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从《水浒传》的高衙内说到严嵩父子、王安石父子、苏洵
（一）高衙内与林冲
《水浒传》的故事，是从高衙内调戏林冲娘子引申开去，然后才有林冲雪夜上梁山，这样梁山泊一百零八将的故事才逐个展开。衙内这个词在五代宋初才逐渐流行起来，成为官府子弟的通称。五代时割据各地的藩镇都设有衙内都指挥使、衙内都虞侯等，是那些藩镇将领身边的跟班或亲随，以故旧子弟为之。故而衙内成了官员子弟的通称。高衙内，是高俅的螟蛉之子，而高俅本来是一个破落户子弟，他惟一的强项就是踢得一脚好毬，由于官员的转辗推荐，到了驸马爷王晋卿府上做了驸马的亲随。驸马派他送礼品去端王府，凭这一脚好毬博得端王的青睐，这个端王也就是后来的徽宗皇帝。端王即位后高俅一路攀升成了太尉，而他的螟蛉之子高衙内也就倚势豪强专一淫垢他人妻女而成为开封地区的花花太岁。如果他出生美国或许可以登陆《花花公子》的封面了。《水浒传》的故事便从高衙内在岳王庙调戏林冲娘子逐步展开，第一次调戏就被林冲撞散了，高衙内不肯罢休，于是便有了高衙内身旁的亲随安富和陆虞侯即陆谦设计骗林冲娘子去陆家。这次高衙内的色情活动又被林冲给冲散了，陆虞侯家也被林冲砸了。接着便是陆虞侯为高俅设计在白虎堂陷害林冲，把林冲发配沧州，将林冲弄个家破人亡。林冲发配去沧州的路上，陆虞侯一次又一次地设计害死林冲，才有陆虞侯火烧草料场，林冲怒杀陆虞侯与富安这二个专门为高衙内使坏的小人，那样就把豹子头林冲逼上梁山了。
这就成了衙内们与百姓们矛盾激化的结局。这个结局也就是官逼民反。中国历史上周而复始的农民运动，也就是这对基本矛盾的运动形式而已。高衙内这个故事当然是作者施耐庵虚构的，然而这样的故事，也不是作者能凭空编造出来，它毕竟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概括，并加以典型化的再创造，多少戏曲和电影便是由这个故事演化而来，使它成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民间故事。这个故事背后又有着深刻的社会思想内涵，透露着人们对善良的期待，对丑恶的鞭挞。在这个故事中，不仅仅高太尉，高衙内这些小人得志便猖狂的形象被刻画得活龙活现；如陆虞侯，富安这样的小人的卑鄙丑恶也表现得细致入微；林冲和鲁智深那种善良和不得不被迫走上反抗和斗争的道路也描绘得惟妙惟肖。路见不平一声吼正是形象地刻画了水浒精神。文学作品的好处是它把故事典型化，使人们听了看了就觉得那故事中的人物就活现在自己身边一般，从而通过形象把水浒精神浸透在中华民族每个善良人们的心田之中，衙内和陆虞侯那样的小人成为世世代代人们心中丑陋憎恶的形象，几乎成了老百姓心头评判人物的一杆秤。
（二）严嵩与严世蕃
我们翻开中国的历史，如高俅与高衙内那样父子狼狈为奸的案例也可以找到一些，如明代的严嵩与其儿子严世蕃就是非常典型的。严嵩是嘉靖帝宠信的权相，他六十岁时，入直文渊阁，他朝夕直西苑板房，未尝一归洗沐，故嘉靖帝称其“忠勤敏达”。严嵩的本事便是“一意媚上”，借此以窃权关利。后来严嵩老了，凡事皆仰仗于其子严世蕃，嘉靖所下手诏，惟世蕃能一览了然，答语无不中的，嵩旦夕直西内，诸问事辄曰：“以质东楼”，东楼是世蕃别号，实际上朝廷大事便一皆委于严世蕃，而世蕃又熟谙中外官饶瘠险易，于是以饶瘠卖官，毫发不差。严世蕃在京师治第，连三四坊，揠水为塘，方圆数十亩，又好古玩书画，所见辄索之富人与官宦人家，必得而已，且耽女乐，好纵淫乐于家，居母丧亦然。正由于严世蕃过于张牙舞爪，成为众恶所归，败于其客罗龙文，私通倭寇汪直，多聚亡命，谋外投日本，又有其班头牛信，在山海关诱致外兵，内外相应，因此而被斩。籍其家，有黄金三万余两，白金百余万两，珍宝玩物之值亦数百万两。此后严嵩以八十四高龄寄食墓舍而死。在严嵩与严世蕃身旁还有赵文华、邬懋卿那样的无耻小人。
（三）王安石与王雱
另一类案例则是其父地位很高，其子也有才学，若是过于持才傲物张扬于世，由于其父处于风口浪尖，那么他们往往也难逃恶名。王安石与其弟王安国，子王雱则属于这个类型。王安石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著名的改革家，文学上也有成就，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出生于书香门第，有人统计过其祖、父、兄弟、子在六十年间中进士者七人，其祖父王贯之，在宋真宗咸平三年登进士；其父王益在祥符八年登进士；其兄王安仁在皇祐元年中进士；其弟王安礼在嘉祐元年中进士；王安石本人在仁宗庆历二年登进士；其子王雱,字元泽，英宗治平四年登进士；神宗熙宁元年，其弟王安国登进士。王安石则是在熙宁二年二月，任参知政事，为神宗所启用；而其弟王安国是在熙宁四年八月充崇文院校书；子王雱是在同一时间任太子中允充崇政殿说书，在熙宁六年四直经局,修三经新义，王雱与吕惠卿同修撰。
在王安石执政时期，王安国与王雱在任事上并没有太出格的地方，而且王雱是一个很有思想很有才气的青年学者，他在《三经新义》中，对《诗》、《书》的阐释有贡献，对《老》、《庄》之学的阐述亦有独到之处。王安石在位时自己又有才气，所以表现出睥睨一世，无所顾忌那种狂劲，亦很自然。《宋史·陆佃传》：“安石子雱用事，好进者坌集其门，至崇以师礼，佃待之如常。”王雱去世时只有三十三岁。陆佃《祭王元泽待制墓文》讲到他“熙宁逢辰，既昌且炽，立谈遇主,腾上甚锐。公亦慨然，任天下事。命也奈何，版图而税。”父亲有地位，自己又有才气，从这篇祭文中亦可见其当时有一大批人围着他转，他又那么傲然自恣而咄咄逼人地以天下为己任，这大概就是他过早夭折的一个诱因吧，古人有言：“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宋史·王雱传》称其：“为人慓悍阴刻,无所顾忌，性敏甚，未冠，已著书万言，”一副少年得志的气概，复云：“雱气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作策三十余篇极论天下事。”那么年轻就那么狂妄。史传更称其“常称商鞅为豪杰之士，言不诛异议者法不行。安石与程颢语，雱囚首跣足，携妇人冠以出，问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数为人所阻，故与君议。” 雱大言曰：“枭韩琦富弼之头于市，则法行矣。”安石遽曰：“儿误矣。”《宋史》本传上所载的这件事并没有事实作根据。经许多人考证这是邵伯温在《邵氏见闻録》中编造的，然而它在某种程度上亦反映了王雱那种傲慢而睥睨一世的精神状态。
如果把苏辙《乞诛竄吕惠卿状》与《宋史·王安石传》联系起来看，王安石之败，实与王雱有关。吕惠卿是王安石启用的人，苏辙称：“安石之于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师之义。”“始安石罢相，以执政荐惠卿。既以得位，恐安石复用，遂起王安国、李士宁之狱”，王安国即王安石之弟，此时吕惠卿打击王安国的目的是阻扰王安石复出，“王安石觉之，被召即起，迭相攻击，期致死地，”所谓迭相攻击，指“《三经义》成，加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子雱为龙图阁直学士。雱辞。惠卿劝帝允其请，由是间隙愈著。雱讽御史中丞邓绾，后弹惠卿与知华亭县张若济为奸利事，置狱鞫之，惠卿出守陈。”这件事还没有处理完，“雱以嘱门下客吕嘉问，练亨甫共议，取邓绾所列惠卿事，杂他书下制狱，安石不知也。”
于是有人把情况告诉吕惠卿，“惠卿以状闻，且讼安石曰：'安石尽弃所学，隆尚纵横之末数，方命矫令，罔上耍君，此数恶力行于年岁之间，虽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又发安石私书曰：'无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谢无有，归以问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这个“无使上知”的私书，可能是王雱与吕惠卿同在置经局修撰《三经义》时的事，故苏辙在状子中说：“夫惠卿与安石，出肺腑，托妻子，平居相结，唯恐不深，故虽欺君之言见于尺牍，不复疑间。惠卿方其无事，已一一收録，以备缓急之用。一旦争利，遂相抉擿，不遗余力，必致之死。”苏辙这个分析还合乎情理。关于王雱之死因，可能由于王安石为“无使上知”这件事，责难于其子，《宋史·王安石传》称：“雱愤恚，疽发背死。”王雱原来有病，这次事件加剧了他的病情，加速了他的死亡。“安石之再相也，屡谢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伤不堪，力请解机务。上益厌之，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王雱死后，王安石实际上已处于闲职了。可见这件事对王安石打击之大，是它促使王安石与神宗分手了。分手之前，“安石暴绾罪，去'为臣子弟求官及荐臣婿蔡卞’者，遂与亨甫皆得罪。这二个曾经抱王雱大腿的小人便由王安石上疏而被斥逐。熙宁十年的十月，正式发布诏令，王安石再次罢相，此后他就退居江宁城外的钟山，过起诗人和学者的生活。元丰八年，宋神宗去世，次年王安石亦告别人世了。
从王安石、王雱及其婿蔡卞之间的种种教训看：从父辈讲，教子要严，处事要公，决不能有任何放纵，居高位者更是如此；王雱确实有才，王安石爱之亦深，故荐其子于神宗，其实适足以害之；从为人之子及婿言，切不可借父辈之声势作威作福，沾污父辈的声誉，不然的话，害父害己，一有失着，往往万劫不复。“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邵氏见闻录》之类得以流行，连朱熹也引以为据，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化了多少笔墨来为王雱澄清这些不实之辞。王安石、王雱父子之间没有注意避嫌的问题，这个教训值得人们永远记取。我说这个问题决不是为了贬低王安石、王雱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也决不因为它仅仅是历史上的个案，而由于它是具有代表意义的典型案例。程颐曾经说：“人有三不幸：年少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势为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二程集·外书》）王安石、王雱父子婿之间的悲剧，正是应在这三不幸之上。因为权力与才能都不是靠血缘关系所能继承的，血缘关系只是为你提供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得靠你加倍努力，刻苦学习才能掌握它，否则的话，它适足以坑你、害你，人贵有自知之明。所以我还是奉劝有三不幸者不能张扬，夹着尾巴做人为好。
（四）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兄弟
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类人物，他们得以名垂青史，既不在于父辈的显赫身世，亦不在于自身的功成名就，而在于父母的良好教育和自己耿直的立身行事，回观他们一生虽历尽曲折和磨难，却仍为后人所敬仰。如苏洵与其二子苏轼、苏辙便是。我们都知道，苏氏父子三人，在唐宋八大家中便占了三席。苏氏世家于眉州的眉山，眉山处于岷峨之间，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在三苏中，社会历史影响最大的不是作为父亲的苏洵，而是作为儿子的苏轼和苏辙，比较起来苏洵最为平庸。据欧阳修所撰苏洵的墓志铭，在苏洵之前，三世都不显赫，而苏洵二个哥哥都以文学举进士，唯苏洵不好学，而且浪迹在外，故苏辙在苏轼的墓志铭中讲到：“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力有当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范滂是东汉党锢之祸中表现最为壮烈的。由此可见苏轼、苏辙当年所受的教育及他们立身的宗旨。
苏洵则是在二十七岁方始发愤闭门读书，二次应考都不中，转而专研六经百家之说，考究古今治乱成败及为人穷达出处之事。著《权书》、《机策》等，以史论起家，也影响了苏轼、苏辙治学的道路。史称其“好贾谊陆贽书，即而读《庄子》，叹“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在宋仁宗至和、嘉祐年间，苏洵带了苏轼、苏辙弟兄俩游学于京师，得到欧阳修的赏识，兄弟二人同时参加嘉祐二年礼部考试，二人同榜进士，嘉祐六年，二人同时应对制策。苏轼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论》，而苏辙因宋仁宗所问便在策文中直接对宋仁宗提意见了，他在文章中说：“古之圣人，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恐。夫无事而深忧者，所以为有事则不惧也。今陛下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臣以为忧乐之节易矣。”而且直指仁宗后宫生活糜烂无度，“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优笑无度。”这次应对制策，苏轼入第三等，苏辙入下等，可见苏轼与苏辙的出身不是靠家庭的权势、金钱、地位而是靠自己的学问和为人的志向。入仕为官也没有如王雱那样有父亲可以依徬，一切靠自身的才识和努力，及其为人的骨气。
轼与辙兄弟俩说真话，实话；不说套话假话；该说不时就说不，没有一丝一毫迎合权势者的媚骨。面对当时改革和保守两派，他们对王安石与司马光都敢于说不，皇帝老子征求意见时他们也是实话实说，没有奉承讨好的话。有一次神宗召见苏轼，问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对曰：“陛下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那是责怪神宗求治太急，许多事欲速则不达，应该顺势而为，则事半功倍。即便是小事苏轼也敢于提意见。神宗让开封府市灯过元宵节，苏轼便谏说：“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耳，然百姓不可户晓，皆谓以耳目不急之玩，夺其口体必用之资。此事至小，体则甚大，愿追还前命。”在这件小事上，神宗还是听进去并且改正了。
王安石行新法，苏轼上书言其不便，并公开与王安石唱对台戏。王安石鼓励神宗独断专任，苏轼在策问的试题中以“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为题，显然成败不在独断专任与否，而在事之得失与是非，被专任之人之才德是否胜任。王安石当然因此滋怒，把苏轼贬为杭州通判。王安石行青苗法，征求苏辙的意见，苏辙说：“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逾限。如此则恐鞭箠必用，州县之事不胜烦矣。”这话有道理，搞青苗法是为了抑制民间的高利贷，从出发点讲，确是良好的愿望，问题出在操作层面上，官员队伍不纯，反而滋事生非，正如美国次级债的超前消费，让穷老百姓也有好房子住，结果闹出了全球性的金融海啸。
神宗崩，哲宗即位，保守派司马光上台，把苏轼请回开封，为中书舍人，苏轼仍然实话实说，宋代原有差役法，即直接向民间征发无偿的劳役，而王安石执政时，行免役法，按户等高下出钱免役，由国家雇人服役。司马光为相，要革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苏轼又表示反对，他说：“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敛民财，十室九空，敛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问题出在基层官员的素质上，司马光问他该怎么办呢？苏轼说：“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意思是慢慢来，还是一句老话，欲速则不达。司马光以之问苏辙，辙的答复与其兄一样，认为差役之害，半于雇役，结果会是“别生诸弊”，他主张因地制宜，方始“进退皆便。”所以搞休克疗法此路不通，如烤烙饼那样两面黄，那样的话老百姓苦矣。所以在改革派王安石眼中，苏轼固然是反对派，在保守派司马光眼中，苏轼、苏辙俩仍然是反对派。他们兄弟两人始终超然于当时改革、保守两派之外，客观地就事论事分析事物的成败得失，不计较个人仕途的坎坷。
（五）太上反诸己，其次求诸人
从高衙内说到严嵩父子、王安石父子、三苏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人自他降生于世起，都生活在各自的社会关系中，有的是与生俱来的，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如父子、兄弟；有的是以后在社会生活的过程中逐渐建立的如夫妇与朋友之间，古代有君臣之间，现代生活有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在如何处理相互关系的问题上，就有一个围着什么转的问题，作为子女自然受到父母地位的荫庇或者限制，但都有一个如何为人的问题，都有如何对待既定的社会关系和如何建立新的社会联系的问题。如严嵩那样父子狼狈为奸，固然是极少数，如王安石、王雱父子之间那样的互相支持，结果帮了倒忙。即便是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的相处，孔子讲的君子聚于义，小人聚于利同样也是适用的，仅仅以血缘关系围绕利益来旋转，它的断裂只是时间问题了。
《水浒传》中的高衙内身边不是还有陆虞侯、富安这样的小人物吗？富贵之家的子弟身边终还有一群如蛆蝇逐腐一般的小人，逐臭而来，许多事往往坏在这一帮专门使坏的小人物身上。在严世蕃与王雱的周围，我们都能清晰地看到时时都有那么一些企图攀龙附凤的小人物，对这帮子小兄弟们可要留个神，那种阿谀奉承的氛围往往包含着一个墨墨黑的大染缸。《吕氏春秋·当染》讲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以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而以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故为人处事，要所染得当。《吕氏春秋·论人》中讲到为人的原则，“太上反诸己,其次求诸人。”反诸己，就是把自己的位置和思想摆正，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因为人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不可能不接触社会方方面面的现象，不与各种各样的人交往；办成一件事，总得求人相助，在求诸人的时候就有一个善于观察人的问题，怎么观察人？还是《吕氏春秋·论人》中说：“凡论人，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喜之验其守，乐之验其僻，怒之验其节，惧之验其特，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通过八观六验才能知道此人的才性，才能知道自己那么多朋友中，各自的品位；对于不同的人，即便是鸡鸣狗盗之辈，也要懂得如何相处，知道什么是可求，什么是不可求的。
朋友当然是越多越好，但要懂得必须有所区别。当然也不能完全洁身自好，孤芳自赏，那样什么事也办不成。只要自己守身为正，在广交朋友中，正是你观察生活，观察社会最直截的视角。自身正了，也能出污泥而不染。父母、兄弟、姐妹、夫妇各种各样的亲朋故旧种种社会关系，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讲，就是社会资本，问题是运作这个资本时，你自己能否正心诚意地为社会、为大众谋福利；不是完全去谋个人、家族小集团一己之私利。人天然生存在各种社会关系之中，但不是以关系来论人，而是看他在为人处事中，能否摆正各种相互关系，在处理各种关系中才能品味出一个人的品位。二苏值得人们敬仰的正是这一点。并不在于他有多少金钱和多么显赫的地位，如果心术不正，意念邪恶，那么尽管地位显赫，金银山积，作为人在本质上仍然是一个行尸走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