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自孝公之后代代明君，并非因为秦国运气好，而在于一种制度

汉朝的著名文学及政治评论家贾谊在评论秦朝过失的文章《过秦论》中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秦始皇依靠前六世秦国国君留下的基业，以武力统一天下，将东、西周和各诸侯国全部消灭，从而登上皇帝的宝座来统治天下，用严酷的刑罚来奴役天下的百姓，威风震慑四海，而贾谊口中的六世指的就是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六位秦始皇之前的秦国国君。

从历史上来看，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六位国君在历史上可圈可点，算得上英明之君，连续六位国君都是英明之君，这不仅在战国时期非常少见，而且在中国历史上都是极为少见的，反观同时期的东方六国国君，能够有三位继续英明的国君都是奢望，比如赵国，赵武灵王、赵惠文王两代算得上明君，但到了赵孝成王时代，就是长平之战中的赵王，则完全成了糊涂蛋，断送了赵国45万精锐士兵。

大秦帝国

还有魏国也是这样，战国时期魏国国君魏文侯、魏武侯算得上明君，但到了魏惠王时期，一败涂地，昏庸无能，最终导致战国第一强国魏国的衰弱，就是败在魏惠王手中。而齐国、燕国、楚国、韩国能够称得上连续两位君王是明君的时代都没有，所以秦国的连续六位明君显得非常可贵。

难道是秦国的基因优秀，或者是秦国的国运太好，接连产生六位明君吗？

如果仔细分析秦国的六位国君，就会发现其中有三位国君任期非常短，分别是秦武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秦武王在位仅三年，因为在洛阳举鼎而死，秦孝文王为父亲秦昭襄王守孝一年，在位仅三天，便得病去世，秦庄襄王就是秦始皇的父亲，在位也只有短短的三年，便去世了，国君在位时间短，其实很难看出国君的能力与为人，但终究没有给秦国拖后腿，就已经不错了，真正为秦国奠定统一大业的，其实就是另外三位君主：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昭襄王。

中国历史上一直有一个不成文的现象就是：富不过三代。能富过六代人，已经是神话了，秦国的成功原因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秦国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明君呢？

商鞅变法

中国还有句俗话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意思是说穷人家的孩子都比较早熟，都比较努力奋斗，因为在他们的心中有一种居安思危的心思激励着穷人家的孩子比别人多付出更多的努力、汗水、时间去拼搏、奋斗、学习，如果把这种现象放在一个国家身上，就会出现一个发奋图强的国家。

秦国地处边陲，一直很努力地向外扩张、发展，努力地想溶入中原文化圈、华夏主流圈，但历来为东方六国所看不起，认为秦国只是戎狄之国，秦国只是野蛮人，再加上秦国东进的步伐被春秋时期的晋国和战国首霸魏国所阻挡，秦国在与晋国或魏国的争斗中，总是处于下风，不仅损失折将，而且割地求和，让秦人生出一股立志图强的勇气，就像穷人家的孩子一样，努力强国。

秦孝公就是这样一个怀揣强国之梦想的秦国国君，意图以发布求贤令来网罗天下人才为秦国所用，可以这么说，秦国统一霸业如果要论功行赏的话，总计功劳为十分的话，秦孝公一人的功劳可以独占七分，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是秦国统一的基石，是秦国强大的保证，更是秦国维持六世明君的原因所在。

秦孝公与商鞅

秦孝公变法的动力来自富国强兵的急迫心态，变法的恒心来自商鞅变法所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正是看到了变法所带的利益，所以才会更回坚信变法继续下去的动力，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商鞅变法的最大受益者就是秦国国君，商鞅是以秦国国君的利益为变法基础，打击能够威胁国君的贵族的势力，同时拉拢广大的普通平民阶层，给平民阶导一个上升的通道，商鞅抓住了秦国地位最高的国君和人数最多的百姓，所以就有了成功的基础。

《商君书君臣篇》有关于如何治国处理君臣关系、君民关系的描述如下：

明王之治天下也，缘法而治，按功而赏。凡民之所疾战不避死者，以求爵禄也。明君之治国也，士有斩首、捕虏之功，必其爵足荣也，禄足食也；农不离廛者，足以养二亲，治军事。故军士死节，而农民不偷也。

翻译：明君治理天下，遵照法度来处理政事，按照功劳行赏。凡是人民奋勇作战，不畏死亡的，是为了求得爵禄，明君治理国家，战士有斩得敌首、捉得俘虏的功劳，一定让他的爵位足以荣耀，俸禄足够食用。农民不离开乡村，足够奉养双亲、供给军需。因此士兵才肯殊死战斗，农民才不惰怠。

变法从根本上确定了整个国家什么事应该赏，什么事应该罚，这给了整个国家普通民众极大的动力和积极性，不断有普通下层百姓通过军功获得爵位、田产、奴仆、官职，成为上层社会的新晋贵族，这在战国时期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可在秦国形成了制度，并由此产生一大批依靠制度晋升的平民阶层。

战国变法

当秦国整个国家充斥这种气氛，整个朝堂之上的小人、平庸之人都不存在了，因为获得晋升不需要靠讨好国君，搞好关系获得，而是靠不断获取的军功才能获得，这样整个秦国朝堂气象焕然一新，呈现一种积极向上、进取无度的正气之风，由此反过来压迫秦国国君作出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正确决策。

很简单，当国君做出错误决策或者昏庸决策之时，会损害秦国利益，也同样会损害朝堂之上所有臣民的利益，秦国的军功爵位制是靠斩首敌人首级来计算的，同时也会计算自己一方损失的首级，当斩获的首级减去自己一方损失的首级还有盈余的时候，才会有奖赏，否则是没有的，这样一种制度保证了秦国上下形成一种利益共同体，包括倒逼国君做出正确的决策，至少昏庸的决策是很难通过的。

换句话，是秦国通过变法形成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了秦国不会产生昏君，当秦国国君做出昏庸之举时，这种制度就会阻止，毕竟没有人不在乎自己的利益，尤其将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捆绑在一起的时候，更是如此。

所以尽管自秦孝公后有不同的秦王即位，都能在制度的约束之下，产生正确的决策，所以秦惠文王尽管用极端残酷的车裂之法杀了商鞅，但是却没有废除商鞅之法，因为他明白，变法是正确的，制度是正确的，是秦国继续强大的保证。秦国不是第一个变法的国家，但却是变法最坚决、最彻底的国家，自秦孝公开始，直到秦始皇统一天下，法制一直贯穿始末。

秦国崛起

所以自秦孝公去世后，秦惠文王继续并巩固了变法，通过秦孝公与秦惠文王两代国君的强力支持变法，让商鞅之法在秦法形成了制度之法，成为秦国人骨子里的制度，后世的秦国国君只需要遵守变法即可，并通过秦国制度继续向前走即可，秦国国君相对于变法和制度来说，已经居于次要地位了。

当秦国形成一种”秦国国君可以换，但秦法不能换“的思想后，秦国强大的动力已经形成，不是秦国国君可以轻易改变的，经过数十年上百年的发展，秦国走向强大的就是必然的，无论后所的秦国国君是否是英明君主，秦国都能法律上和制度上保证了秦国国君不干傻事。

所以说，秦国的胜利是制度之胜，而不是人胜，如果仅仅靠人治的观念去治理一个国家时，只有国君英明，国家才能治理好，一旦国君昏庸，国家就会陷入混乱，而秦国不是，东方六国才是人治，当秦国的制度之胜，战胜东方六国的人治之时，就是秦国统一天下之时。

秦孝公占据了七分的功劳，秦惠文王和秦昭襄王各自占据了1分的功劳，相比这下，至少其他的秦国国君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到了秦始皇时期，统一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虽然国君的能力能让秦国统一天下的时间变化，能力强则时间短，能力弱则时间长，但秦国统一天下这种事本身是不可逆转的，只是时间长短问题了。

一统天下

总结语

秦国经六世国君的努力而统一天下的根本不是秦国的基因优秀，也不是秦国的血统高贵，更不是秦国的运气好，真正的原因是秦国长时间地通过变法、坚持变法、维持变法，从而形成一种秦国强大的基础制度，这种制度反过来通过秦国臣民不断地影响着秦国国君不断地进取、开拓、前进，并最终达到统一天下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