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艳茜专栏◎从编辑到写作
著名作家张艳茜授权 专栏
从编辑到写作
文/张艳茜
前不久在《文学报》读到一位作家的文章，说像他这样在文学期刊编辑岗位连续工作二十三年的人很少。他对漫长艰辛的编辑生涯无比感慨，为能终于逃离这个职业备感庆幸，有重获新生、自由的快感。
现在，我也在文学期刊编辑岗位连续工作快二十三年了。粗算一下，我编辑的文学作品字数有三千万字左右；而经我的手发稿，在我面前先后站立起来的作家不计其数，他们当中很多人已成为著名作家，活跃在今天的文坛。每每看到各种期刊上赫然排列着他们的名字，刊发着他们的作品，或者了解到他们荣获各类奖项的消息，我都为他们取得的成就感到欣慰。同时，他们当中有些人骄傲地离我远去仿佛不认识一样，我内心也只略带伤感，更多的是坦然淡定。我知道，每个人的成功之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我的角色不过是在他们需要帮扶的时候，伸出了我不太有力却很真诚的手。
我热爱编辑工作，爱得无可就药。
这份工作在我面前拓展出两个精彩世界，一个是阅读的世界。我在阅读大量稿件中完成我的工作，又在工作中满足我的阅读渴求，我的工作似乎就是我生活的全部。这种生活难以想象地丰富：尊贵卑贱，爱恨情仇，喜怒哀乐，酸甜苦辣，激情盎然，娴静如水，真假实虚，善恶美丑，愤世嫉俗，致远宁静······都能在我的编辑工作中得到体验。这么多年来，我沉湎于这个世界不能自拔，从中得到的滋养和满足，经常使我忘却现实生活中种种苦痛与忧伤，有一种“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的忘乎所以，平常的日子过得充实而乐观。
1999年女儿与陈忠实在作协后院
而另一个世界就是写作的世界。在我没有分配来陕西省作家协会当编辑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要走写作这条路。我以为，搞创作的人是需要天分的，用作家陈忠实的一句话概括就是，文学的那根神经很“长”。我总认为，我的那根神经天生就是残缺的，后天又没有努力去健全。
感谢上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学还处于鼎盛阶段，让我工作、居住在一个近乎破败却是精英荟萃的作协大院里。当作家路遥放下笔走出他的阴暗潮湿的写作间，片刻的休息时也不忘告诫我，不能因为客观现状影响自己的情绪，要学会把握自己，咬紧牙多看书、多写作品；一个人活在世上就是要追求崇高的东西，要为自己树立理想。然后，向我推荐他喜欢的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百年孤独》，并很流利而庄重地背诵出这段情节：
霍·阿·布恩蒂亚又付了五个里亚尔，就像出庭作证的人把手放在《圣经》上一样，庄严地将手放在冰块上，说道：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发明。”
那时刻，路遥深沉而真挚的声音，和镜片后的眼睛里闪烁着的崇敬光芒，明显对我的写作欲望是一种激励。
陕西省作协大院里还有严谨耿直的编辑前辈董得理；才气与勇气兼备、当时全国最年轻的期刊主编白描；平时住在乡下，每月来大院几次，勤奋而敏于思考的作家陈忠实；善解人意、平和敬业的诗人晓雷；英年早逝、风趣幽默的作家邹志安·····他们经常聚集在距我住处不足二十米的《延河》编辑部小院，喝着作家王观胜冲好的茶水和咖啡，谈时政，谈文学，谈创作，谈生活。他们相互鼓励，相互支持，相互指点，那种自然形成的文学沙龙，给当时的作协机关制造了一种和谐向上的气氛，而且形成一种感召力，激发了许多人的创作热情。所谓“近朱者赤”，这其中受到影响的就有随遇而安、胸无大志、一心只想做好编辑本职工作的我。
我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于1986年8期的《延河》上。当时《延河》杂志有一个争鸣栏目，要为一篇有争议的小说配发两种观点对立的评论，主编白描吩咐我来完成反方评论的任务，于是我写下了题为《两个艺术天地》的评论；之后又应《小说评论》之约，在《小说评论》1986年5期，发表了《读王安忆中篇小说〈荒山之恋〉》的评论——这是我生平最早发表的两篇文章。
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很幸运，刚走出大学工作不久，就连续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当时很是自鸣得意，以为写作啊、发表文章啊都是很容易的事。
1987年底，我结束了作为省委扶贫工作组成员、在陕北榆林扶贫一年的工作，回到省作协的编辑岗位。这一年的陕北生活经历，我的感受颇多，于是，我把所有我认为新鲜的见闻写成了一篇散文。我自以为把我细致的观察和体验，很用情也很到位地描写出来了，于是踌躇满志地送到《延河》副主编晓雷老师手上，想请他看看究竟写得如何。晓雷看过后，首先对我的创作热情给予了肯定，同时对我说了一句让我至今刻骨铭心的话：要写出别人笔下没有的，只属于你自己的特别感受。我琢磨着这句看似简单平常的话，以为体会到了其中的深刻含义，于是再次提起笔来。这次的修改，晓雷老师又指出了我形神游离的问题。
后来经过第三次修改，这篇以《与神共处》为题的幼稚小文，又被晓雷老师精心修改编辑后，发表在了《延河》1988年4期上。我很惭愧，懂得这纯粹是对我这个后学的一种鼓励。后来，我经常就错把这篇文章当作了我的文学处女作。在三次的修改过程中，我不仅懂得了写作的艰辛，也体会到写出好文章要有许多的准备。诸如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感悟和想象的能力、深沉的思考以及语言的智慧。尤其像我这样“文学的那根神经”天生残疾的人，更需要后天多付出努力。在之后的写作实践中，晓雷老师的那句话一直成为我努力写出有个性文章的格言警句，我知道要做好相当不易。1998年，主编陈忠实在撰写《延河》编前语时，将同样的意思做了更形象的延伸——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这个寻找之路很漫长，我是否已经找到，我无法肯定。但是，我真诚地面对生活，又以真诚赢得了表述的自由。
每当我的身体出现问题时，我会按症状轻重，选择去看不同的医生，或者到药房买不同的药自救；可当我的情绪或者心灵受到伤害或者出现问题时，我就得采取另一种自救方式，那就是投入写作——抒发或者宣泄内心的情感和五味杂陈。否则积郁成疾，自己不开心，还会延及周围人受牵连，那我会感觉自己十恶不赦的。所以，某种程度上，写作是我的一种生存方式。我说了，我写了，我把我心中所想所感、所见所闻用心表达出来了，我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愉悦得到解脱，得到安抚得到慰藉，这些对我很重要。如果阅读者也能从中获得点滴经验，获得稍微感动，获得些许启发，那我就更满足了。
但是，我从不把写作当作教化的工具，我首先内心就抗拒那种黑着面孔教训人的文章。我也毫无企图去感化、影响、改造周围的什么人。有时，我连我自己都说服不了、改变不了。我的文字，只有真诚，只有平实。有时，真诚老实到显得过于笨拙，经常为找不到合适语言、妥帖词汇、无法准确地表达而深深苦恼。
在写意涌动于心时，“写什么”与“怎样写”的问题，常常被我不自觉地忽略。我以为好的写作结果，就应该是二者浑然一体的结合。虽然我经常在作者面前，不得已把它们很机械地分别开来。其实，内容与形式这个文学与哲学的命题，就像人的灵魂与肉体一样，无法简单地割裂开来的。
每一个写作者一定是依赖于自己的个人经验去写作，才能在写作过程中找到一种准确的感觉。这些经验，与写作者的生命、生存、生活体验密切相关。经验同样需要我们真诚地走近它，呼唤它，开掘它，使它舒缓流畅，或奔流湍急地涌动在笔端凝成文字。这时，文章自然会有一种真实的力量。这些年我陆续发表了一些散文，我都尽量朝这个方向努力。
但是，我也时常面临困惑。在我接触的一些作家中，他们的作品和他们的个人表现完全属于两个世界，文字的圣洁与人格的卑下，时常让我失去对他们的准确判断。于是，我开始怀疑所谓“文如其人”的说法，因为我的二十三年编辑和写作生涯，见证太多“文不如其人”的实例。于是，我想到了有关“文字游戏”的话题。究竟这种游离于个人经验和个人品质之外虚妄的书写，这种在做人时无法保持自始至终沉浸在诚实感中的作文是否可靠呢？
评论家王愚先生曾经这样说过：假中出真那是虚伪，真中造假那是艺术。
但是，这句话终究没有很好解答我的困惑。对我而言，我所想的还是只有两个字——真诚，无论做人还是为文。
张艳茜，1963年生于济南，籍贯黑龙江省绥化市。198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分配在陕西省作家协会延河》文学月刊，从事编辑工作28年。1985年开始文学创作。曾任《延河》常务副主编、陕西省米脂县政府副县长（挂职）。出版有散文集《远去的时光》《城墙根下》《从左岸到右岸》，长篇小说《貂蝉》，长篇传记《平凡世界里的路遥》,该书获陕西省作家协会首届（2013年度）长篇报告文学奖和柳青文学奖，新近出版了长篇评传《路遥传》。陕西省政府优秀编辑奖获得者，陕西省“四个一批”人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编审。现就职于陕西省社科院文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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