他们看看世界有多大，一些有识之士在想些什么问题。这个口号就变成一种实践。这也是我们做《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做高山大学，包括今天我来参加这个活动，是同样一个道理。有些先进的思想或者观点，直接面向普罗大众很费劲。但如果你影响有影响力的人，比如一个公司的CEO，社会知名人士，哪怕他只吸收20%，也会在他能够影响的人群里扩展开来。这也是今天同写意和《知识分子》在做的事情。程博士：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在坐的这些总裁们如何取得突破？每个老总都有永远处理不完的事情，怎么能够在他们的繁忙的工作之中，抽出大块时间去拓展更大的一个视野，取得更多的一些智慧，然后去做更大更重要的事情？鲁教授：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投入这个时间有什么用？从长期看，你企业的定位是什么？如果定位错了，方向不对，那么一天忙点头，也做不成一个优秀的企业。做人也一样。你要过怎样的人生？你想成为怎样的人？我们要是创造这样一个机会，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体验。不是去解决一些眼前的问题，如何拿到投资，如何上市。而是要跳出已有的圈子，去寻找到一些差异化的思维，更深层次的智慧，可能会对自己的创新性思维产生很大的作用，做成一个有特点有差异化的公司。以我个人做研究的经历来看，我在科学上做出的一些成绩，往往是跳出我自己熟悉的领域，和化学/物理，临床，人工智能等不同的领域进行交叉。有时也借用其他领域的技术，方法，甚至概念、思路。有时候跨度还挺大。大跨度的学科交叉其实非常难。但一旦做成，那将会是一个revolution。另一种做法，是将两个距离较远的技术或领域的进行融合，开创一个新领域。譬如神经营养因子BDNF，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个作用缓慢的 growth factor，主要在发育过程当中起调控作用。没人想过，BDNF还可以对成年大脑的突触传递和可塑性，发生很快速的增强。在我建立独立实验室之初，我们将分子生物学和电生理两种技术（当时这两种技术都会的人很少）结合起来，发现BDNF对海马突触的可塑性有增强作用，提示BDNF可能调控学习记忆。我们的那篇Nature论文，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域，后来许多大家纷纷涌入，形成了一个竞争激烈科学热点。如何在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我们的做法还是要跳出自己的comfort zoom。接下来我们开始与临床医生合作。我们发现BDNF基因的一个SNP，改变了一个氨基酸（从V-BDNF 到M-BDNF）。这种变异使得BDNF从细胞内释放的量减少，导致海马激活的改变和场景记忆的下降。该项工作在Cell发表后，当年就被评上世界科学突破十大进展的第二名，也从此将我的兴趣引入了转化医学。程博士：通常深入持久地做一个领域才有突破，跨界过头会不会让一个变得浅尝辄止呢？鲁教授：我也时时警告自己，尽管我可以跨出去很远，但要牢牢地扎根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自己的根。比如，我的根就是神经营养因子。我觉得个人也好，公司也好，要常常问自己三个问题。这就是Jim Collins的书，“Good to Great”《从优秀到卓越》中说的三个圆圈：第一个圆圈是我最擅长什么，第二个圆圈是我最喜欢做最热爱的是什么，第三圆圈是什么是对自己、对社会最大价值的事情。这三个圈相交的中间的三角区，那就是你应该长期深耕的领域。鲁教授：我觉得自己比较擅长的圈是Vision，也就是看的远一点，看的准一点。往往比较关注大的格局，大的方向。做事也比较strategic，抓重点，包括选择做什么，小到项目，大到一些重要的方向性问题。我会早一点想到下一步，未来3-5年是什么样的，我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另外我比较愿意去冒险，尝试做一些别人不敢做的事。我不太擅长细节性的工作，或者是很细致的分析。我最喜欢做的那个圈是creative work。每当我们做了一件很有创意的，别人意想不到的工作，或者是非常有特色的事情，就会非常兴奋非常自豪。我也喜欢与人打交道。思想交流，或者能够说服别人与我们一起干，我总觉得很开心。我不喜欢重复性的工作。我比较关注做影响力大、影响时间长的东西。做《知识分子》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做高山大学也是。对我来说，最能聚焦三个圈中间的三角区，就是我和管小明博士共同创立的“福贝生物”公司，做脑疾病原创新药的研发。“福贝生物”给自己的定位，是“以自主创新引领神经药物研发”。我们要做神经系统疾病的transformative medicine，要引领神经疾病药物研发的新的模式，做行业的领军企业，做出一个范式来，而不是做一个简单的能够融资能够上市的公司。Revenue当然要，但仅仅做能够赚钱的制药公司，I don't feel satisfied。程博士：在您刚才提到的最有价值的事情里面，做《知识分子》排在第一，“福贝生物”似乎排在后面。您花在做药上的时间会很多吗？鲁教授：不是这样的。《知识分子》比较有显示度。但事实上我花时间花精力最多的事情是新药研发，包括在清华做的，在“福贝”做的。回顾我这一辈子做的事情，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做基础科学，做最好的科研，发表最有影响的文章。这个阶段大概到2003年。在那篇文章关于V-BDNF、M-BDNF的Cell论文发了以后，我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Translational medicine。我们在NIH成立了一个可能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Translational Research Center，让基础科学研究到临床转化。到2009年，我的兴趣进入第三阶段，就是真正用这么多年积累的基础研究和转化医学知识经验，帮助原创新药的研发。这个阶段从GSK开始，直到现在。您可以看出来，我的每一个阶段的发展，都围绕着一条主线，那就是神经营养因子。从它的基础研究到转化医学，再到神经营养因子的创新药研发，基本上是这样一条线贯穿下来。做原创新药很难，任何一个药要能够成功，都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要对它有非常深层次的认识，还需要有非常创新的思路和方法。程博士：您现在花在福贝生物药物研发上的精力有多大？体现在哪些方面？鲁教授：我花了非常多的精力。“福贝”有一条基于原创型新药的，长短线平衡的产品管线。我们做的每一个产品，都注入了自己独创的技术壁垒，是有全球竞争力的。尽管我们近期的产品聚焦能快速PoC的罕见病药，但我们有一个宏伟的长远目标，那就是最终要做出基于我们的研发战略的治疗老年痴呆（AD）的创新药。全世界这么多的药厂都没做出来，为什么我们能做呢？我们要仔细地分析跨国公司和biotech公司的优势和劣势，我们自己的几十年的经验积累和创新思路，研究整个研发和产业化过程当中，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有哪些关键点。最后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不能光靠大药厂，或一家创新公司，我们还需要有学术界，临床医院，人工智能等多个行业的创新思路，方法和模式。更重要的是如何把这各方面的优势有效地整合和最大化地发挥出来。要有协同增效作用。所以我现在花了很大的力气来建设这样一个体系，这个体系会提高我们的研发成功率。举例来说，基于过去这么多家大药厂的临床试验和我们对神经营养因子的几十年研究积累，我和我的同事们在Nature Neuroscience Review上撰文，指出应该聚焦pathophysiology 而不是pathogenesis，并提出了“神经突触修复”和“抑制神经炎症”的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全新理论，这个理论是目前“福贝”主要的的药物研发攻略。还有，我们缺少一个能够很好地反映人类AD病理学，疾病进程和药效的动物模型。于是我们花了5年时间，在清华的实验室做出了一个大鼠的AD模型。现在看来，这个模型具有比世界上如何一个模型都更接近人类AD的表型。另外，脑疾病药物研发的一大挑战是临床上缺乏biomarker。我们通过自己的研究研究认为脑电是一个能够快速反应药效的biomarker，但脑电的解读极具挑战。于是，我们支持成立了一家由清华专家创立的公司“灵犀云”，用人工智能来解读脑电，并把它打磨成一个真正可以在临床上使用的biomarker。这家新公司会用他们的人工智能脑电产品来支持“福贝生物”做脑疾病药物研发。再举一个例子。我积极参与领导北京市人脑高精尖中心，由天坛，宣武，安定三家国内顶级有脑疾病专长的医院组成，促进基础科学家和临床医师的交流合作，把最先进的技术，如免疫学，影像学，单细胞基因组学，蛋白组学，与丰富的临床资源结合起来，推动临床转化研究。我们希望基于临床队列研究，找到优质的新靶点，拓展疾病机制研究的新思路；开展brain PK, target engagement, 帮助新药研发；广泛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帮助疾病诊断；找到各种脑疾病的biomarkers,好的病人选择新方法来；等等。程博士：为了到达目的地，在没有路的情况下，您就开始修路或架桥，铺就前人没有的路是很有成就感的事。在这个过程中您会对修路架桥本身的科学性产生的浓厚兴趣，于是您会不会就变成了一个架桥铺路的公司和专家，转而忘记为什么而出发？鲁教授：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事实上，做first-in-class的创新药，这些都得做。好的动物模型，好的 Biomarker，好的病人选择方式，各大跨国药企都会投入很多资金和精力去做这些，我过去在GSK的时候也做过。只不过大公司做这些很难，不太有成效。这些工作在学术界，研究型医院做，比较合适。跨国公司去了，有很高的barriers，人家都不愿意合作。我们用一种新的模式做，对参与方都有利，就非常有成效。把这个路铺平不是一家获益，而是所有做中枢神经系统药的机构和人都会获益。我可能不会像CEO、COO那样管理公司，但我能做的东西别人做不了。我做的是调动各种各样的资源，来解决一些推进管线产品的关键性问题，提高原创新药的成功率。对于有些公益性质的事情，我是这样看的。首先，我们不能忘了自己的最终目的是要干啥，所谓不忘初心，我们的目的是要做药，做出神经系统疾病的原创新药来。第二，当我在修路架桥，赋能他人做药的时候，我也是自身获益的。第三，做这些事情都要有团队，我做的只是把这个事情组织起来。一个人做事，不能只为自己，也不能只为一家公司。整个创新药的体系起来了，生态起来了，对整个产业有利，对我们自己也有利。程博士：以您的这种philosophy，您要把全人类的使命放在最优先的位置上，我觉得去做公司是蛮难的。公司往往是“自私的”，比如为什么要申请专利，就是要独享技术发明。如果是您仅仅做大学教授的话，普世情怀就不会冲突。鲁教授：一家好的公司，它一定不止想到只是去赚钱。它要有优秀的团队，有服务于社会的优质产品，还有一个可以让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文化。这就是我为什么推荐大家读那本书《GOOD TO GREAT》（从优秀到卓越）。我们可以也一定要提高自己作为企业家的境界。最后，我想提醒大家，2020年是一个百年未遇的转折年，我们有幸或者不幸经历了这一年，中美之争加上新冠病毒这两件事，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发展。整个世界因此而改变了。大家对此得要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几乎我们每个公司，每个人都将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大家准备好了吗？人脑保护高精尖创新中心副主任，清华大学药学院终生教授。国际著名神经科学家，在神经发育，突触可塑性，脑认知及其脑疾病的研究领域做出过一系列重大发现。他的研究揭示了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对神经突触传递和可塑性及学习记忆的调控，开创了一个新领域。他还发现BDNF基因变异调控人类场景记忆，并对多种神经、精神疾病有影响。该工作被评为2003年世界十大科学突破第二名。曾担任美国NIH跨研究所的转化医学部副主任，葛兰素史克(GSK)研发部任副总裁，清华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市科技发展战略专家组组长，北京市人工智能研究院理事。曾获NIH院长奖，Ray Wu 奖，Mathilde Solowey奖等，为汤森路透“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中唯一一名在中国工作的神经科学家。2016-2019年连续入选“中国高被引神经科学领域科学家”。目前的研究工作侧重于神经系统疾病的发病机制，临床转化和药物研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