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顺》史话沧桑 闪耀星光的安顺古代瓦当 2021年第80期（总677期）
闪耀星光的安顺古代瓦当
当一栋栋宫室庙堂，一间间官署名宅，一座座离宫园囿在消烟中倒下，在战火中倾圮时，瓦当便深深地埋入了废墟中。今天，当我们从废墟中拾起一片片瓦当，拂去尘土，拭目审视，其竟然还熠熠生辉。它汇聚了古代地域文明的万象，为我们留下了无尽的遐思。
瓦当用于屋面檐端，又称勾头、猫头、滴水。形状有圆形、半圆形、三角形等，当面多装饰纹饰。从实际功用上讲，瓦当具有保护椽子免受风雨侵蚀的功能，从装饰上看具有美化建筑屋檐的效果。
明代忍冬纹滴水
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说：“建筑为社会情形之反映”，从我国古代建筑发展变化的情形来看，建筑的每一构件都在随着朝代的更迭、功能的变化、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审美情趣的转移等发生着或大或小的变化。作为建筑材料之一的瓦当，同样反映着它所处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
地处黔中的安顺，其历史中的点点星光也在这小小的瓦件中辉映闪耀。
战国、秦汉、魏晋时期，安顺地处牂牁夜郎境，史称徼外之地，明以前，这里被认为远离中原文明之域。然而，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顺宁谷汉遗址出土的“长乐未央”瓦当来看，此时的安顺早已受到中原文明的浸润，反映出这一时期安顺丰富的社会情形。
安顺宁谷东汉遗址出土“长乐未央”瓦当
“长乐未央”瓦当，出土于距安顺城区约5公里的宁谷汉遗址（2003年出版《贵州省文物志》定为汉代）。瓦当为泥质，当头呈圆形，当面外缘凸起呈圆环状，内圈为几何纹，中部均匀开四窗，每窗内一字，字为逆时针方向刻模，字体为隶，依次为“长”“乐”“未”“央”四字。字体古拙、遒美。瓦当中心圆形图样既似乳钉纹，又似太阳纹。
从建筑学的角度来看，“建筑活动与民族文化动向实相牵连，互为因果者也”（《中国建筑史》梁思成）。瓦当的出现，是建筑技术发展的标志，伴随着建筑机构、建筑功能、建筑等级的发展而发展。为此，瓦当的形制变化、图案设定、所用文字等反映出建筑的规格、等级、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及使用者的审美情趣、文化结构、经济能力等。
明代忍冬纹瓦当
我们从中国汉代建筑文化来看安顺的长乐未央瓦当，从瓦当的大小与质量来看，使用这些瓦件的建筑，其体量与用材已不可能是简易支撑，房屋的结构与建筑法式当己与中原建筑相当，这些建筑不仅高大、宽敞而且结构合理。
从瓦当的装饰文字来看，依汉习俗，瓦当文字记录多与建筑的功能、记事、寄托愿望有关。如陕西长安的“长乐未央”瓦当为汉高祖奠都长安，萧何据龙道山岗建长乐宫、嗣营未央宫所用之瓦当。宁谷汉遗址中出土的“长乐未央”瓦当与长安汉宫所用的“长乐未央”瓦当形制相近、风格相似，可谓一脉相承。
明代狮头纹瓦当
可以推断，如果不是一大批拥有中原文明且与中央朝廷保持密切联系的人在此定居，不可能产生与中原文化相类似的建筑结构及瓦件使用技术。这些瓦当装饰艺术风格反映出了此时安顺的民族构成，中原文化的存在范围，房主人的经济、文化及地方建筑技术发展水平。可谓方寸之间，气象万千。
从社会生产关系来看这些瓦当，它反映着生产者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有使用者必然有生产者，有生产者亦必然有使用者。一方面文字作为一种语言符号，有着区域的共同识别性，为此，这些瓦当反映了昔时这里活跃着一群熟练使用汉文字和对汉字艺术欣赏的人；另一方面，瓦当的制作也反映了在汉时这里有一批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技术工人，他们不仅能熟练掌握瓦当的烧制技术，同时还要能掌握相应的书法艺术。
汉魏时，今贵州为夜郎、牂牁地，汉中央设郡管理，安顺宁谷出土的瓦当，折射出的正是汉魏时安顺与汉魏中央政府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某种关系。
从现存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这些拥有高度汉文化的人在汉魏以后就没有了在此继续生存的痕迹。那么，他们是返回了中原还是被其他民族所同化了呢？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安顺截止目前尚未发现隋唐至宋元时的建筑瓦当，此应与唐、宋、元三代中央王朝对安顺的管理有关。唐、宋、元时，中央王朝对今贵州一带实行的是经制州与羁穈州的管理方式，使得贵州的经济发展极不平稳。“羁穈州地区与中央政府政治经济联系比较松散而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生产力水平较低。”（《贵州古代教育史》）今安顺一带为羁穈州范围，土司自治，中央王朝未在此实施王化政策，自然此时安顺的文化经济难同于中原地区，也就看不到中原建筑瓦件及建筑的踪迹了。同时，贵州建省于明永乐十一年，此前贵州分属云南、四川、湖南三省管辖。从地理位置来看，此时的安顺地处三省边界，三省均鞭长莫及，难以控扼，民族自治性强，文化个性鲜明。
明代朱雀纹瓦当
安顺明时的瓦当较为丰富，从史志的记载亦可窥见此时安顺的经济文化发展状况。这一时期是古代安顺经济文化大发展的时期，城市大量出现，寺庙也如雨后春笋。如安顺、平坝、镇宁等城市都建于此时，而现存有明代题记的建筑仍有圆通寺、天台山伍龙寺等。此时的建筑瓦当更是反映出了安顺物质与精神文明双双发展的状况。
从瓦当的图案及烧制工艺来看，安顺明时的瓦当呈现出多样化特点，烧制水平、制作工艺、图案艺术等都呈现出极大的成就，雕刻技法上表现出简洁、流畅、轻盈、飘逸、淡雅、纯朴的艺术风格。如出土于现存梁架为明代的安顺圆通寺大雄宝殿地墁下的瓦当，整体工艺细腻，图案注重装饰，表现内容不仅涵盖了花草、动物、云纹，同时还将佛教文化、风水文化运用到瓦当上，反映出不迟于明代晚期安顺瓦当的烧制水平与建筑艺术的发展程度，折射出此时安顺在文化艺术、社会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活跃景象。如狮面纹瓦当，表现出安顺先民对佛教文化的接纳、信仰与应用，反映出这一时期佛教在安顺传播与影响；朱雀纹瓦当，表现了安顺先民对古人地域方位神力的崇敬。此外，还有菊花纹、忍冬纹等。
从这些瓦当的制作工艺到图案运用，无不说明此时作为“黔之喉，滇之腹”的安顺，已经成为了一个以汉民族为主体，与中原地区往来密切的城市。
史载亦然。明洪武十四年，随着朱元璋“今元之遗孽巴匝刺瓦尔密等自恃险远，桀骜梗化，遣使诏谕为所害，负罪隐匿，在所必讨”的告谕发布，云贵“诸蛮望风降”，云贵既平，朱元璋又担忧：“---至如霭翠辈，不尽服之，虽有云南，亦难守也”（《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不久便在贵州设立都指挥使司，数以万计的官兵及其家属随即进入了地广人稀的贵州山区，特别是安顺一带，成为了“三分屯种，七分守城”军事屯田的主要地区。安顺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民族构成、民族文化、经济状况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中原先进文化与先进生产力。永乐十一年贵州建行省，为此，贵州经济文化得到极大发展，当时全省“兴起城镇四十三座”（《贵州通志》）。这就是何以此时安顺瓦当艺术如此丰富的原因。
及清，安顺的瓦当纹样则呈现日落西山之式，图案纹样单调、制作工艺粗糙。瓦当装饰体裁普遍使用虎头纹或云纹，图案造型大同小异，瓦件的泥质也不讲究。如今，市内残存的部分老庙屋面上的瓦当尚在反映着这一时期的建筑文化情形。
清代虎头纹瓦当
清代如意纹滴水
这一现象的产生，应与汉族民族的大量涌入，建筑用材的改变有着密切关系。由于汉民族的大量涌入，建筑技术的发展，烧制瓦当已成为一种专业，预制件的产生成为市场的主流。而预制件的出现必然制约瓦当个性化的发展，正如当今屋面盖瓦的改变也在影响瓦当及其他建筑构件艺术的发展一样。同时，当屯堡人发现用石板作为屋面盖瓦另加方便、经济、适用、耐久后，泥瓦的用量也将大量减少。顺治进士许缵在《滇行纪程》中写到：“安顺府城围九里，环市宫室皆壮丽宏敞。人家以白石为墙壁，石片为瓦。”可以窥见至顺治时安顺城内的建筑盖瓦应主要是以石板为主了。失去市场的瓦当，走向衰落成为自然。另外，由于瓦当悬于高空，不易表达房屋主人炫富的心理需求，对房屋的装修从屋檐转向门窗也是原因之一。
从安顺瓦当的图案变化、工艺发展到受到冷漠而舍弃，折射出了历史上的安顺在民族构成、中原文化的渐进，经济社会的发展的方方面面，给史载不详的安顺增添了一抹历史萤光。
· 作者简介
吴忠兴：就职于安顺市文物局，长期从事文物保护研究工作，参与或承担过安顺文庙、武庙、圆通寺等多个文物保护单位的修缮设计工作，多篇有关地方文物价值研究的文章发表于省文化遗产杂志和地方报刊书籍，特别是对安顺文庙历史文化艺术价值研究的有关文章对文庙的向外宣传推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