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创造法制 | 倪海燕·早茶夜读
这一期的领读书是苏力教授的《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就中国的法治社会而言。1996年，苏力教授在北京大学出版了一本论文集《法治及其本土资源》，20年前他又写了这本《送法下乡》，虽然这本书是出版在20年以前，书的很多内容对今天的农村并不一定很适合，但是，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任何一个要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的人，都必须去研究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业、中国的农民。
虽然晚了20年才读这本书，我个人对中国农村的法治仍然是一头雾水，当然不是说这本书的观点有多深奥，也不是说不能接受，而是说中国的法治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需要更多地去深入农村、关心农村、了解农民。希望研究中国农村法治的人，要站在中国法治的大前提下去研究农村，不能仅仅是研究农村，脱离了中国整个社会的大趋势，研究农村就没有意义。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村在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研究农村永远不落后，即使在未来的30年，甚至200年也一样。每年的春节以后的第一次会议，中央大多都是在研究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简称为三农，中国的法治离不开农村。
每一个研究中国历史的大家，每一个对中国历史负有责任感的人都会去研究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农村发展变迁的历史。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这和毛泽东熟悉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村历史有密切的关联，“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在毛泽东亲自深入农村了解农村以后写的，是指导中国革命的鸿篇巨著，它并不像有些领导人要等着秘书来写。
沈从文在《湘西漫记》中描写的就是中国农村，《乡土中国》记录的也是中国农村历史，鲁迅也是研究中国农村和农村风俗习惯的大家，他的小伙伴“闰土”至今还活在每一个中小学生的心里。
中国农村的法制化进程，实际上就决定着中国整个社会的法制化进程。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而且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农村的影响远比城市影响的更深更广。在城市，改革开放后马路越修越宽，高楼越盖越高。而在农村，改革开放的影响，引起时代的巨变，无论是内心还是外观，这个变化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无可比拟的。如果深入了解一下目前的农村，经过三四十年的发展以后，有从外观到内在的变化：先说外观的，现在的农业农村农民已经不是几十年以前的农业农村农民，农村的居民的小矮房子已经变成了小楼房，就是城里很多人羡慕的所谓的“别墅”。农业生产也不再是大生产，几乎都是各家各户，还有大量的农村专业户、合作户，这也是产业发展的一个标志。还有就发生在身边的变化，很多农村里的骨干劳动力都进城打工，出现大量的人口流动，这是几千年以来农村中最大的变化。不要小看这个农民工进城，客观上来讲，现在很多农民工进城以后，会引起一些社会问题，比如，农村的空心化问题，未成年子女隔代教育问题，甚至还有每年春节元旦之前的犯罪高峰期问题，这都是和农民工进城，拿不到工资有一定的关联。不过，它也有一个积极的意义，农民工一年有十个月在城里，像城里的白领、金领、政府官员一样，生活在一个非常开放的社会里，耳濡目染的是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认识，包括玩手机商务和微信快递，接待的朋友完全是城市化的，所以今天的很多农民朋友，在城市里待了10个月之后，回到农村，他们就会把农村的原来的风俗习气、习惯等一一改变。
中国的法治现在也不是30年以前的法制，中国的农村、农民问题不简单是一个法制的问题，反观农村的法制状况，和城里的发展变化有较大差别。农村因为人口的流动比较少，所以农村和城市相比较，解决纠纷时有几个明显的变化：农村是个熟人的社会，城里人今天在东城，明天在西城，过两年又去了上海，所以和周围的人因为生活、文化、住房、职业的原因，很难融入到城市生活，这就是农二代可能给社会带来的一些影响；但是这些农村人只要回到了农村，就如鱼得水。所以中国的农村出现纠纷、解决纠纷，必须要考虑到道德的问题，聚集人群的问题，老百姓的流言蜚语、茶余饭后的谈资问题，所以农村的很多问题是需要通过道德，而不是需要通过法庭来解决的。农村解决纠纷的力量，随着大量农村家庭的空心化，很多地方出现了一些负面的情况，比如说政权的力量在减弱，村组织、法庭、司法人员很少深入到农村里，当个别地方出现大量的空心化以后，就出现个别的人为非作歹、称霸一方，而很多弱势群体，如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等都得不到及时的法律保护和支援。
除了解决纠纷，还要去研究中国农村的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方式，最核心的是什么？就是土地，还有森林、河流、草原、矿场等的所有权形式。这就要研究分配制度改革，分配制度改革对农村影响比较大的是税收，现在农村的很多税国家已经给减免，但是仍然还有大量土地的抛荒，好的田地没有人耕种，最根本的原因是分配制度，表面上是农民种田以后，辛辛苦苦一年，最后还要贴钱、赔钱，即使赚钱也不如在城市里捡垃圾、做小时工挣得多，从国家的稳定性的角度来看务必要考虑。
至今农村采取的是土地承包制，由土地实行国家所有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人民就是大集体的社员，只有承包权，那么承包就意味着可以解除承包，虽然现在政策上，一再宣传是土地承包30年不动摇，但是实际上，如果是承包就导致了很多人把自己的土地抛荒。所以，必须加大对农村农业农民支持的力度，只有经济问题解决，法治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改变。
中国的送法下乡，实际上不一定要到农村去，最核心的是解决好占农村主力的农民，特别是青壮年人的法治思想和观念。
现在很多人，特别是流动性比较大的人，在他的思维系统里有两套，在农村遵循的是农村系统，进城以后就换成城市里的系统，要改变城乡差异的这种状态，农产品的剪刀差问题要缩小，还要缩小城市人与农村人的思维观念上的差别。
客观上分析，法治社会，通过法院来解决纠纷，并不最经济最合算。法治的特点是要严格程序，一个法庭前前后后开下来最少要两三个小时，而且很多民事案件久拖不决，甚至民事案件演变为严重的刑事案件。去年的民法典修改以后，把离婚的冷静期写进了法条里，看似稳定婚姻、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的一个法律条文，最终成为压断农村妇女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某个地方出现了一个案例。一个妈妈，受尽了家庭暴力，到政府去申请离婚，政府说，至少要一个月以后才能来谈离婚。她就想回家也会被打死，干脆带着两个孩子投河自尽。所以，解决农村问题不是一个或者几个法条能解决的，也不是通过建几个派出法庭或者是像当年的马背法庭，把法庭开到农民的田间地头，甚至开进农村的炕头就能解决的问题，最核心的还是观念。
中国农村的法制，如果只从地域上研究，没有实质的意义，必须是在整个中国法治如何进程的前提下，如何缩小城市和农村的距离的前提下，才能去研究中国的乡土法治。很多研究人员做法学研究的时候习惯上有一个思维方式，就是介绍国外的某一个制度，然后就要引进变成中国的一个制度。国外的制度如何优越，引进以后会如何如何的好，不可否认，国内的很多法律制度是从国外引进来的，它的最核心原因是国外的资本主义发展比中国早。所以，很多思想观念制度上落后于人，就像今天的科学技术一样，如果别人花了300年研究的技术，我用了20天就学会了，这个是人类智力发展的必然，并不说明今天学他的，那么他的就一定比我的好，也不意味着什么东西都要从别人那里学。研究中国的乡土法治，很多人都提到就是，只要外国制度引进中国的本土化问题。比如说，国外的现代陪审团，在中国一直坚决地拒绝；美国的辩诉交易，中国的一直在坚决地拒绝；美国的司法制度，特别是警察制度，中国一直在坚决地拒绝，为什么？这是可能大家需要去思考的中国特色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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