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葵 | 诗人的墓志
友人出新获唐王鲁复墓志拓片征题，志盖楷书“大唐故王府君墓志铭”九字，首题“大唐故亳州城父县令王府君墓志”，二十八行，满行二十七字，小楷书意在欧柳之间，结字稍散漫，但因此没有拘滞的毛病，论书法属中上之品。大中二年（八四八）五月二十三日卒，同年十月初五日葬，标题下有小字说：“未终前一年自号知道先生，撰遗志文。”故知墓志的主体部分乃是墓主人生前自撰。
细读志文，鲁复字梦周，自称王子晋四十六代孙，追攀东晋王导为远祖，又说“自右将军羲之十八叶后，详家谍”，这些都属于谀墓文章之题中应有，不必较真。有意思的是，墓志谓平生“著诗二千七百首，文二百三十篇”，这是很以诗文自负的意思，甚至还信心满满地说“后必有叹韩非者”。但现实总是那么骨感，虽然《全唐诗》中尚能检得王鲁复的诗歌，却只有寥寥四首，另外日本《千载佳句》中录存的断句两条，仅此而已；至于文章，除这篇自作墓志铭外，还有一件《唐故吉州司法参军黄府君墓志铭》，也是出土所得。
《全唐诗》中王鲁复的小传十分简略，仅言“王鲁复字梦周，连江人，从事邕府”而已，墓志颇能补记载之缺。陈尚君先生有一篇“诗人王鲁复的进取与寂寞”刊布于《古典文学知识》，对此论述甚详。陈先生说：“今人好谈文学史，文学史所谈的都是大家。而历史之真实场景，则有无数之大小作者，共同在挣扎奋进。他们的成就有大有小，他的命运有幸有不幸，他们的作品有存有不存，但不能否认的是每一个人都以他的方式，写下一生的轨迹。王鲁复在唐诗史上，大约连三流作者还达不到，但他的自作墓志，则让我们看到他的不幸与奋斗，他的进取与奔竞，他的交往和落寞，他的无奈与痛苦。今人谈晚唐诗之得失，其实晚唐诗就是像王鲁复这样无数的基层诗人在衰世动荡中写出，我们是不是可以寄以更多一些的同情和理解呢。”知人论世，此最称高见，不劳喋喋矣。
陈先生关注诗歌，我则留心宗教。王鲁复显然是庄生的信徒，表字“梦周”，乃是梦庄周的意思，所以自撰墓铭第一首云：“百年孤梦，梦内若醉。尽化北邙，何贱何贵。”所撰《黄府君墓志》銘文首句也说：“生死齐梦，有始有终。”
王鲁复一生坎坷，迭遭不幸，乃有“吾无违天，天姑耗我”之感叹。他之所以提前一年自撰墓志，似乎也缘于梦境。墓志说：“切闻男子衰俗不震爵位，地下必以直用，两梦阴间召我将任。”
梦中冥召的情节在传奇志怪小说中甚多，《聊斋志异》中有一篇考城隍，说邑廪生宋焘病中恍惚，梦见吏人持牒让他参加阴间的公务员考试，科考合格，将发表为某地城隍，宋以老母需要奉养为由请求推延，获得允准，于是九年以后，老母寿终，待营葬既毕，宋焘“浣濯入室而没”，赴任去也。现实世界中这样的事情当然不常见，如墓志这样由当事人自己写出，仔细想来，不免有一丝的惊悚。
王鲁复之前，陶弘景也有类似的经历。据《周氏冥通记》，天监十四年（五一五）陶弘景忽然梦见自己将被召上宾，说目前“宫府已整，唯作印未成”，稍晚些就要到任；陶弘景颇感郁闷，所幸经过弟子等虔诚祈请，终于豁免。我对陶弘景这场梦一直不太相信，怀疑是陶弘景出于某种目的杜撰，现在有王鲁复墓志为佐证，则对待陶弘景的梦境，也值得作心理学、宗教学层面的分析，而非简单否定。
至于需要题跋的王鲁复墓志，则集宋贤句作了一首古风为应付：昔闻王子晋（欧阳修），跨鹤飞上天（李石）。道人仙之裔（崔次周），不与世俗传（苏辙）。唐有穷诗人（方回），快吟三千篇（刘克庄）。先生放旷士（吴龙翰），恍若梦游仙（文同）。自作挽歌辞（李处权），无憾归重泉（司马光）。惟有知道者（陈普），无求恒泰然（黎廷瑞）。
唐王美畅墓志考略
【摘 要】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藏有唐圣历二年（699）《王美畅墓志》一方。本文依据相关墓志资料及传世文献，首先对《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乌丸王氏世系进行了补正，其次探讨了王美畅的仕宦经历，最后对王美畅家庭成员的情况进行了梳理，以期对中古时期乌丸王氏家族的研究有所裨益。
唐《王美畅墓志》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区引镇北，2009年入藏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志石呈正方形，四侧饰卷草纹，高100厘米，宽100厘米，厚16厘米。志文楷书，42行，满行42字，共1706字。顶盖，高100厘米，宽98.5厘米，厚17厘米。銘文4行，行3字，阳刻篆书题“大周故润州刺史王府君墓志”，四刹饰卷草纹。志文已收录于胡戟、荣新江主编的《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1]一书。此志内容丰富，对于补正《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了解志主王美畅的仕宦及家庭情况多有裨益，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为研究方便，将该墓志摘录如下：
公讳美畅，字通理，其先太原祁人也……。高祖僧辩，梁侍中、尚书令、太尉、中书监、录尚书、骠骑大将军、督中外诸军事、大司马、太子太傅、扬州牧。代天成化，辟地开封。耀三台之烈光，禀五常之秀气。九功咸事，百揆允厘。故能开国崇家，隆基建业。曾祖，梁侍中、大司马，北齐银青光禄大夫、平东将军，除太尉，以本官出监沧州乐陵郡太守，永宁郡开国公。重光蝉冕，载袭龟章。内赞政于伦，外班条于邦教。祖，门风茂业，早著家声。乡党秀才，先推国器。每被宾贡，谢病不行。逍遥山水之情，放旷烟霞之志。父思泰，唐累任比部郎中、东宫中允、国子司业、卫尉卿、使持节郑州诸军事守郑州刺史。拜春闱之中允，居卫尉之正卿。飞鹤盖而游上京，转熊车而临大郡。公禀和杰出，含章挺生。纵惠智于冲年，朗情襟于冠岁。青松始秀，方怀概日之奇；绿竹初抽，即有凌霜之操。介然独立，寂尔孤标。夙游学以资能，少离经以待问。寻属唐朝兴运，储位重昌。先征奉裕之员，必简勋庸之。以公门资早峻，器宇幼成，选众择才，允谐佥属。年十三，显庆元年，起家授太子左千牛之任。佩刀延祉，侍幄升荣。饬敬有裕于文貔，刚克无亏于武帐。乾封二年，蒙授朝散郎，守奉直长。解刀入选，奉是司。再肃侍于龙居，累恭趋于鸾殿。咸亨三年，秩终，以本阶转始州司法参军事。叹登九折，方标孝子之名；勇越三巴，还绍忠臣之誉。处事简正，厘务廉平。既标美于清勤，遂加班于显级。仪凤三年，蒙授朝请郎，迁幽州都督府功曹参军。门风夙绍，家业克传。冲淡甚于安期，清介越于怀祖。其年，以声芳远洽，清谨备闻，特加通直郎之阶，以旌勤恪之美。永淳二年，超州府之外台，擢宫僚之内直。泽沾少海，光奉前星，乃拜太子内直郎。曳绶铜楼，高游望苑也。永淳二年，转为城门郎。凤闱夕掩，鱼朝开。既肃列于千扉，实恭司于九掖。既而追赏单于讨击之效，近加先帝遗制之恩。宠命再沾，隆班累沐。增品朝议郎，仍行旧职。垂拱三年，拜朝散大夫，行水部员外郎。即属鸾舆拜洛，龙驾观河，预申扈从之劳，备沐颁荣之庆。永昌元年，迁朝议大夫，行司封郎中。星台徙秩，天阁升簪。始彰题柱之恩，遽拜剖符之寄。俄而转使持节鄂州诸军事守鄂州刺史。下车匪日，露冕方谣。若子香之洁清明，唯闻众理之誉；类选公之厉豪族，空标独坐之名。天授二年，□中散大夫，使持节陈州诸军事守陈州刺史。颍川之地，镇抚结于吏民；雍丘之乡，发移于风俗。率以德□，乃以宽和。□刑辟而狱讼清，有威恩而政教理。长寿二年，转使持节饶州诸军事守饶州刺史。未期，加通议大夫，使持节润州诸军事守润州刺史。万岁通天元年，加正议大夫，进勋上柱国。迁望郡而逾洁，忝列蕃而弥恭。□□莫□，马羸不易。州闾钦其威惠，邑里荷其仁明。近以入计赴都，百姓扶车而扣马，攀恋者守路，钦饯者盈衢。万岁登封元年，预侍封山之礼。备承北阙之泽，咸承中岳之恩。期徙秩于朱轩，冀升荣于紫绂。故以长登分福，永锡纯休。四岳之庆将迁，两楹之梦俄及。粤以圣历元年正月八日，遘疾薨于洛阳道政坊之里第，春秋五十有五。呜呼哀哉！皇上情深念旧，礼甚于饰终。既废朝而兴嗟，特降使而吊赠。即以圣历二年岁次己亥壹月丁巳朔廿八日甲申，归葬于雍州明堂县界高平乡，永窀少陵原之旧茔，礼也。
现就墓志中所涉及的几个问题，略作考释。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王美畅家族世系补正
志文在讲到志主王美畅的郡望时说“其先太原祁人”。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王美畅所属是太原王氏的一支“乌丸王氏”。东汉王霸之子殷为中山太守，食邑祁县，其后人遂称太原祁人。王殷十一世孙，北魏时任度支尚书、护乌丸校尉，故又称为“乌丸王氏”[2]。志主高祖为萧梁时期的王僧辩，《梁书·王神念传》记载，王神念初仕北魏州主簿，后升任颍川太守。天监年间，据郡降梁，后携家眷南渡。王神念长子尊业，僧辩为其次子[3]。《南史·王僧辩传》记载，僧辩又有弟僧智、僧[4]。王僧辩为萧梁著名将领，在平定侯景之乱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先后任侍中、尚书令、太尉、骠骑大将军、中书监、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大司马、太子太傅、扬州牧等官职，恩宠极厚，后被陈霸先袭杀，这些与志文所记无异。
志主曾祖王，为僧辩长子，在梁官至侍中，西魏围攻江陵时，受命都督城内诸军事，城陷之后随王琳投奔北齐。王奔齐后的任职，《梁书·王僧辩传》[5]和《南史·王神念传》[4]中皆为竟陵郡守，而《旧唐书·王传》记载为“父，北齐乐陵太守”[6]2527，《新唐书·王传》也记为“乐陵郡太守”[7]。关于乐陵郡，《元和郡县图志·河北道三》记载，沧州有“乐陵县，本燕将乐毅攻齐所筑，汉以为县，属平原郡……后魏属乐陵郡。开皇三年罢郡，属沧州”[8]；关于竟陵郡，“晋惠帝分江夏郡立竟陵郡，周武帝改置复州，取州界复池湖为名”[9]。二者南北相距甚远，必不为同一地名的异称。《南史》记载：王琳在投降北齐后，曾被任命为沧州刺史[10]，而身为王琳部下并随其一同投奔北齐的王，其任职应不会离王琳太远。而且在侯景之乱过程中，包括竟陵在内的长江以北大部分州郡已被西魏占领，据史载“侯景之乱，州郡太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以长江为限”[11]，入齐的王不可能任职竟陵郡，且志文中亦记“以本官出监沧州乐陵太守”，故王出任的应该是沧州乐陵太守，《南史》《梁书》所谓竟陵郡守有误。王僧辩之子除了王外，尚有、颁、、。其中，王与其父一同被陈霸先杀害；王颁在西魏军攻陷江陵之后，投降西魏，先后任职于周、隋，开皇年间卒于齐州刺史[12]；王，两《唐书·王传》记作“颇”[6，7]，为当时著名的学者，《北史》称他“遍通五经，究其旨趣，大为儒者所称”，后来任汉王杨谅府咨议参军，杨谅起兵反叛，“多之计”，后兵败自杀[13]，其子为遵。endprint
志主的祖父为王，根据《旧唐书·王传》记载可知，王与王为兄弟，幼年丧父[6]。志文称王“门风茂业，早著家声”，曾被举为乡党秀才，但是他不愿出仕，“每被宾贡，谢病不行。逍遥山水之情，放旷烟霞之志”，因此文献中记载甚少。志主的父亲为王思泰，在唐朝先后任比部郎中、太子中允、国子司业、卫尉卿、郑州刺史等官职，对此文献中已有记载。如宋赵明诚所著《金石录》第896有李振于景云二年（711）所撰《唐王思泰碑》[14]，可惜碑文已佚，对其情况所知甚少。
笔者检阅《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关于乌丸王氏一系发现，在王和王思泰之间多出一人“闵”，即神念（梁冀州刺史，壮侯）→僧辩（太尉，永宁公）→（侍中，乐陵守）→→闵→思泰（字知约，郑州刺史）→美畅（字通理，司封郎中、薛公）。据相关文献及志文，笔者推断其为衍文，依据主要有以下几点：
1. 时间上讲不通。从上文可知，王与王为亲兄弟，二人所处时代应该不会差很多。王为贞观名臣，《旧唐书·王传》记载，王“十三年，遇疾……寻卒，年六十九”[6]2530，贞观十三年即公元639年，据此可知王出生于北齐后主高纬武平二年（571），由此推知，王也应该是生活在北齐末年至唐初。王美畅之父思泰，在唐朝曾任郑州刺史，郁贤皓先生在《唐刺史考全编》中已考证王思泰任郑州刺史应为贞观中[15]，因而王与王思泰之间的时间间距很短，按照古人大概25年一代人，他们二者之间根本没有时间再容下一代人。
2. 与中国人的姓名行辈制不符。行辈制是中国传统宗法制下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即在同一家族或家庭内人们非常讲究字辈的排列，以便区分长幼尊卑，同一代人的名字都具有相似或相关性。中国古人取名字既有一定原则，又有一定内涵。同一辈人，单名就以相同偏旁的字命名表示，双名则用一字相同或意义相关的两字表示。从两《唐书》中我们得知王长子名崇基，次子为敬直，因此与其同一辈分的王之子的名字也应该是双字，且意义相近，这样《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的“闵”就显然不符合了，而之下的“思泰字知约”却比较相近，三者都为双字，且内涵意义相似，三人名字的第一个字崇、敬、思都为一个动词，而第二个字基、直、泰都表示事物所处的一种状态，三人的名字都表达了对某种品质的推崇。
3. 出土墓志资料的记载。《王美畅墓志》中明确记载，祖父为，父亲为思泰；王美畅之女《睿宗贤妃王芳媚墓志》中也记载，她是“皇朝征君之曾孙，国子司业、郑州刺史讳思泰之孙”[16]。
综上所述，可以推断，王之子为思泰而非闵，《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的“闵”应该是衍误。通过上面对王美畅祖辈世系的梳理，我们可以对《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乌丸王氏王美畅这一系作补正（图一）。
二、王美畅仕宦经历考略
志主王美畅，字通理。志文称“年十三，显庆元年，起家授太子左千牛之任”。显庆元年即656年，据此可知王美畅当出生于644年，即贞观十八年。因王美畅13岁即通过门荫入仕为太子左千牛，故志文称王美畅“门资早峻，器宇幼成”。唐初，官僚子弟可憑父辈官荫为官，“武德、贞观世重资荫，二品、三品子，补亲卫；二品曾孙、三品孙、四品子、职事官五品子若孙、勋官三品以上有封及国公子，补勋卫及率府亲卫；四品孙、五品及上柱国子，补翊卫及率府勋卫；勋官二品及县男以上、散官五品以上子若孙，补诸卫及率府翊卫”[17]。这些由父辈资荫任官的多为禁军十六卫及东宫率府宿卫之职，王美畅即是凭借父荫任太子左千牛之职。左千牛属太子内率府之官，左右千牛共16人，从七品上，其职务为当皇太子坐朝时“千牛、备身之属升殿”，若射于射宫则“千牛、备身奉细弓及矢，立于东阶上，面西”[18]，即皇太子坐朝或射猎时，手持细刀、弓箭以充仪卫，故志文有“佩刀延祉，侍幄升荣”之说 。
“乾封二年，蒙授朝散郎，守奉直长。” 乾封二年即667年。唐初殿中省沿用隋制设尚舍局，唐高宗龙朔二年（662），改为奉局，直长为副长官，正七品下，共6人，负责宫殿张设、汤沐、灯烛、晒扫等日常琐事。皇帝巡幸时要“预设三部帐幕”，有大的祭祀或朝会活动则负责预先布置活动场所。皇帝郊坛祭祀则“先设行宫于坛之东南向”“设大次于外东门之外道北，南向而设御座” [19]。志文所称之“侍于龙居”“趋于鸾殿”即就此而言。因其散官阶为朝散郎，从七品上，低于其职事官的正七品下，故称为“守奉直长”。
“咸亨三年，秩终，以本阶转始州司法参军。”咸亨三年即672年。始州即今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原为安州，西魏废帝二年（553），“先下安州，始通巴、蜀，故改安州为始州”[20]。始州在唐代为上州，其司法参军共二人，从七品下，其职责为“掌鞠狱丽法、督盗贼、知赃贿没入”[21]1313，负责本州的司法治安工作，王美畅“勇越三巴”“处事简平，厘务廉平”，因此加班显级，受到表彰。
“仪凤三年，蒙授朝请郎，迁幽州都督府功曹参军。”仪凤三年（678），王美畅散阶升为朝请郎，为正七品上，迁任幽州都督府功曹参军，品秩为正七品下，主要负责“考课、假使、祭祀、礼乐、学校、表疏、书启、禄食、祥异、医药、卜筮、陈设、丧葬” [21]1312等事务。由于政绩突出，“声芳远洽，清谨备闻”，朝廷为表彰特加通直郎，从六品下。调露元年（679）十月，突厥贵族阿史德温傅及奉职二部反叛，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接着原突厥境内所置24州首领也叛唐。十一月，唐高宗“以（裴）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将兵十八万，并西军检校丰州都督程务挺、东军幽州都督李文，总三十余万以讨突厥”[22]，而此时王美畅正任职幽州都督府功曹参军，很可能参加了李文的东路军，因此志文后有“追赏单于讨击之效”之言。
“永淳二年，超州府之外台，擢宫僚之内直。”永淳二年（683），王美畅由地方官调任太子内直郎。此职属东宫内直局，原称内直监，龙朔二年（662）改为太子内直郎，从六品下，“内直郎掌符玺、扇、几案、衣服之事”[23]。同年，又“转为城门郎”。唐制，京城各宫殿门及城门的开阖有专门人员掌管，城门郎即是主要负责人，共四人，从六品上，按规定时间开阖京城、皇城、宫城诸门，并保管钥匙的出纳。唐代京城各门的开阖都有严格的程序规定：“开则先外而后内，阖则先内而后外”，各门“候其晨昏击鼓之节而启闭之”，晨开夕闭；若遇特殊情况，殿门及城门“有敕夜开，受敕人具录须开之门，宣送中书门下。其牙内诸门，城门郎与见直监门将军、郎将各一人俱诣合门覆奏，御注听，即请合符门钥，对勘符，然后开之”[24]。城门郎的职责关系京城的安危，相当重要，因而王美畅“宠命再沾，隆班累沐”，官阶增为朝议郎，正六品上。endprint
“垂拱三年，拜朝散大夫，行水部员外郎。”垂拱三年即687年。朝散大夫为从五品上。在唐代，尚书省工部下有水部，员外郎一人，从六品上，与水部郎中共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以导达沟洫，堰决河渠。凡舟楫、灌溉之利，咸总而举之”[25]。志文写到“属鸾舆拜洛，龙驾观河，预申扈从之劳，备沐颁荣之庆”，即武则天称帝、改唐为周的过程中，为了营造君权神授的假象，于垂拱三年（687），武承嗣命人在白色石头上琢刻“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个字，派雍州人唐同泰献给武则天，谎称是从洛河中获得。武则天看后大喜，认为这是上天暗示自己称帝的征兆，名为“宝图”，并诏令要亲自祭拜洛河，亲授“宝图”。次年十二月“太后拜洛受图，皇帝、皇太子皆从，内外文武百官、蛮夷各依方叙立”，各种珍禽、奇兽、杂宝列于坛前，规模空前，“唐兴以来未之有也”[26]。身为主管天下河流事务的官员，王美畅必定也参加了此次盛大的活动，受到赏赐。
“永昌元年，迁朝议大夫，行司封郎中。”永昌元年（689），王美畅散阶升为朝议大夫，正五品下，职事官改为司封郎中，从五品上。司封郎中原称主爵郎中，光宅元年（684）改称司封郎中，掌国家册封爵位之事。不久，王美畅又转为“使持节鄂州（今湖北省鄂州市）诸军事守鄂州刺史”。
“天授二年，□中散大夫，使持节陈州诸军事守陈州刺史。” 天授二年（691），王美畅官阶升为中散大夫，正五品上，转任陈州（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刺史。长寿二年（693），转饶州（今江西省鄱江、信江两河流域）刺史，在此不到一年又迁任润州（今江苏省镇江）刺史。在担任州刺史期间，王美畅政绩突出。如在陈州时，他“镇抚结于吏民”“发移于风俗”，恩威并重，宽严相济，使“□刑辟而狱讼清”；任职润州时，王美畅曾对当地的顺王庙进行修缮，“修饰堂宇门屋步廊”[27]。因其清正廉洁，为人谦恭，恩惠仁明，所以当他赴都入计时，“百姓扶车而扣马，攀恋者守路，钦饯者盈衢”，这些虽有溢美之词，但一定程度上仍能反映出他的一些施政措施受到了当地百姓的欢迎。
“万岁通天元年，加正议大夫，进勋上柱国。……万岁登封元年，预侍封山之礼。”万岁登封元年（696）腊月，武则天封禅中岳，“甲戌，太后发神都；甲申，封神岳；敕天下，改元万岁登封，……丁亥，禅少室；己丑，御朝觐坛受朝贺”[28]。但志文将时间顺序弄错了。天授元年（690），武则天大赦改元，“以十一月为正月，十二月为腊月，来岁正月为一月”[29]，因此，万岁登封元年腊月即696年12月，武则天封禅嵩山，改元为万岁登封，到三月又以新明堂建成，改元万岁通天。因此，他应该是先“预侍封山之礼”，获得赏赐，然后才加正议大夫，正四品上，进勋上柱国，视正二品。
“圣历元年正月八日，遘疾薨于洛阳道政坊之里第，春秋五十有五。” 圣历元年（698）正月八日王美畅病逝于洛阳道政坊私第，享年54岁。道政坊位于洛阳城洛水之北、东城之东，第一列从北向南第一坊，西为含嘉仓，北靠徽安门[30]。次年即圣历二年（699）一月二十八日，归葬于雍州明堂县界高平乡少陵原。景云中（710—711），王美畅又被睿宗追赠为益州都督[31]。
在40多年的仕宦生涯中，王美畅从太子左千牛起家，先后任鄂、陈、饶、润四州刺史，颇有政绩。但他在两《唐书》中均无传，其他文献资料所载也仅是寥寥几笔，故墓志中所记其生平能够补传世文献之阙，对于了解高宗、武后时期中下层官员的转迁会有所帮助。
三、王美畅家庭结构分析
王美畅墓志中对其家庭情况所记甚少，只提到其长子王昕，且一笔带过。故笔者不揣谫陋，结合传世文献及相关石刻资料对他的夫人及子女的情况进行简单考述。
关于王美畅的夫人，志文中没有记载。好在《唐代墓志汇编》[32]收有《大周故润州刺史王美畅夫人长孙氏墓志》，为我们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据此墓志记载，长孙氏为河南郡人，亦是旧望，出自鲜卑拓跋郁律，北魏道武帝以其祖嵩为宗室之长，而改其姓为长孙氏。太和年间，孝文帝迁都洛阳，许多鲜卑贵族也从迁洛阳，“自代北而徙者皆为河南洛阳人”[33]，因而长孙氏就以河南洛阳为郡望，实际上隋代长孙氏已迁至关中，故王美畅夫人长孙氏应为雍州京兆人。志文记其曾祖为长孙敞，两《唐书》有传，长孙敞为唐太宗文德皇后叔父，李渊入关时，长孙敞率子弟迎谒于新丰，后拜宗正少卿，加紫金光禄大夫、平原郡公，死后赠幽州都督，陪葬昭陵[34，35]。长孙氏15岁即嫁给王美畅，后因德行荣显和“从夫锡秩”先后被封为成安郡君和怀德郡君。王美畅去世后，长孙氏极度悲伤，大足元年（701）六月去世。长孙夫人笃信佛教，“宿植得本，深悟法门，舍离盖缠，超出爱网，以为合葬非古，何必同坟”，因此遗令葬于洛州合宫县龙门山寺侧，而没有与其夫王美畅合葬。
王美畅墓志中没有提到其女芳媚，荣新江先生认为，之所以没有提及贤妃王芳媚，估计和当时睿宗被武后幽闭的处境有关[36]，但王芳媚的墓志已出土。《贤妃王芳媚墓志》载其“六岁能诵诗，十二通女则”[16]。王美畅兄女王氏先嫁给相王李旦，为德妃，生薛王业，但在李业幼年时德妃早逝。故在光宅三年（按：光宅年号使用不到一年时间，无三年，疑为垂拱二年，即686年），美畅女儿芳媚被李旦征为妃，抚养李业。唐隆元年（710）睿宗复位后，册封为贤妃。王芳媚虽为贤妃，但能劳谦克己，简朴节约，因而“誉满六宫” [37]。开元四年（716），睿宗去世后，薛王业请求迎贤妃出就外宅，亲自侍养[38]，得到玄宗應允，并特赐汤沐之邑，食实封二百户，每逢节日或朝廷大礼多有赏赐。开元二十二年（734），薛王业去世。志文称贤妃昼夜号哭，告诫子孙“修身莫若孝，理家莫若敬，孝敬之道，不可不深识”。天宝四年（745）八月因病去世，陪葬桥陵。
王美畅的儿子，墓志只记有长子王昕一人，而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还有渭州刺史警、令翼、长安丞弼、符玺郎玢、千牛辉。但除王昕外，其他人几乎没有任何记载。王昕，圣历（698—700）初为宣德郎，行眉州通义县主簿，后任汝州刺史。《长安志》卷7“安仁坊”条记载：长安安仁坊“坊西南，汝州刺史王昕宅……昕即薛王业之舅，皆是亲王外家，甲第并列，京城美之” [39]。而长孙氏墓志记载其“大足元年六月廿六日薨于汝州私第”，当时王美畅已去世，长孙氏可能随任汝州刺史的长子昕居住在当地，因而推测王昕任汝州刺史为大足元年（701）前后，而《唐刺史考全编》根据《长安志》“安仁坊”条中的记载将其系于开元中[40]，恐怕有可商榷之处。由于其妹王芳媚与睿宗的婚姻关系，王昕应该是睿宗一系的人物，故而睿宗即位后，王昕仕途颇顺，曾任司农卿，能够列第尽是外戚权贵之家的长安安仁坊。endprint
通过以上探讨可知，王美畅有六子一女。其夫人长孙氏为外戚之家，长孙皇后侄孙女，为名门之后。其兄女及己女王芳媚又与李唐皇室联姻，这些对王氏家族地位的提高都很有帮助。
四、余 论
太原王氏是中古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世家大族，乌丸王氏作为其中一支，自王神念、僧辩之后，鲜闻于世；虽然王为贞观名臣，但史传中对于这一支的世系传承记述简单，多有缺漏舛误，且王美畅本人及其父、子，正史均无传，《王美畅墓志》的发现为我们了解其家族情况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对理清乌丸王氏世系有很大帮助，能够补正《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一些阙误。而且王美畅本人及其女儿的婚姻关系，使其家族到开元时期终于成为“亲王外家，甲第并列”的重要家族之一，也反映了当时的联姻对提升唐初家族政治地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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