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鲜为人知的中共四大在历史上有哪些不可磨灭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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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党的四大在上海召开。参加会议的正是这些风尘仆仆的异乡来客，他们是由全国994名中共党员推选的20位正式代表。那位外国人，就是曾在早期指导过陈独秀、李大钊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
11日午后，大会的向导郑超麟陆续将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周恩来、李维汉、彭述之、李立三等20名代表带入会场。
在三张八仙桌拼接成的会议桌旁，陈独秀端坐正中，用铿锵有力的语调做了第三届中央执委会的工作报告。他虽然只有46岁，但是从党成立起就担任领袖，被党员们私下称为“老头子”。
彭述之向大会作了关于共产国际五大的情况和决议精神的报告。他是中共旅莫支部推选的代表，也是共产国际指派的人员。所以未经选举便直接参会，并且当选中央宣传部主任。
共产国际派遣维经斯基带来了两项政治议决案，并由瞿秋白译成中文。这次会议上，博学多才的瞿秋白第一次当选中央局委员。这是一股年轻的力量，除了46岁的陈独秀，其他与会者几乎都是20多岁的青年：意志坚强的蔡和森，气质儒雅的瞿秋白，不苟言笑的李维汉，风度翩翩的周恩来，还有工运领袖汪寿华、陈谭秋、李立三、项英……
这次酝酿已久的大会，没有出现前几次代表大会中激烈争论的场面，整个会议过程非常平静，犹如当时严寒冬日的肃静。在“四大”结束十天后彭述之给旅莫支部的信中，曾这样说：“此次大会的空气极好，现出和衷一致的精神。……现在可以说我党自经此大会之后，我党已由小团体而转入真正的党的时期了。”
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全国革命形势迅速高涨，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但国共合作并非一帆风顺，在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洪流中也潜伏着令人不安的暗流，国民党的一些右派分子发表不实言论污蔑共产党人。
为了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回答革命形势提出的新问题，1925年，经过充分酝酿和准备，中共四大诞生了一系列包括《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宣言》在内的不平凡的决议案，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提出了工农联盟的问题，对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更加完整的规定。
中共四大在党的历史上的功绩，又被誉为“顶天立地,力量之源”。
“顶天立地”中的这个“天”指的就是中央领导机构的设置的变更。中共二大时，中共中央的领导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人的称谓是“委员长”。中共四大将其改称为“总书记”，并把各级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长改称为“书记”。
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而这个“地”指的就是党的支部建设。大会第一次将党的基本组织由“组”改为“支部”，规定“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个支部”。至今，支部、基本组织等概念仍在沿用。
“力量之源”指的则是这次代表大会阐明了党的群众路线思想理论的基本框架。会议通过的11份议决案和会议文件，用“系列配套文件”的形式，把我们“党渗透到城市工人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立场和思想记录了下来。会议制定了党领导包括工、农、青、妇等各项群众运动的方针政策，提出吸收工、农等先进分子入党等开展群众工作的方法和计划，开启了以工人、农民为主体革命群众运动新浪潮。
这些在上海虹口石库门弄堂里孕育的观点和主张，不仅构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也构筑了党群众路线和组织建设新的历史起点。党的四大以后，全国反帝反封建的工农运动迅猛发展，党的队伍迅速扩大，为即将到来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