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 | 晋商500年：由皇商，到晋商
七月抗战战史新系列：
清末，在归绥的晋商合影。
晋商，现在通常称呼明、清、民国初期的500年间的山西商人。
晋商经营、生产、加工、服务等涉及瓷器、木器、皮货、粮食、生铁、茶叶、盐业、票号、矿业、教育、冶炼等等行业，构建了庞大的民营商业帝国。
然而，穿越500年间大江大浪，民国之后，晋商最终消失。
如今，晋商仅有故事，却几乎不留痕迹。唯有在山西看到那些雕栏玉砌的晋商大院，几分凄冷，几分残破。
外地游客好奇、兴奋的打量间，曾经辉煌的晋商，终于随逐如斯，渐渐落寞而冷寂下来。
迷一般的晋商，迷一般的晋商历史。
这里，就我所了解的晋商往事和渠家、孔家等晋商故事，分享与我的朋友们，权作初秋周末隔空茶聊。
以往，我写过晋商。
喜欢反清复明那段历史的朋友们在阅读完毕，通常会在评论、调侃间，说起晋商在明清战争史上的黑故事。
今天，就从晋商传说中的黑故事说起。
早在元末、明初期间，晋商即以汇通天下而享誉天下。
然而，山西位居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拉锯对抗的中心，长期战乱，百业困顿，更是元、明更迭时期的现实。
随着宋、明期间经济中心向江南转移，作为明帝国向北国防的重要地区，山西驻军极多，负担沉重，因而民生凋落，人心思变。
农业重税和正逢小冰河时期，沉重打击山西农业，本有经商传统的山西民间，受洪武实施开中制的边商政策刺激，纷纷热衷商业。
以向大同、居庸关等军事重镇输送粮食，换取合法贩卖官盐的资格，开中制给战乱刚刚平息的山西人带来了一线希望。
三晋大地就此商潮奔涌，晋商由此横空出世。
正是这个背景下，后来的晋商大户渠氏始由大同、雁门而迁徙上党，最终落户晋中祁县。
在明朝实行开中制阶段，晋人经商必须遵守明廷明确的商业政策，经商如要做成气候，需要极大本钱，极大背景。
如要做成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的规模，对更多的晋商而言，完全属于抽奖。
何况，官盐作为民生重要资源，毕竟是皇帝、朝廷借口垄断，搬弄是非，玩弄天下民众于掌股的根本筹码。
所以，万历年间，明廷终于自食其言。
当时，明廷自作聪明分割了官盐经营的报中、守支、市易三个重要环节，分别归属不同浙商、鲁商、徽商、晋商等等各地商帮运作，借以创收敛财。
各地商人自然唯利是图。
各路商帮大显神通，开始了谁能更接近明廷权力中心的狂热竞争。
官商勾结输送利益，自然贪墨成风，豪强坐大。
如此挤压之下，内商坐致富饶，而边商益困成为明帝国极为畸形的政治、商业常态。
就在运河、江南官商坐享财富，风花雪月，清谈国是的明朝末年，晋商遭到沉重打击。
作为输粮边地、商屯开垦的主力，晋商既无法辞去朝廷明令承担的业务，还得出钱出力辛苦奔波，越做越亏，日益潦倒。
如此一来，晋商对明廷的自食其言，自然怨声载道。
晋商在民国早期的旧照。
晋商心灰意冷间，边防商屯随之废弃。
明廷边关后勤开始困顿不说，山西地方经济萧条，民生更为艰难。
如此一来，晋商寻求转型求生，泥沙俱下，在所难免。
就在这一特殊时期，后金正在辽东崛起。
在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后金及满清即以经略山西、山东为核心，制订了对明攻势战略。
袭扰山东，断阻大运河漕运，钳制明国粮饷；拉拢山西，分化利用晋商，集聚战争物资。
决策确定，努尔哈赤即刻向日益潦倒，走投无路的晋商，伸出了热乎乎的大手。
后金对于长期与关外交易晋商极力笼络。努尔哈赤也会亲自接待晋商，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尽力结交。
一边在黑你、整你，一边在拉你、暖你，换你是当年的晋商，你又如何选择？
难办。
不过，范永斗、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等八大晋商，捏着明廷那些无法兑现却无法摆脱白条，还是有了自己的选择。
你做初一，我做十五。
——当时的人们，并没有现代网络朋友们这般仙风道骨的爱国主义精神。
既然规规矩矩遵守开中制屡屡上当，吃够了明廷皇帝、官商苦头，奄奄一息更无法摆脱明廷开中制的苛刻束缚，不如索性利用开中制给予进出边关方便，重新开辟新的商业方向。
于是，范永斗、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等八大晋商以张家口为基地，勾连明廷边关，开始暗度陈仓，围绕后金、自家的利益，开始了稳赚不赔的边贸。
出关，有后金丰厚的预付款垫底，走私粮铁军需。
入关，有后金委托代销的满人劫掠财物，先货后款。
能够经营的如此肥得流油的业务，换位思考，任何商人恐怕睡梦里都会笑醒。
大约清末，出平绥的晋商合影。
就这样往返明清之间，晋商稳稳赚钱，慢慢复苏，而明帝国为自作聪明的自食其言，更是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
明廷对辽东贸易封锁化作流水；后金得到晋商贸易支持，也完成了鸟枪换炮。
正值大变革时代。
中原贫富分化，饥馑绵绵，战乱不息，辽东朝气勃勃、蓄积国力，锐意进取。
彼此消长之下，范永斗等八大晋商居中选择，终于干脆、彻底地抛弃了明帝国。
边贸走私风生水起，范永斗等八大晋商施展手脚，索性开发了情报交易、政治和军事策反服务等等配套业务。
如此一来，再有崇祯帝、洪承畴、李自成、吴三桂、东林党人们七手八脚一起帮忙，满清顺利入关。
摇身一变，在明帝国士农工商排名最低的范永斗等八家晋商，迅速崛起，名利双收，成为新朝显贵。
满清入主中原，既得晋商助力，又有汉臣献策，更是认为：
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
于是，顺治在紫禁城设宴召见范永斗等八家山西富商，钦赐服饰，封为皇商，籍隶内务府。
其中，范永斗被命主持贸易事务，并赐产张家口为世业。
这便是颇被现代人用冰清玉洁的爱国主义沉重批判为汉奸、内奸的八大皇商。
在同治、光绪年间至民国早期的祁县晋商夫妻。
戴着这顶现代化风格的汉奸、内奸的历史帽子，八大皇商很少为现在的晋商研究者提及。
然而，在只有忠臣，没有现代家国理念的时代，八大皇商算不算是内奸、汉奸，确实不好界定。
既没有享受到大明帝国红利，又被大明帝国皇帝、官商盘剥，八大晋商能够死里逃生发展成实力财团、商团，完全靠着满清提携。
范永斗等人在明清之间站队、取舍，自然有历史的局限。
不过，八大皇商的大富大贵在客观上确实刺激着山西奄奄一息的地方经济。
随着山西这些皇商，以及他们的亲友、随从们衣锦还乡，在穿街走巷时得意洋洋的言传身教，素有经商风气的三晋民间，热衷商业随即蔚然成风。
当时，正值满清明令海禁。
明帝国商业、海运繁华一时的江浙、湖广等地，顿然萧条。
这是中国商业文明的真空时代。
晋商坐守三晋之地，既得中原与塞北出境的交通便利，更独享清廷专赋经济特权，得天独厚，反而因此趁虚而入，迅猛发展，跃升为国内最大商帮。
民国初期在张家口的晋商合影。张家口为晋商北进蒙古的重要基地。
康熙、乾隆年间，满清对新疆用兵平叛。
范氏家族揽接了若干次军需运输，他们力任挽输，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阎，克期必至，为满清平定新疆保障后勤，立功甚大。
范氏家族这次捐输助饷行动，带动了更多晋商走出了山西。
他们跟随清军深入蒙古、新疆，沿途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
同时，购回当地特产销售内陆。
天长日久，往来之间，他们不仅走出了最早的晋商商路，更是在地广人稀的蒙古、新疆，及更北、更西的地区，凿空了属于晋商的辽阔市场。
市场越大，使得更多晋人成为晋商，更多晋商则走向了更辽阔的蒙古、新疆，及更北、更西的地区。
至此，因为八大皇商拉动，第二代晋商走出了山西，走向了历史舞台。
回顾晋商历史，可以发现，名声最大的渠、乔、常、曹等晋商大户，祖上真正开始规模化商业运作，大多源自这一时期，得益于八大皇商的拉动。
可见，口碑相传的因为山西贫瘠，生活无着，苦难生活逼迫人们走西口外出闯荡，继而出现晋商的说法，不免有几分现代人刻舟求剑的书生气。
清末照相馆晋商合影。
山西确有表里山河之称。
可是，虽然山西山地确实贫瘠，然而，晋商商帮最密集、最主要的聚居地，却不在山西山区，而是在太原、晋中、祁县、太谷、平遥、介休等汾河谷地。
汾河谷地沃野千里，早年更是泽薮之地。
清朝年间，这里土地肥沃，气候宜人，物产丰富，是战乱之后民间便利生息的好地方。
正是因为这些优势，晋中一带民间略有储蓄，既有相对较强的购买力，一旦愿意经商，也有起码的商资。
跟在八大皇商后面闯世界，没有起码的本钱，跟出门也只能当力夫。
没钱想做生意？门都没有。
所以，正是靠着汾河谷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山西人在久经战乱后养成的未雨绸缪的忧思，养成的省吃俭用的习惯，使得商机出现，有很多人都有祖辈积攒下来的本钱。
新一代的晋商，便在这般扣扣索索、小心翼翼中横空出世。
他们完全不同于范永斗等早期以投机生意为主的皇商。
这批晋商祖上多出自甘凉、河西走廊、蒙古高原等地，自两汉以降，经历三国、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塞外辽、金、蒙古混战、明清战争等等乱世，陆续迁徙到山西大同、雁门，再转到晋中各地。
因此，他们祖祖辈辈游离中原朝廷边缘，淡漠权力，对清廷远不如早期八大皇商那般热衷。
康乾以降，这些晋商渐成气候。
不过家有积蓄，虽然也有晋商会花钱买官装点门面，却极少有人认为入仕清廷，相比农耕、读书、经商的事情，更为美好。
平津晋商在相馆合影。平津北出恰克图，是晋商最为重要的路线。
古语：山东出相，山西出将，颇有道理。
正是这批晋商对政治的淡泊、疏离，晋商这才能够心无旁骛，集中精力、智慧以运作实现自己的商业宏图。
于是，晋商专注子弟教育，人才培养，厚积薄发，终成气候。
在清朝二百年间，晋商一反传统商业运营套路，终于涅槃。
固然，依然有不少晋商沿袭八大皇商套路，依附清廷权力进行经营。但是，更多的晋商，视线落在了山外世界更辽阔的远方。
于是，晋商进出太行、运河，泛大江南下两湖、江浙，越秦岭西渐巴蜀、甘陕，经营涉及到更多的茶叶、丝绸等等物产。
他们不辞辛劳完成了产业发展必须的种植、采办、加工、包装、储运体系，辗转万里，以马帮、船队、骆驼队，开辟了由祁、太、平而天津、包头、喀什，继而延伸至恰克图、大库伦、海参崴，甚至远达彼得堡、莫斯科的欧亚商路。
民间晋商帝国雏形初现。
现在回望其经营构思庞大而组织完善，协调缜密且击退有序，商业战略眼光步步前瞻，无不暗合兵法。
1937年，祁县渠家宅院里，渠家两代人留影。
可见，晋商世代相传，最终构建的这一民间商业帝国，仅凭几个商人靠拍脑袋的灵机一动去完成，完全是不可想象。
万里国际商路的开辟，使得晋商自康乾时期，经商风格已经截然不同于早期八大皇商。
晋商由此开始转型。
他们回避投机、短线、风险运作，世世代代，沿着先辈开拓和传承的商路，踏实、稳健、不急不躁地继续着他们平淡的生活。
平淡与智慧在岁月里一起沉淀，晋商的平淡终究成就了晋商的传奇。
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晋商乔家由晋中开辟至包头的商路，由乔贵发到乔致庸，父子相传经历三代。
三代人书写同一个传奇，三代人兴旺同一座城市。
明清时期，类似乔家故事那般，晋商世代父子相传的故事，在天津、开封、武汉、归化、张家口、买卖城等大大小小的城市，几乎都可以找到。
那是清廷明令禁海，驾驶中国抵达了历史的死角的时代。
正是如此，晋商开辟欧亚出境商路，南来北往的商务沟通，客观上使得封闭、自大的满清帝国尚可保留一扇半遮半开的窗户，尤为珍贵。
现代人们说起晋商，往往想当然去晋商大院看看究竟。
固然，在山西的大院颓垣残壁间，可以猎奇历史上晋商置买田地，窖银修院，大富大贵的传闻。
然而，晋商子弟大多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专注商业，极富进取精神。
1937年抗战前夜，橡树父亲渠毓生在祁县老宅。
东起江浙，西至新疆，北自奉天，南到两广，晋商所到之处，花费更多的投入，却是实在各地的会馆、茶场、茶厂、桑田、瓷窑等等商业投资。
当时，祁县举善坊渠氏家族一脉，世代经营、蓄积，在祁县火神庙不过修建数间大院安顿老小。家族主要资金最终投入，即在天津、汉口、开封、恰克图买卖城沿线。
1921年恰克图战争，渠家和其他晋商一般，蓄积恰克图买卖城的财富被洗劫一空。
1938年武汉会战之后，渠家在开封、武汉的老宅、会馆、茶厂、茶场更是大多被毁于战火。
——相比翻新、修建的文物古迹，湮落的故事，更能够看到晋商当年的进取。
康乾以降，晋商大举南下，世代开发两湖，世代经营茶叶，确实晋商史上传奇。
晋商南下，以茶厂、茶场投资为先、产量巨大。
在半斤茶可卖半两黄金最鼎盛时期，晋商茶叶会聚汉口转运，北上平津，南下广州，远销海外，极大地繁荣了汉口的经济。
买不尽的河口，装不完的汉口。
汉口街道行人如织，吆喝此起彼伏，晋商主导的茶叶贸易繁华延至上世纪30年代，直到日本侵华。
时光如水，洗去一片干净。
苏州全晋会馆、洛阳潞泽会馆、扬州山陕会馆、辽宁海城晋商会馆之外，太多的晋商会馆早已踪迹不存。
曾经拥有38所晋商会馆的北京，至今几无存在。
太多散落在各地的晋商会馆、茶场、茶厂、桑田、瓷窑，相比晋商大院，更能够承载着晋商数百年间厚重的勤勉、进取、平淡、传奇。
（最近预备撰写我所知道的晋商系列，后续晋商故事更精彩，明天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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