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的乌什故事
南疆：官商勾结贩玉案之四乌什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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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观察清代新疆版图，会发现颇象一只猎犬的头部，伊宁就是猎犬的眼睛，喀什是鼻子，一耳塔城，另一耳阿勒泰。伊犁、塔城、喀什这三个地域，正如大清帝国的眼鼻耳，决定着国土安全。
喀什稳则南疆稳，伊犁稳则新疆稳，新疆稳则中国稳。阿山地区时与蒙古地区一同隶属于科布多办事大臣管辖，非驻守重点。
清乾隆以后，新疆地区由伊犁将军管理，府治设于惠远城，在今天的霍城县，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伊犁将军明瑞在伊犁河北岸度地筑城，乾隆帝亲自赐名“惠远”，取“恩德惠及远方”之意。
眼睛的洞察决定着行动的方向，伊、塔、阿位于中俄边境地区。
自古以来，对中华领土的威胁一直来自北方，而外来宗教则主要经西域输入。所以不管是回教也好，佛教也好，景教（基督教聂斯脱里派）也好，都是通过南疆传入，再进入中原。
处于猎犬鼻子位置的刚好是喀什，这种巧合当然是由新疆在祖国所处的地位来决定。
“新疆无内陆无以为繁荣，内陆无新疆无以为屏障”。这是地缘政治上的两个离不开，自汉唐至今，这种离不开的状态延续两千多年的历史，让新疆成为祖国面积最大、离中央政权路途最远、费心最多的地域。
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之后，乾隆在新疆设置伊犁将军，在塔尔巴哈台、乌什设置参赞大臣（由于南疆的重要性，后移驻喀什），在蒙古游牧部落所在北疆地区的辟展（今善鄯）、古城（今奇台）、巴里坤、吐鲁番、喀喇乌苏（今乌苏）分设领队大臣，在回部聚居的南疆八城喀什噶尔、叶尔羌（今莎车）、和阗、库车、乌什、喀喇沙尔（今焉耆）、英吉沙尔、阿克苏及哈密等地分设办事大臣等，统领驻军，统辖各地各城边防、台站、卡伦、贸易关税等军政事务，全面构成清代新疆的军府体制。这些大臣名义上由伊犁将军节制，但天高皇帝远，这些品级相当的驻防大臣，都是钦差，一个不鸟一个，相对独立。
从理论上说，参赞大臣是对办事大臣有一定的节制权的，这才是色提巴尔第可以向永贵告高朴的原因。从清朝档案中所存奏折可知，驻疆的大臣又统称为“办事大臣”，清朝的“办事”，我们今天可以直接理解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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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提巴尔第于乾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调往叶尔羌任阿奇木伯克，而永贵是九月出巡。
虽然到任阿奇木伯克才短短四个月时间，色提巴尔第却如坐针毡，唯恐在叶尔羌也发生类似乌什暴动的事变。高朴在老朋友鄂对去世前，尚有所顾忌，并没有大规模开采玉矿，而现在他已肆无忌惮地将采玉区域远扩至离密尔岱山100多公里，进入了和阗的地界。
在哪里迎候永贵，这让色提巴尔第前思后想了很久，乌什与叶尔羌交界，但是道路艰险，但如果去喀什迎候，则进入鄂斯满的地界，不便于直接与永贵接触，因此最好就是在永贵始出疏勒向叶尔羌进发的途中迎候。
色提巴尔第向高朴请假，理由就是迎候永贵，对高朴来说，早已习惯了官场上的迎来送往，并没有多心，其实高朴年青气盛，也并不把被贬官的永贵放在眼中。
史料上没有记录色提巴尔第是在哪里迎到了永贵马队，但是永贵给乾隆的奏折中说，先接到色提巴尔第差人递交的诉状，之后在途中遇到迎接的色提巴尔第本人。
永贵见到色提巴尔第自然很高兴，当色提巴尔第要求单独面见永贵时，永贵知道，出大事了。
色提巴尔第奉上高朴的行贿的50两黄金，命通译将诉状的内容翻译给永贵，告诉永贵，高朴私自采玉贩玉事件的前因后果。
永贵陷入了沉默：对于高朴这样的高官，在没有得到皇帝的许可下，他本人并没有处置权，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一旦高朴得知事发，定会串供。这件事须缜密谋划，否则一招不慎，就会满盘皆输。
在永贵的沉默中，色提巴尔第提醒道：大人忘了乌什之变吗？
永贵当然不会忘，他在乾隆三十年第二次进疆就是因为乌什暴动，喀什噶尔办事大臣纳世通被腰斩于阵前后，他受皇帝之命赴喀什噶尔继任办事大臣，色提巴尔第时任喀什噶尔的阿奇木伯克，俩人自此成为故旧，私交甚笃，也相互信任。
这也是永贵看了诉状，马上认为所举报之事真实可信的重要原因之一。
后来，永贵移驻乌什，又转任伊犁将军，再回京任吏部尚书。这次进疆，永贵以“吏部尚书”衔，无责受罚，本来就很郁闷，况且在自费从北京赴新疆前，乾隆皇帝还传了狠话：永贵此行乌什，如果不认真办事，就在当地处决。无巧不成书，永贵和高朴在赴新疆之前，皇帝都下了这样类似的警告。
参赞大臣永贵并没有对高官的处置权，但是驻疆办事大臣可以根据社会情况临机处置，并向皇帝上奏折，加上永贵还有吏部尚书衔，而高朴只是待郎。
如果永贵坐等皇帝的圣旨的到达再对高朴采取手段，即使六百里加急，一个来回也得一个月，夜长梦多，一旦因为民愤再激起乌什之变的后果，永贵无论如何也推脱不了这个责任，此时惟有当机立断，快刀斩乱麻，而面对色提巴尔第，这个雍正、乾隆两朝的要臣，在朝廷利益可能受到威胁时，如果不能挺身而出，就枉费了朝廷的信任。
于是，永贵的第一份奏折于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初发出了，在清史档案中，这份奏折的名称是《乌什办事大臣永贵奏参高朴私采玉石串通商人盗卖等情折》。
在这封奏折中，永贵列举了高朴的一系列罪行：一是，高朴买东西不付钱，由部属摊派支付；二是，采挖玉石多派民伕，隐藏所采好玉，串通商人盗卖；三是，从叶尔羌、阿克苏调集数千民伕开渠引水，但实际并未引来水，却谎称引水成功。；四是，给冒功的伊什罕伯克阿布都舒库尔奏请三品顶子，甚至给阿布都舒库尔的弟弟、家里的皮匠、银匠也保举顶子，安排做官。
色提巴尔第提交的四份回文原稿同这个奏折一并用六百里加急发出。
高朴在叶尔羌重兵在握，而高朴私采贩玉案牵涉到色提巴尔第的副手伊什罕伯克阿布都许库尔以及其它的官员。
在这份奏折中，永贵提出了处理办法。
一是，暂令高朴停职离任，派人看守，封存其在叶尔羌的所有家产。二是，涉案的所有伯克、商人、心腹家人、头目一并看管，彼此隔离。三是，高朴如果招供，即严加治罪，若不认罪，拔去翎顶与涉案人员押解进京。四是，另一名办事大臣淑宝，有知情不报之罪，一并停职。五是，由永贵本人代管叶尔羌印信，等朝廷安排人来接管。五是，封存叶尔羌所有府库，对账查实有无亏空。
调兵动静太大。永贵毕竟宦海沉浮四十多年，又了解新疆的军务重要，在如何对付高朴上，做了周密的计划。
那么，高朴就没有一点察觉吗？我们要相信，当一个人狂妄自大到极点时，会认为天都是按他的意图行事的。在中国易学中，乾卦的第六爻叫亢龙有悔，如果官做到这个地步不谨慎，必遭失败，也无药可救。实际上，在色提巴尔第到任后，高朴拉拢过他，并让他也安排一个心腹跟阿布都舒库尔一同进山，去一次就给色提巴尔第五十个金元宝。色提巴尔第曾多次劝说高朴及其家人，但此时妄自尊大的高朴却是置若罔闻。色提巴尔第主管当地回部事务，一旦出事，肯定脱不开干系。
高朴当然知道乌什之变后朝廷所颁布的《回部善后事宜》中，重要的一条就是额定徭役，也就是说使用义务工是有时间的限制的。
高朴如果将卖玉所得能分出一半用于民伕的劳务费的话，这个矛盾原本是可以缓解的。因为当时大清的官场已世风日下，各级官员贪腐成性，所以才会有永贵这种正直的官提拔正直的人却被皇帝认为有卖帽子的嫌疑、被贬职到新疆的事情。高朴以官名采官玉，自然不会想到民伕的感受，更不会想到他的手下，也在借此之机行敛财之实。
我们再来说说鄂对，自从平定大小和卓之乱之后的十几年时间，他一直在叶尔羌任阿奇木伯克，小妾跟在身边，老婆放在库车，在当地的势力根深蒂固。史料中没有找到鄂对私采官玉的记录。因为，当地回众信奉回教，而回教是反对偶像崇拜的，所以不可能用玉去雕人物花鸟。玉又不得私卖，当地采玉人用玉在鄂对这里换抵粮食、牲畜是极有可能的行为。鄂对的玉来源有可能与高朴不同，高朴大规模采玉多是在鄂对去世后所为。
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十六日，皇帝收到了这封来自新疆的六百里加急，当即批示：“尔如此果断办理，未曾料到，可嘉。此事想必属实，另有旨，钦此。”
之后，乾隆皇帝马上起草了数份圣旨，分别颁命兵部尚书福隆安、领侍卫内大臣阿桂、工部尚书金简和刑部待郎喀宁阿，在这几份圣旨中都有一句话：“此案今若不为色提巴尔第告发，久而久之，则如同素诚逼迫乌什回众作乱，关系重大。”
那么乾隆年间的乌什之乱又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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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什暴动是由于乌什当地的阿奇木伯克阿卜都拉和清朝的钦命办事大臣素诚相互勾结欺压百姓而引起的民暴。
阿卜都拉是哈密郡王的弟弟，因为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时立有战功，被派往乌什任阿奇木伯克，来乌什上任时，从哈密带来了一帮自己的狐朋狗友当亲随，做生意。这些人仗着阿卜都拉这个后台，对当地百姓敲诈勒索。当时，要从南疆抽调人员到伊犁屯田，路途的费用、粮食和马匹都应由官方出钱，但是阿卜都拉的这群亲随们领了官府的银子，却非但不出这份应出之资，还竟从百姓中横征暴敛，并且强制把瘦羊按每只四两银子强卖给当地百姓。阿卜都拉本人性格暴烈，经常肆意打骂当地的回部百姓。按理说，作为钦命的驻乌什办事大臣，素诚是完全可以制止这类劣行。可是，这个素诚也不是一个正经的官，昏庸无能，无恶不作，竟然和儿子随意指令当地漂亮民妇陪睡。一个城，两个官，当一个比一个坏时，百姓的怒火便如同压抑的火山，随时会爆发。
当年引发乌什暴动有两件事，一件事是阿卜都拉毒打了一个差役，引起了差役家族的不满。另一件事，素诚随意征调240个民伕去外地送沙枣树，遣小伯克赖和木图拉带队。
这个赖和木图拉因为老婆曾被素诚强制陪睡，一直记恨于心。在出行的前一天，他鼓动民伕发动暴动，攻打乌什官府。素诚和阿布都拉闻讯后，一起逃到乌什的后山，结果被围住，素诚父子自杀，阿布都拉被抓。原本这件事，如果将真实情况给朝廷上报，安抚民众，也就可以就此了解，更不会酿成大祸。但是坏事儿的往往不是制度，而是没脑子的官。阿克苏办事大臣卞塔海得知此事后，带领五百清兵赶往乌什，当时赖和木图拉伯克还准备开城迎接，陈表实情。但是卞塔海一到，却拉开阵式，不分青红皂白，架起火炮，见人就放箭。见此，城内百姓自发加入了赖和木图拉的暴动队伍中，对峙三日后，清军用火炮攻打城门。于是赖和木图拉派出人四处求援，此事迅速激起了南疆诸回城的民愤。当时，南疆诸回城有怨气的伯克纷纷暗地准备响应起事。
库车的阿奇木伯克是鄂对的儿子鄂斯满，得到伊犁将军的命令后，在带领本部人马增援围困乌什的清军的同时，又安排副手稳定库车的民情，保护清政府驻库车的办事大臣府衙。鄂对的妻子叶依木在得知了叶尔羌不稳且一些伯克打造兵器并聚马匹于城郊之事，便从库车纵马五天五夜，赶到叶尔羌，以家宴邀请城内大小伯克和阿訇们。
据《清史稿》记载，当酒宴正欢时，热依木突然问道：乌什有变，诸位欲随之造反吗？众人面面相觑，半天才答道：我们不敢。热依木怒目而视道：不敢？为何聚集马匹，打制兵器？见众人无言以对，便以大小和卓的失败为例，晓之利害，劝说这些人支持朝廷，稳定属民。之后，鄂对安排人收缴了他们的武器，把马匹赶往深山。叶尔羌因而得以稳定。而当时喀什噶尔的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尔第也有效地稳定了当地的民众情绪。阿克苏的阿奇木伯克达墨特正在从北京觐见乾隆皇帝返疆的路上，走到肃州时，听到了消息，星夜兼程七个昼夜，赶回属地，稳定了阿克苏。
自古，底层百姓自称为草民，既然是草民，那么跟风和随风的可能性就大，各级伯克稳定了，属民的倾向性问题当然也就解决了。
先期抵达乌什的阿克苏办事大臣卞塔海率领的清军竟然败给了暴动队伍，只有向伊犁将军求援。伊犁将军明瑞急调喀什办事大臣纳世通带兵增援乌什。这个纳世通本也不是个什么好鸟，平时经常殴打手下的大、小伯克和回众，民间积怨很深。他没把暴动放在眼中，而且为了争功，还擅自冒进，结果也被暴动的队伍打败。于是，伊犁将军明瑞亲自赴乌什，调动周边驻军万余人围困乌什城。
在清代，军事情报的传递靠驿站，六百里加急，从上折子到下圣旨一个来回，快马加鞭也得一个月。明瑞到达乌什后，对卞塔海滥杀无故激起民变和纳世通殴打伯克、欺压回部的事如实上报。于是盛怒中的乾隆下旨，将此二人于阵前腰斩，以解回部民众之气，也警示驻疆大臣本份办事。
乌什城被围半年后，城内民众突围未果，而赖和木图拉伯克也死于箭伤。直至城内粮食耗尽，清军方才进入城内。乌什城内的民众万余人分四批被迁往伊犁屯田。
从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控制全疆开始，至清末止，先后迁往伊犁屯田种地的回众在准噶尔盆地被称为“塔兰奇人”，即“种麦子的人”之意。此举也打破了新疆在民族融合过程中所形成的“南回北准”区域格局。
乌什暴动平息之后，伊犁将军明瑞给乾隆皇帝上了一个很不明智的折子：由于驻疆办事大臣屡屡骚扰民众，引起民愤，请求撤消办事大臣，由伊犁将军统管各城伯克。
官员的决策一般起源于高度和角度，乾隆皇帝对这个折子非常生气，怒斥了明瑞的不明智。并明确强调对南疆的统治力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于是明瑞、阿桂与吐鲁番的额敏和卓经多次协商，起草制定了《回部善后事宜》，明确了办事大臣与伯克的隶属关系和职责，并公布了限制伯克权力、取消陋规、平均赋役负担、整顿伯克选举、减少伯克随从、降低民众徭役额度、整顿贸易和规定礼仪等八条稳定南疆的措施。
制度的执行，主要靠官的自觉性，如果地方官不严格执行，那么再好的制度也是形同虚设。当权力失去监督时，人本性中的贪欲就会占上风。
高朴，在鄂对对他的胡作非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状况下，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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