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自半世纪前：美国的衰落早有预兆
今年美国在抗疫方面的表现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美国老百姓追求极端个人自由，政府躺倒放任疫情扩散，在死亡人数超越美国历史上任何一场战争的同时，美国那些互联网龙头企业却在股市上高歌猛进，大企业和利益相关人将纾困方案资金揣入腰包。很多人开始意识到：这个灯塔国正开始走向衰落。
关于这个问题，就业和增长理论之父，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费尔普斯早在7年前，就在他的一本书《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里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是的。而且这个衰落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开始了衰落。
说实话这个观点实在是让大众迷惑不解。苏联解体后，美国一下子登上人类历史的顶点，成为唯我独尊的存在。怎么在那之前就开始衰落了呢？更何况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也是兴起于美国席卷全球。如日中天的美国，衰落又从何说起？
费尔普斯作为经济增长领域全球最权威的经济学家自然也不是信口开河，他的说法自有一套严密的理论体系。我们就管中窥豹，尽可能用简单的逻辑说明一下他的理论吧：
从19世纪20年代起，现代资本主义率先从英美发展壮大，带来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力和创新浪潮，并进一步扩散到法德，但是这种经济活力持续到上世纪中叶，创新的经济引擎首先在西欧逐渐熄火，到了70年代，美国也走向了衰落（特别是与19-20世纪大多数的时期相比）。
费尔普斯认为，衰退的根源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持续而普遍的增长减速（劳动生产率同样在恶化）。这个全要素生产率简单说就是单位劳动和资本等有形要素之外技术进步和能力实现带来的产出。这个指标是判断经济体的增长质量和增长潜力的重要标准。
上图可见，在上世纪70年代以来，除了互联网革命兴起的短暂十年里生产率重启增长，其他的大部分时间均不到此前的一半。如按照半个世纪的维度看，1972年之前全要素生产率为2.26%，之后约为1.17%。
与此同时，美国的生产率增速下降同时带来了经济包容性的下降：失业率上升、工资水平下降和工作满意度下降的问题。比如1900-1929年和平年份的平均失业率为4.95%，而1973年之后的30年则提高到了6.3%。在20世纪40年代，低收入者相对于中位数收入者的状况明显改善，普通蓝领都买得起汽车、房子。而这个美好时代于20世纪最后25年宣告终结，其相对工资到90年代中期约比1975年的水平下降了20%。下图是根据盖洛普咨询在过去几十年里问卷里同样一个问题“对你从事的工作或岗位是否满意”回答满意的比例，总体呈现系统性的下跌（这就是历史底蕴，一个问题问几十年）。
另一个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的《美国真相》中，这些现象讲述的更加触目惊心。（详见我此前的文章《美国真相》里的N个真相）
生产率减速还产生了两个现象。一个是制造业向服务业和金融业的结构性转变。这导致了“无就业复苏”的问题，即服务业就业人口新增长无法弥补制造业就业人口的减少，更何况这种变动是结构性的。另一个问题则是经济和就业波动越来越大。在30多年里，就发生了5次衰退（1975、1982、1992、2002-2003、2008-2009年）。
问题是，无论是哪届政府，无论是采取凯恩斯的刺激消费政策还是供给学派的刺激劳动供给政策，在费尔普斯看来，从长期看都没有扭转这种减速。
作者将这种巨大的落差，归结于自主创新，特别是是草根创新（Grassroot innovation）的萎缩。因为草根创新，而非科技成果是19世纪30年代~20世纪60年代美国创新的主要源泉。
原来一切和想象的不一样
对于美国的黄金时代，费尔普斯认为很多广为流行的叙事是有根本缺陷的。比如，二战到七十年代，很多人认为那是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并且归功于政府采取了一些福利保障的社团主义做法。但他认为，这段时间的增长率远不及两战的间歇期，相反为之后的衰落埋下了种子。又如，保守主义认为如果回到教科书中的标准资本主义即低税低监管的时代，美国就能恢复经济增长，这一理论在近几十年可谓大行其道。减税成了历届共和党政府拉动经济增长的利器。但费尔普斯又用就业增长的黄金律解释了低税高竞争或许是必要条件，但绝不是高度经济活力的充分条件。事实上，除了低税通过财富效应减弱了人们工作的激情，企业也通过减税减弱了创新的动力。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社会福利（直接的转移支付）的巨幅增长，直接挤占了其他政府项目，例如修缮破败的基础设施。财政在不断削弱的税基和不断增长的福利支出的挤压中趋于崩溃，只能通过发行货币大量借款苟延残喘。
费尔普斯呼吁的是：应该从社会价值观和制度两方面清除制约经济活力的障碍。
衰落之源
如前所述，衰落源于创新的减退，那么又是什么抑制了创新的活力呢？
菲尔普斯在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之源时，指出
“现代经济把那些接近实际经济运行，容易接触新的商业创意的人，变成了主导从开发到应用的创新过程的研究者和实践者，而科学家和工程师往往被他们召集过来，提供技术知识。事实上，现代经济把各种类型的人都变成“创意者”、金融家成为思考者，生产商成为市场推广者。终端客户也成为弄潮儿。现代经济，在过去两个世纪的推动力就是这一经济体系由经济文化和经济制度构成的体系。正是这一体系而非流行理论中强调的杰出人物，才是现代经济的活力之源。”
在他看来，现代经济释放了创造力和远见，并成功地为其配备了企业家的专业能力、投资人的判断和终端客户的勇气。而当今美国恰恰在这些方面都出现了退化：
比如，职业经理人而不是真正的企业家控制大企业，更多注重财务指标，资源竞争导致创新团队很难获得话语权或者资源。投资人更加纯粹依赖共同基金带来的稳定收益，不再利用自己的眼光和专业知识进行判断。共同基金、投资银行更加依靠大数定律“科学”投资，而非进行产业分析带来的洞察力，或者激励创新创业。
在我看来，两句话足以概括：第一，产业经济“官僚化”。第二，金融经济脱实向虚。而更深层的背景，则可能是随着制造业的空心化，无论是美国的互联网经济还是金融经济已经失去了滋养创新创意的丰厚土壤，只能“玩虚的”。正如陶氏化学CEO利伟诚在他的《美国制造》里所言，“制造业的所到之处，创新不可避免的跟随”。如果任由制造业离开，创新迟早也会离开。
更为致命的是美国人引以为傲的“经济文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金钱文化已经深入到美国社会的每个角落，更多地人追求财富，而非追求创新。投资人和经理人追求挣快钱，而实业部门的扩张和投资被挤压。最典型的一点就是：最优秀的年轻人选择投身金融业而非产业部门。富人追求不断减税带来的财富增加、社会滥讼现象突出。与这种金钱文化同位出现的是，自我中心或自以为是的文化也发展起来。使得企业更难招到具有主动精神、乐于助人、拥有专注力和判断力的员工。同样，在疫情中，我们看到了，无论是美国政客还是老百姓，也是不知哪儿来的蜜汁自信，反智主义盛行，不反思自身之过，却责备于他国。“天朝上国”的迷幻与我大清朝那会真是如出一辙。
政府与银行、企业的勾连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国会-银行”复合体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以往的任何集团，银行绑架了政府，在历次金融危机中“大而不能倒”。私营企业也与政府勾结。通过各种各样的立法，使得政府将公共支出向利益相关人进行合法的输送，或者保护其不合理的收入。这种公开的腐败，在斯蒂格利茨同样在其《美国真相》一书中也有深刻的揭露。今年疫情大流行，美国政界在主导疫情物资调配中，进行各种利益输送，一帮不相干的企业大发“国难财”，却无一人得到惩治。如此种种，可知费尔普斯、斯蒂格利茨这些著名经济学家所言不虚。
综上所述，美国的经济模式自从上世纪70年代，经历了第二次转型，这种在制度、价值观和经济政策方面的不利转变，使美国的经济活力严重退化，并导致了创新乏力。作者称之为“新社团主义”。美国之病，不在腠理、不在肌肤、不在肠胃，已深入骨髓矣。
当然费尔普斯的观点也是一家之言，对其理论基础：西方兴起源于新的经济制度和现代主义文化所激发的创新活力也是诸多解释的一种。有些问题他也没有作出解释，比如： 美国既然70年代就进入了衰落，可是90年代兴起的互联网革命，不正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所创造的吗？如果这都不算活力那什么又能算呢？至少他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数据或者答案。
但不管怎么样，一个国家的兴衰轨迹，就像一条抛物线，有拐点也有顶点。或许从90年代到如今，这个“文明的灯塔”迎来了它的拐点，尽管仍然在上升，但是临界点已过，在走向极点的今日，终究将被抛下历史的天空。
在这里借用一句英国历史学家吉本的话
“罗马帝国的衰亡是国家过于庞大而自然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繁荣催生腐朽的基础，征服的范围越大，导致毁灭的因素就越多。一旦时机或意外事件除去表面的支撑，这个庞大的结构就会被自身的重量压垮。”
历史真是会不断重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