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扶弱 | 评弹迷
作者简介
评 弹 迷
姚扶弱
周末假日，岳父总会召集我们聚餐，虽无什么山珍海味，平民家有吃没吃，图的是闹闹热热。岳父是个老工商联人士，在街上颇有名气。“听书”、看报、喝酒是他的嗜好，都七十有七啦，仍精神矍铄，兴趣不减当年。上午九点，打开收音机，准时收听广播书场，得意之处便哼上几句。岳母也喜爱评弹，边忙家务边“听书”，还不时地和岳父交流交流，内行得很。中午喝点黄酒小憩后，阅报看电视，待到晚上聚餐时，就多了些诸如新闻要事、人间趣事之类的谈资。今天岳父提起了盛小云赴上海开个唱会的事，正值花样年华的小辈们赶忙追问，“盛小云是哪路歌星，何许人也？”岳父呵呵笑着说，她是评弹大师蒋云仙的学生，当今书场里大红大紫的角色。“那肯定有不少追星族咯？”我告诉他们，“诞生在明末清初的苏州评弹，有过辉煌的历史，好几代人都为之深深迷恋，外公外婆就是典型的听书迷。我呢，也喜爱评弹，可跟他们相比，只能称半个。这”说书“的自然光彩照人，”听书“的也不乏精彩的故事，要不，让外公给你们讲讲，我也可以凑凑热闹。”这个建议博得了小辈们的一致叫好，内侄还学着说书人的腔调：“迭只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引得众人哈哈大笑。
以前的小镇，依水而筑，石板桥，石子街，两旁店铺林立，参差不一，饱经风霜的烙印很深。其间开了不少富有江南特色的茶馆，有几家还经营着“书场”。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碰上有评弹的日子，就上茶馆“听书”。堂倌早把汽油灯点得雪亮雪亮，状元台上，有钱人家的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磕瓜子、茗茶，摇着扇，悠然自得；那些挑脚担的、拉车的、跑小买卖的，散坐在四周，口无遮拦，高谈阔论。听客的心情大致差不多，一天的轻闲、一天的劳累，都期望在琵琶的叮咚声中得到释放。尽管当时战事已很吃紧，日本人的军舰已开到长江里来啦，可茶馆里还是人头攒动，一如既往。岳父那时年龄尚小，跟着大人们听“白书”。他清楚地记得，“说书”先生很爱国，开篇说唱的是岳飞的《满江红》。可后来，岳家军、杨家将，终究挡不住东洋人，待逃难回来一看，家里的店铺被日本兵烧了个精光。
那年景，“说书”的、“听书”的，日子都不好过，可人还得活下去，而且要活得有尊严。说书先生依旧衣冠楚楚，指桑骂槐，借古讽今，把历史的兴衰演绎地淋漓尽致；听书的则把生活艰辛和战乱之苦暂且搁下，在耳熟能详的说唱中，寻找着苦涩的乐趣。人们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与黑暗和战争抗衡着。这就是苏州评弹历经二百余年延续至今的原因，因为它植根民间，贴近生活，“下里巴人”，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是平民百姓喜闻乐见又消受得起的娱乐形式。
岳父家的店铺在街坊邻居的帮助下，重新开张了。经历了这次磨难，日子过得更加紧巴巴，可书还得听，老人们说，“听书”能启迪人的心智，了解世事沧桑，辨别善恶、忠奸、是非，明白做人的道理。岳母也是评弹迷，从小就跟着父辈们“听书”，出嫁后，夫妻俩人结伴出入书场，成了小镇上有名的鸳鸯书迷。有一回，北园茶馆请来了薛小飞，准备开书《珍珠塔》。是夜，天气骤变，飘起了鹅毛大雪，茶馆老板娘“待先生”自有一套，虽听客只有三五位，先生却执意要开场，于是忙差人挨家挨户去叫，岳父岳母是在床上被书迷们喊起来的，于是抱着热水袋，拎着脚炉赶去捧场，感动得先生又是作揖，又是鞠躬，分外卖力地弹唱。加了许多“浇头”后，才说“欲听后事如何，明日请早”。
革命家陈云同志，也是个“书迷”，他对苏州评弹情有独钟，喜爱有加。解放后，在他鼎立支持下，评弹出现了空前的繁荣，说书艺人也成了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战士。由赵开生先生谱曲的毛泽东诗词《蝶恋花》，一路高歌直唱到了中南海。朱雪琴、杨政雄、薛筱卿、沈俭安、徐云仙、蒋月泉、张坚庭等评弹大师，名贯江南，家喻户晓，许多老听客都以能哼上几句富有个性的唱调为荣，至于传统书目中的情节更是烂熟于心，信口就来。书场成了人们休闲、消遣、娱乐的首选之处。岳父岳母更是到了“出出上场，回回不落”的地步，要是有名家响档在周围乡镇开书，便约上几位书迷朋友步行而去，自有当地的好友尽地主之谊，热情接待，欢迎笑送，亦称得上当初书迷交往的一道风景。
文革期间，百花凋零，评弹也未能幸免，被冠于为封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树碑立传，**的帽子，继而被打入冷宫，书场里跳起了忠字舞，说书艺人也成了“牛鬼蛇神”，书迷们则夹紧尾巴做人，再也不敢提“评弹”两字，免得被人上了大字报。文革这一幕很沉重，岳父也不想多说，他喝了口酒，要小“落回”，让我接着说。
七十年代初，我以红小兵的身份去县里参加故事会演，由于故事内容平常，缺少跌宕起伏的情节，加上演讲水平差，只得了个鼓励奖，看着领镇的同学化装得煞有介事，用一口夹生的“苏白”在台上口若悬河，手舞足蹈，心里不是个滋味。后来老师告诉我这小子是茶馆老板的儿子，从小就泡在书场里，耳濡目染，有说书的细胞，他拿大奖凭的是实力，有机会呀，找个老师练练苏州话，将来有机会再战胜他。上了初中，还真遇上了“先生”。教语文的赵老师弹得一手三弦，三盏酒下肚后，“张教头是怒满胸膛骂一声”，字正腔圆，“张调”味十足，于是缠着他要拜师学艺费尽了口舌，他只是不允。后来，他婉转地告诉我，从小就喜欢听书，这点三脚猫功夫到真是勤学苦练而来的，不过眼下这评弹登不得大雅之堂，我不能误人子弟。有一天趁他不在家，我鼓动他儿子把三弦偷了出来，跑到小河边，“不懂不懂”地乱弹一气。老师见我这番迷恋，便改了初衷，手把手教了首练习曲，让我有空时找个僻静处拨弄拨弄。过了一段时间，见我学艺没有长进，叹了一口气，“你呀，不是这块料，充其量只能讲讲故事说说大书。”言罢，把心爱的三弦收了去。
为了紧跟“百花齐放满圆春”的大好形势，县里办起了“小京班”，市里也准备恢复评弹团。学校里来了两位招收“红色接班人”的干部，校革委的办公室差点被挤破，最后两位根正苗红，家庭历史清白的学长有幸被选中，校园里一片羡慕声。以后每逢演出活动，学长的弹词开篇《学雷锋》铁定是保留节目。我呢，由于年龄关系，从此和说书“失之交臂”。
1978年，大乱初治，百废待兴，评弹艺人们浓颜盛装，又开始活跃在大小码头上。一到晚上，小镇上唯一的“松芦”茶馆，成了最吸引人的地方。我和岳父一家人经常在书场上碰面，最好笑的是，我老婆当时才二十出头，也喜欢“听书”，扎着辫子和一大帮已到谈婚论嫁年龄的姑娘们，叽叽喳喳，占据着状元台。恼人的是，两人虽在一个工厂，可分在甲乙班，有时到了“陈翠娥下楼，方卿唱道情”之时，却要翻班，没法，只得泡病假，请事假，或者千方百计地溜出来，直要到“剪书”为止。这“落难公子中状元，私定终身后花园”的情节确能感动人，不知不觉中，我们恋爱上了。
我们的镇不大，经商的颇多，书迷中不乏老资格者，有几位还是上海滩的票友，因此，不论大牌响档，还是后学新秀，开书时总要奉承几句“不到之处还请老听客多多包涵”。在岳父的一本记事本上，记录着好几十位来说过书的评弹艺人，像朱雪琴、郭彬卿、陈希安、赵开生的《珍珠塔》，俞红仙、杨振言的《描金凤》，邢晏芝、邢晏春的《杨乃武》，金声伯的《三国》……，顾宏伯来说《包公》，老先生嗜酒如命，把书场开到了饭店里，一日两场，茶壶中装的是酒。曹啸君、高雪芳演唱《铡美案》更是盛况空前，可容纳三四百人的松芦茶楼不堪重负，临时移场至公社礼堂里，当夜售票1060张，创历史最高，每每讲到这些，岳父岳母依然兴致勃勃，沉浸在甜甜的回忆中。
一晃过去了二十多年，现代年轻人中，多的是歌迷、影迷，迷评弹的恐怕是凤毛麟角了。城市的书场依然火爆，可乡镇已鲜见踪影。有人说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据统计，在现有的评弹迷中，80%是在50—70岁之间。受经济条件制约，票价高了，直接影响到上座率，没了经济效益，经营的、说书的，自然就少了兴趣。确实，想依靠评弹走码头淘金已不现实。好在有广播和电视，象我岳父母这一辈的铁杆书迷们，每天可以在媒体开播的书场节目中，寻找着过去的快乐，链接着恩恩怨怨、欲罢不能的评弹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