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土: 不只鲁迅骂人，章衣萍也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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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了书同先生的绍介（《章衣萍与〈磨刀集〉》，刊《文汇报》笔会2014.2.5），将躺在书架上呼呼大睡17年的《古庙集》翻出一读，就觉一个敢爱、敢恨、敢怒、敢怨的灵魂活生生站在我的眼前，令人精神振奋，相见很晚。

在《柏克赫士特女士》一文中，因了柏克赫士特女士（又译海伦·柏克赫斯特 Helen Parkhurst  1887～1973）即将来中国，他介绍了她所发明的达尔顿制（又译道尔顿制），“积十余年的革命精神，积十余年的努力奋斗，积十余年的研究经验，柏克赫士特女士的达尔顿制才完全告成”，行文至此，他不禁感叹道：

我们的肤浅的教育家看呵！你们只是在国内的中学大学毕过业，只是在国外的哥伦比亚，什么剑桥打过滚，只是在什么杂志报纸上发表过几篇论文，你们也配做教育家吗？你们只是偷窃一点学理，翻译两本书籍，开创几个野鸡学校，你们也就满足了吗？没有革命的独创精神不能研究文学，不能研究哲学，不能研究教育，也不配做人。

阅读至此，不禁拍案叫绝！君不见，今日之自封、被封教育家者简直是车载斗量吗，就有某校长，临退休之前，邀请各方人士，召开自己的教育思想研讨会，似乎只要教过书，当了校长，自然而然就成了教育家的。今日之已经成为教育家者与即将成为教育家者，不可不读读章先生的这段文字啊。

在《他们尽是可爱的！》一文中，他这样写道：

MarousArelius说得好：“死是挂在你的头上的！当你还活着的时候，当你还有权力的时候，努力变成一个好人罢！”这是我们应该时时刻刻记着的话。

记得一九九八年的夏天我们要调动来沪时，妻子所在中学的校长卡住她不放，就有同情我们者对校长说，你马上就要退休了，为什么就不能做点好事呢？所以，读到这句话，我特别有感触，似乎它就是专为我们所写下的。

现今，许多出版社堕落到靠出卖书号为生，一串由英文字母与阿拉伯数字组成的符号，竟然可卖一两万元甚至更多人民币，这简直是世界上再划算不过的买卖了。正因如此，粗制滥造的图书也就不少，但我们却只听颂扬之音，而少闻批评之声，这又是为何呢？还是看看章先生怎么说吧。在《糟糕的〈国语文学史〉》一文中，他毫不客气地指出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凌独见编的《国语文学史》，当他看到编者将自己的两首诗也写入文学史后，忍不住挖苦道：

中国近代就是无诗人可入文学史，也何至于劳及凌先生！后来我又想，人类自私的心是免不了的，假如我来做文学史，一定要把我许多肉麻的情诗都抄在文学史上，也许连从前C君送我的情诗也要抄上去呢。

在《呼冤》一文中，他更是将矛头直指经常打交道的文学期刊与副刊的编辑大人：

依编辑先生的心理，而把投稿者分做四等。第一等可称之曰“元老投稿者”，这些投稿者在社会上已经发表了很多东西，无论东西是好是坏，是凤毛是狗屁，但在文坛上总有了一个位置。他们的稿子是一寄去就登载，题目是大号字，而且地位自然是在前面第一栏。第二等可称之曰“亲属投稿者”，这里面包括的是编辑者的叔叔或伯伯，哥哥或弟弟，姊姊或妹妹，已婚的太太或未婚的爱人……第三等可称之曰“投机投稿者”……第四等是无名投稿者……此辈投稿者大都是普通学生，穷困青年，他们创作心热，发表心健，稿子挥笔即成，寄去是大概不登。我现在要呼冤的，就是为了这一等人。

时光是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的文学期刊与报纸副刊也都居于喉舌的重要地位，但章先生在大半个世纪之前所指出的弊端，今日就依然如故，甚至愈演愈烈了。大约十几年前，曾有一知名作家，担任《**文学》的主编，在一私底下的聚会上说，关系稿都发不过来，自然来稿当然一概不用了。听闻此言，当下我的心就凉了半截，因为我曾给该杂志投过几篇稿子，谁知却石沉大海，原来如此！今日文学期刊的不景气，一方面固然由大环境所致，但我觉得与其抱怨阅读环境，到不如编者多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

正当读得痛快时，书页却见了底，于是立马从孔夫子旧书网上邮购了《章衣萍集：随笔三种及其他》。

我在盼着他的书来。

二O一四年二月十四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