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水外交现状
大数据时代是当前社会较为热门的一个话题。一些学者把大数据技术高度评价为划时代的产物，他们认为大数据时代在人类的生活、工作以及思维上都不同程度地带来了历史性变革。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大数据只不过是统计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不应该夸大其影响力。从社会发展阶段来看，我国当前还处于信息社会，大数据时代则是一个信息社会发展到高级阶段的象征。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计算机的相关技术对于处理数据的能力有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当计算机数据处理的能力能够运用于生活以及工作的各个方面时，也就造成了整个社会的重大变革。 大数据时代给我们的生活、工作以及思维方式都带来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我们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这更大程度地取决于我们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以及遇到危机时的应变能力。大数据时代的洪流，再加上信息化、全球化的浪潮，使中国现行的外交决策体制受到了猛烈冲击。目前，虽然中国周边水外交有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与此同时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包含中国的一些内在因素，而且还有外来干扰因素的冲击，给中国及其周边国家在解决跨界水资源的问题上带来一定的阻碍。
（一）我国还没有形成一套系统全面的周边水外交综合协调机制
当前，我国的周边水外交仍然处于起步探索的阶段，对于一个国家总体外交的定位以及与周边国家进行水外交的目的、方向、手段、目标等都还没有清晰的认识，也没有明确的应对方案，因此我国还没有形成一套系统全面有效的周边水外交战略体系。
以国家政府为实施主体是开展外交活动的一大特点，这就决定了外交活动实践主体的特殊性。外交部门和水利部门是以水为核心要素开展周边水外交的主要部门，与此同时，还需要环保、交通、安全、财政、农业、法律等相关部门综合协调，共同发力。我国对水资源的管理实行行政区域管理与流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模式，由国务院的水行政管理部门对全国的水资源进行统一的管理和监督，并且对由国家机关明确确定的重要江河、湖泊设立的流域管理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虽然水利部门是管理和监督水资源的重要部门，但是水资源的使用与管理职权分布较为混乱，其分布在环境、林业、能源、气象、国土等十几个部门，主权与职责的界定模糊、职能交叉且重叠以及部门分散且独立等现象尤为突出，这就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协调机制，难以建立一个有效的共享平台。由于水资源具有天然的流动性、联系的广泛性以及使用的多功能性等特点，将管理和监督水资源的职权都统一地归于一个部门是不现实的。
我国现有的水资源管理体系的分散性以及管理和监督职权的模糊性等弊端，是我国开展周边水外交活动、加强与周边国家相关水资源合作的重大阻碍。 由于我国还没有形成一套系统全面有效的周边水外交战略体系，还不能做到及时、准确、有效、系统地主动应对和出击，这不仅制约着中国周边水外交整体能力的有效发挥，而且也是阻碍和影响中国周边水外交在实施主体及其方式方法、目标效果和中国形象等方面的重要因素。
（二）由经济社会发展以及自然条件所决定的被动位置
水资源总量的丰富性、人均短缺性以及分布的不均匀性，是我国水资源的三大特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已经跃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伴随着近年来出台的“一带一路”、“亚投行”等重大战略措施，使我国的国际地位及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都产生了巨大变化。
然而，在改革攻坚的深水期，由于长时间的迅速发展所遗留和积累的诸多问题尤为突出，比如经济结构的不协调、发展方式的粗放落后、区域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大、资源环境有待改善等。另外，再加上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同西方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我国仍然处于弱势地位。我们应该看到，当前我国周边环境跨界水资源的问题有所凸显，给我国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长时间以来，由于我国对周边水外交的开展目的、方式、意义等都还没有足够的认识，这就使得中国水外交的发展相对缓慢且滞后。中国的水外交的导向主要是指向问题，在一般情况下，只有在国家间出现矛盾和利益争端时，我国才会通过外交的途径进行解决，这种被动处理问题的模式，其效果可想而知。尽管近些年来，在水外交合作领域中国与周边国家取得了飞速发展，但是因为跨界水资源具有复杂性和敏感性的特点，周边国家对我国开展水外交活动还存在着一定的防范和顾虑，这集中表现为对我国“近而不亲”的现象。 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基于其客观条件的制约和自身发展的需求，我国需要不断地走出去，这仍然需要通过外交的渠道来达到树立国家形象以及争取国际的支持的目的，从而维护我国合理科学的发展权益。
（三）我国与周边国家跨界水资源的合作水平不平衡
从整体外交上看，我国与周边国家就跨界水资源合作问题极其不平衡，甚至呈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从西北和东北方向上看，我国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的合作水平要高于其他国家，在跨界水资的各个方面中把多层次、多领域合作贯彻到底。中哈与中俄在两方领导人的推动下，实现了水资源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的形成，就跨界水资源问题双方政府部门开展了深入的探讨，形成了务实合作的局面。
从西南方向上看，我国与印度就跨界水资源的合作水平相对来说较低。尚未解决的领土争端问题是阻碍和影响中印两国关系的主要因素，从而导致了中印两国在跨界水资源领域的合作不足。中国与下湄国家就跨界水资源领域的合作也较少，这是由于澜湄流域所涉及的面积较大、流经的沿岸国家诸多、利益矛盾重叠等多因素交织，另外，再受到“内部弱化”以及“外部拥堵”两个方向张力的限制。“澜湄合作机制”是中国倡导的第一个以跨国界河流为媒介的流域性多边合作机制，在跨界水资源的监管上，我国面临着提供公共产品、博得下游国家的信任和支持以及与既有机制协调联动等挑战，但是就我国周边水外交来说也已经取得诸多成果，未来的发展也值得期待。
（四）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使得上述问题进一步放大
21世纪以来，全球的外交事务总量激增，我国也不例外。国内的高层领导人员频繁地走访世界各个主要国家，各类国际论坛活动层出不穷，各类国际组织不断建立，外交系统自身的职能部门以及其他的政府部门涉足外交事务的数量不断增加，这就使得各类外交事务急速增长。水外交是以水资源为主要内容的外交活动，它不仅属于资源外交的子类，也是领域外交的范畴，但是我国还没有形成一套系统全面的综合协调机制，还一直处于被动防御位置，水外交的数量就随着国家外交全局事务的增长而增长，也就更加显现出我国与周边国家跨界水资源合作水平的极度不平衡，从而更加凸显出跨界水资源的更多也更深层次的问题。
（本文为河海大学法学院学生作业节选 191315010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