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失控”，中国该怎么办？
中国即将迎来曙光，海外却在急速恶化。
到目前为止，海外新冠肺炎的累积确诊病例、死亡病例均已超过中国境内，欧美国家似乎呈现“失控”之势。
让很多中国人费解的不是海外疫情迅速扩散，而是欧美国家的防控方式：
美国开始麻痹大意，瑞典早早缴械投降，英国居然让”群体免疫“应对病毒。
这种“佛系防控”不是视死如归吗？
今天，美联储将利率降到零，释放7000亿美元流动性。美联储和特朗普似乎对经济衰退的担心甚于疫情扩散。
不过，对他国的批评已无法改变疫情快速全球化的趋势。
当下，真正需要考虑的是，国人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打这场疫情防控战，接下来中国再也打不起“武汉保卫战”，不能如此严防死守、长期消耗。
若海外持续输入病毒，中国怎么办？
昨天《人类该如何与新冠病毒“共存”？》一文发表后，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本文探讨中国该如何应对输入性风险，如何调整防控策略与新冠病毒长期“共存”。同时，也对社友们提出的一些问题，表达自己的看法，重点在第三部分。
本文逻辑：
一、中美防控为何无法兼容？
二、疫情经济账本是否合理？
三、中国该如何与新冠共存？
（正文8000字，阅读时间约30分钟，先阅读再分享收藏）
01
中美防控为何无法兼容？
当新冠疫情在海外快速蔓延，欧美国家的“佛系”做法确实让很多中国人没有预料到。
意大利是第一个失守的欧洲国家，最开始时，意大利人照办足球赛事、“橘子大战”，甚至不主张戴口罩。大规模传染后，才大面积封城、停赛、停课。即便如此，他们的封城力度完全还不能与武汉相提并论。
前几天，英国首相宣布前期防御失效，接下来采取温和防御策略，具体措施是让民众居家隔离，提倡勤洗手而不是戴口罩，政府主要救助重症患者，同时还不停学，体育赛事照开不误。
英国政府说：“延缓疫情高峰至夏季，而后控制疫情”，“我们的目的是尝试减少峰值、扩大峰值，而非完全压制它”。
再看瑞典，瑞典官员宣布，不再对轻症患者和疑似患者进行检测，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医护人员、已住院患者等高危人群。他们认为，已经无法阻止疫情在瑞典传播。
国内媒体将英国及瑞典这种“佛系抗疫”解读为缴械投降，试图让“群体免疫”来抗击病毒。要知道，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公共卫生制度的国家，怎能不战而降呢？
再看美国，特朗普在推特上说，美国1.6万人死于流感，新冠肺炎才几十人，不算事。
不过，当疫情在美国扩散后，球星中招，NBA停赛，特朗普立即宣布，切断与欧洲的旅游，联邦财政拿出700亿用于公共医疗以抗击疫情。
真正让特朗普紧张起来的或许是两件事：一是传言巴西总统中招，特朗普六天前与其就餐；二是美股一周连续两次熔断，资本市场极度恐慌。
事实上，欧美国家并非无知者无畏，他们早已预料到后果：
英国卫生部长透露，最坏的情况是，全英国80%的人将感染新冠病毒，超过50万人死亡。德国总理默克尔预计，60%-70%在德国的人将会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即5000万到5800万人。
美国专家预计，美国最终可能将出现9600万个确诊病例、480万人需住院治疗，48万人因此丧命。
这种做法，不是无知者无畏，那就是“视死如归”。
可以看出，当前欧美国家将新冠疫情当作流感来处理，准备与新冠病毒打持久战，他们正在考虑如何与新冠病毒长期“共存”。
问题在于，欧美的佛系操作，与中国的管控模式是相冲突的。
首先，利益上的冲突。
不同的管控方法，决定了疫情的扩散程度。中国的办法是打歼灭战，快速消灭病毒，然后再搞经济。欧美的办法是打消耗战，把战线拉长。
在全球化时代，产业链相互关联，海外与中国的抗疫步骤不同、方式不同，就会形成利益冲突。
例如，上个月，一位从事玩具出口的老板跟我抱怨，韩国订单催得紧，国内又找不到工人。前几天他又跟我抱怨，他好不容易找到工人开工生产，韩国客户让他先等一等。
前两个月，欧美国家抱怨中国封城，切断供应，中断经济，或导致全球供应链受阻，拖累世界经济增长，金融市场悲观情绪蔓延。
如今，海外病毒快速蔓延，中国不敢放松，防止输入性风险。这样会影响中国经济恢复，影响中国出口贸易及对外交流，影响众多企业生存、工人就业及家庭收入。
其次，这使得中国的防控陷入被动。
欧美国家的防控是个体负责制。欧美的公民权利与政府责任非常明确，个人与政府都各自防御，人人有权也人人有责。
即使特朗普没防控好，最大的后果就是今年连任大选失败，美国制度不需要为此负责。即使政府防御失败，也是这届民选政府的失败，全民来承担。
在中国，疫情战是政府一手主导、全权负责的。这是一场必胜的战役，而且必须速战速决。
如今，欧美国家迟迟不结束战斗，引发输入性风险。这种输入性风险持续的时间、影响的深度，完全不由我们控制。中国的防控便陷入被动：
一是继续严防死守，打响“输入性防御战”；二是与欧美国家的步调调成一致，防控输入的同时，做好持久战的准备。
能否做到既防控输入性，又能让国内解除警惕，促使经济恢复？
有可能，但是国内各级政府的压力很大。地方如果出现了一例输入性病例，地方政府便不敢松懈。
最后，情感上接受不了。
我们花了巨大的代价目的是彻底消灭病毒，没打算与病毒长期作战。中国普通民众付出的代价是难以想象的，经济上的损失，情感上的负担，心理上的压力，国家层面的前途。
过去两个月，全部国人在家禁足，绷紧神经，万众一心，期待胜利。如今，欧美国家这么一搞，感觉我们被耍了，甚至怀疑过去这么紧张是否过度了。
为什么欧美国家不抄中国的作业，速战速决？
中国模式比较直接：
政府是账本的掌控者，全国一盘棋，联防联控，封闭小区，国人宅家，然后由官方调控医疗物资，各省及军队驰援湖北，最终闷死病毒，速战速决。
中国把疫情当作一场全面战争来打，故称为“战役”。
这种模式，看得见的效果是，疫情快速地得到控制，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没有进一步扩大，大幅度地降低了新冠病毒对国人的生命威胁。
但是，中国模式的执行条件非常高：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力机构，纪律性和忍耐力超强的国人。
目前，极少国家具备这种条件。欧美国家是“小政府”，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权力机构，公民更无法接受“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巨大代价：
第一，医疗体系遭遇冲击，全国医院超负荷运转，医护人员身心俱疲，医疗资源紧缺，非新冠病毒病人的死亡风险增大。
第二，市场中断，经济停摆，社会承压，产业链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经济衰退，导致部分企业关闭、工人失业、家庭收入、债务上升，甚至爆发经济危机。
02
疫情经济账本是否合理？
欧美国家为何“缴械投降”？
欧美国家把新冠疫情当成类似于流感的常规疫情，视为大概率事件，算得是经济账本，按市场的逻辑来处理。
从公共卫生经济账考虑：
新冠肺炎死亡率高于流感，但主要是老年人的病死率高，年轻人的病死率与普通流感差不多。
如果将所有病人都集中收治隔离，欧美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医疗体系立即瘫痪。这样，老年患者、危重患者反而得不到救治，反而增加了死亡率。
这种有选择的做法，感觉有悖伦理，确实是理性的选择。
从总体经济账考虑：
若采用中国模式，进入战时状态，全国居家隔离，市场中断，欧美国家立即陷入恐慌，爆发金融危机。
有人说，欧美国家的防控是要钱不要命的行为。其实，若没有了“钱”，也是要命的。
3月初，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不尽快复工，这个死亡的人数将远远高于冠状病毒。
当所有人都恐惧于新冠病毒的死亡威胁时，张文宏看到了另一种“死亡”——社会秩序中断的危险。
医疗体系崩溃，医院不堪重负，医疗物资紧缺，其它病症如心血管疾病、心脏病、恶性肿瘤等得不到及时、持续的救治，存在死亡率增高可能。
2月，经济学家梁建章发表了一篇文章叫《隔离的经济账》，算了一笔宏观的生命账。
梁建章教授指出，经济学家们早就根据各国数据，从经济学意义上计算了生命的价值：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生命的价值在10-60倍的人均GDP之间。
据此推算，“人均GDP每减少1%，人均寿命就会减少10天左右”。
这意味着什么？
梁建章教授给我们算了一笔流感的经济总账：
根据历年数据，流感传染率大概为10%，患者死亡率为0.2%。那么，在整个人群中，流感死亡率为万分之二。
假设患者人均寿命为60岁，社会平均寿命为80岁，那么每个人病死的人就缩短了20年的寿命。按万分之二的死亡率来算，整个社会人均寿命减少了1.5天左右（20年乘以万分之二）。
假如对流感实施公共政策干预，采取强力社会管控，但社会管控导致GDP下降1%。而根据上面，GDP下降1%，人均寿命则下降10天。（《隔离的经济账》，梁建章）
如此，这笔账算下来，就可以理解，欧美国家为何不对流感实施管控。
站在美国联邦政府的角度，特朗普也需要算一算经济总账。
到3月15日为止，新冠疫情在美国的传染率为0.0000086（美国流感传染率为0.08），病死率为0.02（美国流感病死率为0.005）。那么，在整体人群中，新冠死亡率极低，远远低于流感。疫情对美国整体人均寿命减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大不敬）。
如果联邦政府实施中国式管控，可以预计美国金融市场立即崩盘，经济遭遇重大打击，定然波及全球经济。
假如这种严厉的措施导致美国年度GDP下降1%，意味着人均寿命下降10天。特朗普定然不会做这种极为不划算的“生意”。
我们看到“看得到的死亡”的同时，也要看到那些“看不到的死亡”。
但是，以上这种计算生命账的方式，存在一个明显的漏洞：流感是相对稳定的，而新冠肺炎是不稳定的，新冠疫情扩散是动态的。
如果任由疫情扩散，感染人群、重症患者、死亡率都可能大幅度增加，同时也可能导致GDP下滑。要知道，目前新冠疫情的重症比例在10%-20%之间，病死率可达3%-5%。
这样一来，医疗体系瘫痪、死亡率增加，与经济下滑（增加死亡率）叠加，更加得不偿失。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欧美国家的应对措施到底有没有问题。
欧美模式让中国人不太好理解。
中国模式是政府负责制，欧美模式是个体负责制。这里的个体不仅包括个人，还包括家庭、企业、社区、政府、美联储、国会等。
中国模式是高效的、集中式的、整齐划一的，欧美模式是渐进的、分布式的、梯度式的。
在欧美模式中，个人、家庭、企业、社区、政府、美联储、国会，都会根据疫情发展计算经济账，然后采取相应的措施，形成梯度式的防控。所以，他们在计算各自的经济账本时也是“动态的”。
例如，个人根据疫情程度选择是否出门、上班，企业选择是否开工，NBA选择是否停赛，社区选择是否封闭，政府选择是否提升防控级别，美联储选择是否降息。
又如，疫情蔓延和油价崩盘重创美国金融市场后，美联储采取降息以及“无上限的流动性支持”救市。
再如，疫情快速在美传播后，国会众议院制定了一项应对新冠病毒法案，确保带薪休假、失业保险以及提供免费病毒检测。
再看美国联邦政府。
欧美国家的公民权利与政府责任的边界非常明确。如果美国联邦政府越界，比如要求每个人戴口罩，可能对个人权益造成损害，必须作出相应的补偿。
因此，美国政府的措施也像个人一样是梯度式的、动态的：
第一道防控是防控入境。
目前这道防控已经失效，美国境内已经开始较大范围传播。
第二道防控，即温和防控。
所谓温和防控，类似于防控流感，政府只针对重症患者进行治疗，即“保护那些最脆弱的群体”，轻度患者自行隔离。
温和防控容易被误解，其实他们会根据疫情情况，不断升级温和防控的级别。
比如，目前，英国、瑞典属于“佛系”，被认为缴械投降。
日本、韩国、新加坡及美国的防控力度比较强。
特朗普希望提高防控级别，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提供大规模的检测试剂，同时切断了与欧洲的旅游往来。他怒批美国疾控中心（CDC）在H1N1型流感的反应是一场“灾难”。
目前，美国已十几个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其中，新泽西州霍博肯市宣布该市从3月16日起实施宵禁。
第三道防控是战时防控。
如果温和防控失败，全国失守，欧美国家才会转入战时防控。
比如，西班牙刚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除购买食品或药品、住院、上班或其他紧急情况外，所有西班牙人必须待在家中。
但是，根据西班牙宪法，国家紧急状态最多可持续15天，以后议会需要讨论并决定是否延长。
所以，中国式防控，是欧美最后一道防控。只是欧美国家愿意冒险，将战时防控流到最后。
当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美联储。为了应对疫情及金融风险，美联储已经将利率下调至零，启动7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计划。
概括起来，美国模式其实是“个体负责+梯度防控+最后贷款人”，以此与新冠疫情打消耗战。
03
中国该如何与新冠共存？
欧美国家冒险打消耗战，中国该怎么办？
从社友们的讨论中，我发现了一个之前忽略的前提问题：对新冠疫情的定性。
新冠疫情不同定性，决定了欧美两国采取不同的防控措施。
欧美国家把新冠疫情当成类似于流感的常规疫情，视为大概率事件，算得是经济账本。
中国把新冠疫情当成是一场战争，视为小概率事件，算得是政治账本、国家安全账本。
如果新冠疫情是一起国家安全事件，那么欧美国家这种经济账算法就不可取。这就好比，大敌当前，人命关天，却在讨价还价、你来我往。事实上，美国加入二战后，对国民经济也是采取战时管制。
这时，需要参考中国的做法。中国计算国家账本的方法，可概括为“政府负责+严防死守+大基建强刺激”。
中国政府也担心严防死守重创经济，于是选择速战速决，然后用大基建强刺激，保经济、保就业。
如果新冠疫情只是一起类似于流感的公共卫生事件，那就属于经济问题，可以计算经济账。
这个怎么理解呢？
欧美国家将新冠肺炎视为流感、交通事故、金融危机一样的市场风险，然后采用市场的法则来处理。
比如，2009年H1N1型流感大流行，墨西哥采取封城措施，但最终失败。美国在尝试强力管制无效后最终放弃，转为季节性流感的管理模式，即温和管理。这场流感导致美国6000万人感染。
在市场经济中，风险无处不在，我们只能预防、控制风险，但不能消灭风险。
比如，交通安全投入。事实上，政府拓宽道路、增加交警，汽车厂商改进设计，都可以减少交通事故。
但是，政府和汽车厂商不能无限投入以确保零事故、零伤亡。事实上，这也是做不到的。
于是，我们就不得不给生命定价，将生命纳入经济的计算题之中（残酷）。
所以，新冠疫情的防控，就转化为每个人的投资边际收益率的问题了。
但问题是，新冠疫情到底是不是经济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争论，类似于经济危机。
凯恩斯主义者将经济危机视为国家安全事件，政府强力干预，保障就业，刺激经济复苏。1929年经济危机确实导致大量经济难民生活在饥饿与死亡的边缘。
但是，新古典主义者认为，经济危机与经济繁荣一样，属于经济周期的一部分。只允许赚钱不允许亏本、破产的市场，不会给国家和国人带来财富。他们主张政府不干预或适当干预。
这两派的争论在中国至今也没结果，但在70年代的欧美国家已经很明了：
一、如果人为因素导致市场终端，危机导致大萧条，则需要政府干预和司法干预，破除人为障碍，促进市场恢复。
二、如果经济危机属于正常经济波动，那么政府只需要做好一件事情，那就是提供足够的公共用品给失业者及需要救助的人。
我们再来看，新冠疫情属于什么性质。
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冠疫情界定为“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并宣布“世界大流行”。
这种界定还上升不到国家安全事件，仅是公共卫生事件。因此，各国只需要启动公共卫生系统，提供足够的医疗资源等公共用品。
美国的公共卫生体系经受过2900万流感病例、28万重症患者的冲击。美国的社区全科医生体系，对发现病人及防控起到重要作用。
所以，只要公共卫生系统可以顶得住，市场可照常运转，这种算经济账的办法是合理的。
但问题是，很多国家，比如中国、伊朗，并不具备完善的公共卫生系统及充足的公共用品，以应对疫情扩散。
这就有可能威胁到国家安全，新冠疫情可能上升为国家安全事件。
比如，意大利、新加坡、日本都采用美国模式，意大利的情况要比新加坡、日本糟糕得多。
意大利的医疗技术并不差，但是持续多年的债务危机拖累了公共医疗建设。目前，意大利病例过万，重症估计有2000，但重症医疗资源不足，全国ICU床位只有5000张。相比之下，日本的千人病床数量排名世界第二。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疫苗。
疫苗可以决定新冠疫情的性质。就目前来说，新冠病毒不能与流感等同。为什么？
流感虽然也没有真正的特效药，但是有疫苗。流感能够做到“群体隔离”的原因是因为有疫苗。由于大量的人接种了疫苗，流感病毒难以通过他们找到没有接种的人。这就起到了群体隔离的效果。
目前，新冠病毒还没有疫苗，群体隔离无法实现。由于长者新冠病死率要高于流感，随着疫情扩散，老年人的生命容易受到危险。
所以，如果欧美国家能够在疫苗上市之前，将医疗资源集中在长者患者及重症患者，将他们的病死率降到较低水平，那么，温和防控是可取的。
美国政府官员透露，一项针对新冠病毒疫苗的临床试验将在当地时间3月16日开始。不过，疫苗的验证期通常需要12-18个月的时间才能全部完成。
如果疫苗上市之前，疫情控制不住，欧美国家则需要上调防控级别，甚至进入战时状态。
所以，采取中国模式还是欧美模式，启用国家战时程序还是个人温和调控，取决于公共卫生体系、医疗资源及技术。
接下来，中国该怎么办？
欧美国家打的是消耗战。预计，欧美国家控制疫情的时间，要远比中国更长，感染人数会达到相当的规模。只要一个欧美国家持续扩散，全球就有感染风险，中国就有输入性风险。
如此，我们不得不考虑如何与新冠病毒“共存”（谁都不愿意，但没办法）。
中国又不能采用美国模式，只能在现有防控基础上进行调整：
第一，相互信任，减少指责，耐心等待。
疫情最开始，欧美国家指责中国的防控措施。如今，疫情转移到西方国家，中国反过来指责对方的防控措施。在经济学里，病毒传染属于外部性矛盾。
欧美国家最终看到了中国控制了疫情，同时，中国也要相信，欧美国家可以控制疫情。
如今，日本、韩国、新加坡度过了爆发期，他们的防控措施未必一定失控。
另外，欧美国家发达的医疗技术，不仅有助于他们控制疫情，同时也在困难时期给予了我们巨大的帮助，比如瑞德西韦、3M公司。。
如今，与其指责他国，不如提供适当的援助。助人等于助己，海外尽快控制疫情，中国也尽早解脱。
第二，完善公共卫生体系，鼓励疫苗及特效药研发。
公共卫生及医疗技术，是与新冠病毒打持久战、消耗战的关键。如果我们有疫苗、特效药，或者公共卫生体系健全，就不需要以举国之力打歼灭战，付出的代价也会更小一些。
第三，向市场让利，放水养鱼。
受海外疫情冲击，中国经济恢复可能比预期更缓慢。为了应对经济下行，政府推出一系列措施，包括定向降准降息、减税收免社保、免高速费以及33万亿大基建项目。
但是，大基建、强刺激并不是好的选项。强刺激可能刺破经济泡沫，引发财富分配不公，破坏市场竞争机制。
相反，政府及国企向市场及时、持续、大规模让利是关键，具体措施包括延长免税、免社保、免利息的时间；通过政府贴息及担保的方式，向中小企业提供免息、低息贷款。同时，加大对教育、新基建（公共用品）等的投入。
第四，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学会与新冠“共存”。
中国高层说，这次疫情防控，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面临的一次大考。
如今，不管疫苗何时出来，我们都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问题：歼灭战刚结束，消耗战又将开启。
虽然新冠疫情在中国不仅仅是市场风险问题，更是国家安全问题。但是，如今主要的风险是输入型病例，这其实就是全球化市场风险问题。
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人才、商品与病毒高速流通，机会与风险并存，我们不得不学会与风险长期共存，即与全球化市场中的病毒风险、金融风险、交通风险等共存。
打个比方，你是一位老司机，没有出过任何交通事故。但是，“马路杀手”还是撞上了你。虽然你无责，但是你却承担了外部性风险。
兜了一圈，最终还是回到了经济账本这个问题：如何探索一种适应于全球化市场的国家治理模式。
与病毒长期作战，与全球化市场风险共存，需要激发每个个人、企业、家庭、社区及政府的创造力。激发创造力的前提是明确和保护每个人的权责利，允许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经济账本行事。
具体做法是，“减压不减责”。中国需要采取持续的出入境管控措施，严控输入型病例，同时合理降低国内防控级别。但是，由于地方官员压力很大，不敢解除不必要的防御政策。
所以，这时要给地方政府“减压”，但是不能“减责”。怎么做到呢？
地方政府及官员的责任尽量划分清楚，不能一出事不分青红皂白地问责，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如果与病毒长期共存，光靠政府，光靠战时模式，难以为继。政府需要赋予各街道、社区、家庭及个人部分防御权限，同时也划分清楚责任。
当然，这么做只是有限的调整，暂时的应对之策。
若从长远角度来看，中国要应对全球化的金融风险、各种不确定的病毒风险，需要建立一个权责明晰、保护个体、激励创造的制度，即一种包容无数小个体、大市场、大社会、高效政府的国家治理模式
人类活动，终究是一场集体冒险的旅行。新冠病毒给人类出了一道如何集体行动的大考题。科学的国家治理，则是一种平衡艺术。
备注：感谢经济学家黄有光、梁建章两位教授的研究对本文的支持，感谢社友的理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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