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传》（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年11月）出版后，不少读者和朋友问我，为老师作传，你会不会觉得有某种困难？作为学生，你对老师的评价总会有些私谊在其中，而传记是对人一生的评价，你是否能够做到真实和客观？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回答起来也有一定的难度，但确实是很多读者关心的问题。我试着从自己写作《王元化传》的起因和视角来回答。
与王先生的其他四位弟子相比，我的专业稍微有些不同。作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审小组的第一、二届成员，王元化先生招收博士生的专业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古代文论——注重理论研究。但是我的硕士专业却是古籍整理（版本、目录、校勘、训诂），注重文本解释。实际上，1986年我被录取的博士专业为古籍整理，导师是华东师大古籍研究所所长徐震堮教授。但不巧的是，徐先生在我刚入学的时候就去世了。那是1986年的10月，于是我就面临着转导师的问题。我在读硕士研究生之前是《汉语大词典》编辑，从罗君惕（上海师大文字学教授）学习《说文解字》、训诂小学。我写信跟相近专业的北京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古籍整理）专业博士导师启功先生联系，希望转到他门下攻读。启功先生很快就给我回了信，这封信是用毛笔写的，我至今还珍藏着：
琦幸同志：来示敬悉。徐老品格学问，世所共仰。功昔年亦曾瞻对，今闻溘逝，至深痛悼！足下失此良师，亦极可惜者！所示之事，极感同情。惟功学力疏浅，无一专长，深恐难符雅望耳。此事有手续问题，实属第一关口。如年龄、学期、转学、学科等等，足下在学习中，年龄当无问题；功能收博士学位之学科，乃“古籍整理”。台端既以古代文学科目攻读，不知是否能换。功之名下如非此科，亦不能收。有此诸端，但属实际问题，非有意抗命者。祈了解并谅解为感！敬礼！启功 十一，六。
后来我去校方了解，负责人表示，虽然专业相近，但如转校从上海到北京要办一系列手续，有点像工作调动，很麻烦。在校园碰到陆晓光（王先生的第一届博士生），谈起此事，他说，你何不试试王元化先生？在同一个学校，不需要办很多手续。那个时候，我听到王元化三个字，有如雷贯耳之感，这个名字与文艺理论、《文心雕龙》研究、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联系起来，跟我钻故纸堆似乎相距很远。但我还是答应一试。没几天，晓光来回音了，说王元化先生跟徐震堮先生本是好友，对于徐先生的学问文章人品都很敬佩，他约你去面试。于是我带上几篇论文去王先生家中。初次见面，有点紧张，但是当张可老师满怀笑意给我开门后，我的这些紧张就消失了。王先生丝毫没有做官的架子，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两眼炯炯发亮，似乎能够穿进你的心里。他跟我侃侃而谈徐先生的学问和为人，特别提到徐先生的《世说新语校笺》，并问了我读过的书和一些有关训诂小学的问题。后来我还知道，王先生还特别通过研究生院调出了我的考卷，没几天研究生院就通知我被录取的消息。
就这样，我意外地成为王先生的第三位博士生。我的背景仅仅是考据训诂和古代文学史的一些磨炼，与王先生的专业理论和思想相距甚远。更何况他的学术、思想、生平是这样地深邃、独立和精彩，从《文心雕龙》到黑格尔，从马恩哲学到魏晋玄学，甚至从国家学说到京剧艺术，他都要拿来在理性的天平上思考一过，挖掘其中的深处。“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南北东西风”，他交往的人脉，是那样的丰富和广博，从学界巨擘、政治权威到一般的莘莘学子，“天下何人不识君”？他经历的人生，又是那样跌宕起伏、多姿多彩，从国破山河在的1930年代加入中共地下党从事文化工作，到1950年代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遭隔离审查后，长期局促于不被人注意的作协文研所资料室一隅，而1970年代末平反后被上海的党政民意选为中共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83年7月出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又遇上了他本人也卷入其中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两年之后卸任。1980年代初被推选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首届学术审议组最年轻的成员，评选审议中国学术界的博士导师，到了1990年代后则开始他一生中最精彩的第三次反思，将自己的一生和曾经那么信从的思想和理论重新思考评价，真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境界。
为他写传记，就是写一部中国近代左翼知识分子的精神思想史，要求撰写者在一个更高的视界、更丰富的学术层面来提炼传主的内心世界。莘莘学子，何敢当此重任？
尽管如此，我却参与了王元化生平第一篇小传的写作，并且还担任了执笔人。那是1988年，为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界、理论界举办了不少活动。王先生创办了理论刊物《新启蒙》，在当时影响很大。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冯契先生主编了《时代与思潮》学术期刊，第一期为《五四反思》，他向王先生征集小传。王先生的《为五四精神一辩》（后改为《传统与反传统》）一文在国内外影响很大，《人民日报》以及海外版、《新华文摘》转载，这也是王元化离开行政工作、开始全力在理论思想方面研究和著述的开始，冯先生认为有必要介绍给学术界。
王先生对于思想、学术的研究一向是非常顶真的，何况是自己的传？于是，他交代我们三个研究生——陆晓光、蒋述卓和我来完成这个任务。写作方式是：我们三人围着王先生，听他口述，各自记录。然后回去讨论，由我执笔。但是我必须指出的是，后来完稿的这篇小传纯属夫子自道，我写成的稿子由王先生审阅修改，几乎是重新写过。对于这篇小传，王先生有一段话可以说明他的重视：
最近东北一份杂志将刊出我的博士生给我写的简略传记（经我阅改），约万余言，刊出后当剪奉。……如来得及年内将编好我的第五本论文集，并将《文心创作论》全部修订重印。我曾在研究生为我写的简略传记中补充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这是我惟一一次自己对自己作的一些鉴定。可供参阅。”（王元化《清园书简·致劳承万信》）
可见，王先生将这篇小传看作“自己对自己作的鉴定”，是不能胡来的。基于此，后来在庆祝王元化80岁生日的活动期间（1999年），出版了胡晓明执笔的《跨过的岁月——王元化画传》，也是由先生口述，晓明记录加工，最后由先生逐字推敲成书。甚至先生自己还动手写自己的传——2007年收入《王元化集》第十卷中的“传略”，基本用了画传内容而稍作删改，他本人亲自补写了第九章“有限理性与二十一世纪知识分子的使命”和第十章“不倦的思想者”。
虽然有了1988年这一段接触王元化小传的经历，但在求学年代和出国研究、工作教学期间，我从来没有要为先生写一部传记的冲动。而且，我认为《王元化画传》这部书写得非常好，无论是文笔、资料或者对历次反思的剖析，都很精到。这部书的流传和影响也非常之大。但那毕竟是一部简略的画传，王先生想要作一部完整的传记的想法此后是一直有的，他甚至想过自己动笔来写，但是由于他所处的时代，思想理论界源源不断地出现了新的课题，吸引着他撰写更重要的论文，根本无法静下心来写传。他也曾多次物色过为他写传记的人选，前前后后几年，却始终无法定夺。王元化做事做人做学问是出了名的顶真（疙瘩），要把一生托付给人做一个总结和鉴定，对于他来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直到去世，他始终没有找到契合的人来做此事。我为王先生作传的渊源，始于2007年暑假与他的谈话。那年6月，先生因病住院，我在美国接到蓝云的电话，说王先生最近住院，很想你，希望你有空能够回国来多谈谈。言语中隐隐透出担忧，先生病情非常严重，恐怕要在医院中长久地呆下去，来往的人虽不少，但先生感到内心很寂寞。正逢暑假，我很快买了机票专程回上海，来到瑞金医院。主治的沈医生专门叫我到她的办公室，告诉我，王先生的病情很严重，不久前吐血，检验的结果不容乐观。你从海外回来，难得的机会跟他多谈谈。她们的言辞中都有来日无多的意思。我才知道，由于这次住院时间长，虽常有人来，但毕竟可以谈的人不多。蓝云说，琦幸，你可以跟先生多谈谈，包括先生的思想、生平、著述等等，先生希望能够留下一个完整的谈话录。我想这也是王先生的意思吧。于是我推掉很多无关紧要的事，特意找了一家离医院较近的酒店，开始了与王先生的病床前谈话，虽然不是每天都去，但一有空就过去。那时的王先生，说话很累，一次谈话只能一个多小时，每次都是在上午精神好的时候进行。这样前前后后谈了约一个月。在谈话中，先生多次说，以前跟记者有过很多次谈话，但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系统和完整，他还跟我策划将来就这个谈话出一部书，而且一定要让我先给他看了后再出版。由于这次谈话时双方都有意识要付诸出版，所以我提的问题，生平、思想、生活等等各方面都涉及到了，王先生谈得比较全面，尤其是他憋了多少年的关于胡风问题的史实、第三次反思的核心、对社会风气和学术风气之间的关系等等。而对于这个物质世界导致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终究走向无救的悲观的担忧，也集中在这次谈话中。谈话告一段落的7月25日，我到瑞金医院辞别先生回美国。第二年1月的寒假，我再来瑞金医院，王先生已经谈不动了——我在日记中记录：“到了第二年（2008年）的1月，我回上海后再次到医院看望王先生，他似乎已经没有精力像去年那样谈话了。不过，来往的人似乎比去年多了，大多在谈关于建立王元化学馆的事宜，我们无法再就一些话题从容谈论了。”在我最后一次去看王先生的日记中这样记道：“1月14日：先生说，我对于清华园确实有一种情感在内，不过我更加看重的是早年清华的治学精神。清华大学国学院的导师，坚持学术独立，对后来有很大影响。蓝云在旁边说，先生说不动了，让他休息吧。我说，我明天就要回美国了，我也是特意来向先生告辞的。先生这时候已经躺到了床上，他伸出手跟我握着，一边说，向建华和孩子问好。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我说，大概是暑假的时候，6月底。先生‘哦’了一下，眼光中突然闪现些微的失望。这是我跟他二十年来，很少见到的。他的眼神总是那样明亮，那样尖锐，这个时候，似乎变得很钝很迟。他缓缓地说，那么，我们六月份再见……我们的手慢慢放开。”（《王元化晚年谈话录》第166页）
当年5月9日，先生去世。
王元化逝世之后，有关他思想和学术的书籍由南北各地出版社出版，相关的论文也不断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读书界和思想界始终没有忘记王元化，尤其在思想言路较为凝滞的年代，王元化倡导的反思、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具有一种激励后人、开拓思路的效应。而每年的读书季，王元化的名字并没有随着时间被人淡忘，甚至更加受到重视。
2008年，我开始整理王元化的瑞金医院晚年谈话。当初的全部录音，合起来有五六十个小时。我进行了反复删选，保留了王元化先生重要的思想、史实、观点。例如关于王元化卷入胡风一案的前因后果。解释了在三批“胡风反党集团材料”中胡风给罗洛的信中说到对于王元化“必要时拆穿他”的这句话隐含的因果，说“我对于胡风这个人可以说是很不喜欢的。但是后来说胡风是反革命我是不同意的，我始终不认为。后来搞了半年，结论说你对敌斗争是好的，受过表扬的，为什么在胡风这个问题上没有站出来。我只好说胡风思想是反动的……但是我从组织上没有办法说他是反革命。我不承认的。”说明王元化跟胡风的关系远非材料揭示的小集团关系。1955年，他被隔离审查。他拒不承认胡风是反革命并为此遭受磨难。王元化是很耿（倔强、犟）的。从录音到初稿，花了两三年的时间，2013年出版了《王元化晚年谈话录》。整理的过程，也是我对王先生思想学术的再学习和再认识。于是我将从1986年成为他的博士生以来的所有读书笔记、日记、来往的信件以及他给我写的书法等等资料重新整理一过，甚至连一张圣诞卡都不放过。幸好，先生的文字我都保存得非常好，而且王先生的著作每出版一本，他都赠送给我，所以我这里保存有最全的王元化著作。
此后，出版社希望我继晚年谈话录后再写一部更加全面的《王元化谈话录》，从求学年代到最后的王元化谈话（包括书信等）都写进书中，于2015年出版。在这次的搜集整理中，我看到有几部关于王元化的传，但都不全面。于是我逐渐萌发写一部《王元化传》的想法。从2015年之后，我开始搜集资料，再次啃读先生的所有著述以及其他相关著述。并且多次前往王先生的故乡湖北江陵以及他的出生地武昌。发现了很多王先生生前都未必了解的资料。例如，他出生在武昌陶家巷，但他不知道的是，旁边就是曾兰友主持的圣公会三一教堂，其规模之大、建筑之精，在当年的武昌首屈一指，至今还是重点保护建筑。王元化生下来就在这个教堂中受洗，他的名字则由曾兰友所取。王元化与二姐桂碧清在1993年专程去江陵寻根。但是由于当地政府并不知道七八十年前的往事和旧迹，没有找到王家和桂家（王元化母亲家）的故居。他们俩只是到附近的一座教堂参观了一下，问了教堂中的老教友，也都不知道外公桂美鹏以及他集资建造的圣公会教堂和家宅。我专程去江陵找到新沙路小学，校方领导告诉我这里的原址就是桂美鹏创办的圣公会教堂，而门口的新沙路原先叫美鹏路，解放后拆除教堂建小学，连路名都改了（最近听说当地准备将新沙路小学改为王元化小学）。在该校校长的陪同下，我参观了学校，在教学大楼的二楼有一块大石碑，上书“圣公堂”三个大字，当地的朋友陈礼荣说这是桂美鹏亲笔所书，其书法与王元化先生极为相似。不远的地方是外公桂美鹏家的二层楼房，是一座西式建筑。江陵县图书馆保存着当年王元化捐赠给故乡的一大批档案，包括王元化历次获得的各种证书，其中最为珍贵的是国务院颁布的聘请王元化担任第一、二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审委员证书，党的第十二大代表大会代表证等等。目睹着这些史料，越发激励我要把《王元化传》写出来的决心。
写《王元化传》，我始终秉承着朴学的传统，即传中叙述的人物事迹和学术思想，尽量做到“无一字无来历”“不做凿空之论”。传记的题材不同于理论著作，但又不能离开理论著作，而王元化本人是一个思想者、理论家，需要对传主的一生思想活动的脉络做出清晰的发掘和描述。很多时候，还要做田野考察，对于传主的生活、工作环境及人事了然于胸，才能够准确地刻画出传主的思想学术精髓。鉴于此，我从贯穿王元化一生思想和学术的细微末节上来进行观察，发现了很多不为人所注意的节点，有的连先生本人都没有注意到。例如他的家庭对他的影响，这种影响要从一个人一生的源头上来观察。越到晚年，王元化对故乡的认同意识尤为强烈。细细追究这种情结，晚年的他，中国文化意识逐渐苏醒，越加重视故乡这个标志性的传统文化。这种对故乡的眷恋，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独有特点。
《王元化传》，吴琦幸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年11月第一版，88.00元对我来说，把这部人物传记写成具有考证严谨、叙述真实、臧否有据的大文章，难度很大，但我力图不加进自己的观点。在王元化的著述和后人对他的评价中寻找真相，这是我写作的出发点。出版社希望我用一句话来概括王元化的治学道路。一个人的治学经历由各方面的因素和学术经历组成，用一句话来概括是很难的。想了很久，如果从王元化的治学方法上来概括，那么可以这样说：王元化——以生命证悟独立精神的思想者。这里面有两层含义。作为思想家的王元化，他的思想经历了他自己常常说的三次反思的经历。王元化的这三次反思，并不是一个学者来描述思想界理论界的创新或递进发展，而是首先要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到反思中，用王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把自己的思想、经历作为反思的对象。自己与自己交战，在反思的过程中，所有曾经被奉为不可动摇的真理和权威思想都要经受检验，包括他自己，甚至更重要的是他本人。在传记中，我对这点下力颇大。王元化在1943年到1945年期间的第一次反思，对教条主义进行思考。从1938年加入中共地下党之后，他经历了一个左翼青年所走过的革命道路上的种种坎坷，也见证了左的或教条主义带给国人的各种灾难。在王元化的语汇中，教条主义就是当时“左”的理论，其中有外来的也有本土的。第二次反思发生在1955年到1959年，王元化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分子”后失去自由的年代，在一场精神危机之后大量阅读经典作家的理论著作，看出了以前自己视之为不可动摇的经典理论中的破绽，在思想上有了飞跃。第三次反思则是90年代。他总结了五四以来影响了国人和自己的四种思维模式、影响了中国七十多年的卢梭国家理论，以及对激进主义的来源和其流变进行反思。这一切都是他在独立思考下作出的。用生命来证悟独立精神的意义还在于，王元化把切身的经验和生活经历放进反思的方法中。与其他很多思想者、理论家通过学院的培养、在导师的影响下建立理论体系的方法不同，王元化没有单一的师承，虽然他说自己有四位影响很大的老师——汪公严、韦卓民、任善培、熊十力，另外还有郭绍虞、周班侯，但我们知道这些老师并没有系统地教过王元化：汪公严指导他读《文心雕龙》等，韦卓民通信指导读黑格尔，任善培指导读古文和作文章，熊十力则指导佛学。郭绍虞为王元化推荐《文心雕龙柬释》的单篇论文发表，周班侯指导他读莎士比亚等英文著作。他是自学成才，转益多师是吾师。他常常说：自己读的书并不多，甚至没有你们（指他的学生）多，但是我只会精读，完全理解了再用到实际的理论中。王元化晚年在理论上的贡献无不是在这一基础上，进行反复思考之后提出的。如：认识到五四以来的意图伦理、功利主义、激进情绪以及庸俗进化观点长久地影响国人思维方式。又如，被奉为理论指南的卢梭国家学说，对于公意的界定其实是凌驾于国家之上，被宣布为更全面地代表全体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与要求。他还认识到人的力量和理性的力量并不是无所不能的，把人的精神力量和理性力量作为信念的人，自以为可以掌握真理，于是把反对自己的人，认作是反对真理的异端，不是把他们消灭就是把他们改造成符合自己观念的人，这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上述的理论探讨延续的是一条中国式脉络，是他从中国思想史演绎出来的。到了晚年，他认为，激进思潮可以追溯到王阳明后期，到了泰州学派形成了一种反传统的思潮，荡涤一切。这样一来，他把五四的反传统思潮上溯到四五百年前。最后的岁月中，他认识到一国的学术风气将成为其社会风气的起源，学术风气会影响社会风气，联系到中国的实情，他有点悲观。当然他的悲观不是像韦伯那种“轻蔑式的悲观主义”（林毓生语），而是更加类似于史华慈的积极进取，“在面临这种排他性物质主义的宗教日益猖獗的优势时，更要好好估量一下我们的人文资源对于当下及未来的意义和用处”。王元化是用生命（包含了他人难以替代的革命和劫难的经历）去解释、体认、证悟独立精神的思想者。王元化生前反对人们用“南王北钱“或“南王北李”来概括学术或思想界的现象，因为他那独特的用生命来证悟独立精神的风格和特点是这些简单的概括无法涵盖的。从学术思想上来说，他既独立于权力和权威，又独立于公众舆论，他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