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经：气质与其说是一种美，不如说是一种生活方式 / 开普饭

一

杨绛（一岁半）与母亲摄于上海

杨绛母亲唐须嫈（读作“英”），无锡人。杨母娘家是做生意的，想来家境殷实。杨父留日归国后鼓吹革命，遭到清廷通缉，后逃亡日本，就是由老丈人帮助筹款。

杨母嫁入杨家，杨父兄弟姐妹共六人。杨绛写道——

大姑母最大，出嫁不久因肺疾去世。大伯父在武备学校因试炮失事去世。最小的三叔叔留美回国后肺疾去世。二姑母（荫枌）和三姑母（荫榆）都比杨父小，出嫁后都和夫家断绝了关系，长年住在我家。

这样，杨父就承担起一个大家庭的重任——对自己的妻子儿女，以及对母亲，对守寡的长嫂和弟妹，及两房子女的关心与照顾，尤其是在经济上。

一次，父亲曾对杨绛说，儿子好，没用；还得儿媳好。

原来，杨母为婆婆寄一个大家庭的家用，自始至终没错过一天。

婆婆七十三岁去世，先后有四十多年呢。

杨母看似迟钝，实极憨厚，于大家庭的闲言碎语、斗小心眼儿，浑然不知觉，也许有所觉也不在意。婆婆爱怜她，曾说：“你是睡熟在铲刀上的。“

1927年冬摄于苏州庙堂巷老宅的一张全家福。坐者为杨父、杨母，前排左一七妹杨桼、左三八妹杨必，右一小弟保俶；后排左起：三姐闰康、季康（杨绛）、大姐寿康、大弟宝昌

——三女闰康结婚，婚礼在苏州娘家举行，新房也暂设娘家，因为女婿在上海还未找妥房子。

杨家在苏州庙堂巷的宅子，其前门、后门之间，有五亩地的距离，典型的大户人家。

两位小姑子由于自己的身世，对那新房看不顺眼，进去就大说倒霉话。二姑子说窗帘上的花纹像一滴滴眼泪。小姑子说新床那么讲究，将来出卖值钱。事后杨母笑笑说：”她们算是怄我生气的。“

杨绛评价——我母亲向来不尖锐，她对人事的反应总是慢悠悠的。如有谁当面损她，她好像不知不觉，事后才笑说：”她算是骂我的。“她不会及时反击，事后也不计较。

杨绛与钱锺书订婚后在苏州庙堂巷花园同全家合影。中坐者为父亲杨荫杭和母亲唐须嫈，后排站立者左起为杨绛、钱锺书，三姐夫何德奎（手牵长女肇瑜）、三姐闰康、大姐寿康、八妹杨必、七妹杨桼、七妹夫孙令衔、小弟保俶

——杨母最怜悯小姑子早年嫁傻子的遭遇，也最佩服她“个人奋斗”的能力。

男女双方定亲的时候，只求门当户对，并不知对方的底细。据杨父形容，那位蒋家少爷老嬉着嘴，露出一颗颗紫红的牙齿，嘴角流着哈拉子。

杨母在娘家听说过那位蒋家少爷，曾向婆婆反对这门亲事，可是白挨了几句训斥，婆婆看重蒋家的门当户对。

夫妻聊天，杨父说：“枌官（二姑子荫枌的小名）莫知莫觉（指对人漠无感情），申官（小姑子荫榆的小名）细腻恶心（指多心眼儿）。”

如二姑子枌官，嫌丈夫有肺病，夫妇不和。后来，两人无声无息分开。她对丈夫毫无感情，也没有孩子，分手后也从无烦恼。

再如三姑子申官，寄居兄嫂家，大家一起吃饭，杨母总是最后一个坐下吃饭，也最后一个吃完。她吃得少而慢。有几次，申官饭后故意回到吃饭间去看看。

后来，杨母聪明地返过劲儿：“她来看我吃什么好菜呢。”

说着不禁笑了，因为她吃的不过是剩菜。可是她也并不介意。

当哥哥的，对两位妹妹的评价，直言不讳，一语中的。

而杨母，只说二姑子独幅心思，却为三姑子辩护，说她其实是贤妻良母，只为一辈子不得意，变成了那样儿。

杨母婚前，曾在上海的务本女中随班听课，后与转学至此的申官同学。

钱锺书与杨绛

——杨母常称丈夫“老牛”，心疼其劳累。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丈夫。

杨父爱穿布鞋，却不去鞋店试穿。于是，杨母带着鞋样去鞋店，店里伙计把各式同样尺寸的鞋子，送至杨家供杨父挑选。

杨父也不爱上理发店，于是杨母请理发师上门，总要付上更高的报酬。待杨父年老脱发，杨母就自备工具，亲自为老伴剪发。

杨绛

杨绛描述——

妈妈纵容爸爸，爸爸在妈妈面前很任性。可是如果妈妈看到爸爸有什么不顺眼处，会说他。爸爸就像乖孩子那样立即听话，从不为自己辩解一句。爸爸妈妈长时间一起生活，偶有大事，譬如三女儿坐月子，做妈妈的去看望女儿，爸爸就很不自在，饮食起居方面就乖得可怜，半点脾气都没有了。

一次，杨父偶然在珠宝店，看到一对精圆的珍珠可镶耳环，心想妻子一定喜欢，很想买下。但价格昂贵，又怕妻子说他，左右为难。后来，杨绛见过妈妈戴过，的确很漂亮。

数年后，姐妹们在一起聊天:三个结了婚的个个都算得贤妻，但都自愧待丈夫不如母亲对父亲那么和顺，那么体贴周到。

钱锺书与杨绛

等到杨绛当了儿媳妇时——

锺书手足四人，他是长子，下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婆婆最疼的是小儿小女。一般传统家庭，重男轻女。但钱家儿子极多而女儿极少，女儿都是非常宝贝的。

杨绛的妯娌们私下都说“钱家的媳妇是不好当的”，可杨绛当得还不错。

婆婆曾以为，杨绛是阔绰人家小姐出身，可能娇气。但经过抗战时期艰难岁月中的相处，婆婆深感杨绛的贤孝，打心眼里认可长媳的为人，暗自庆幸儿子“痴人有痴福”。

1957年，在武汉任教的钱锺书父亲，病重时与老妻对话：“我走后，你跟谁过？”

婆婆说：“我跟季康。”

这是钱父写给长子锺书的信上所言。

后来婆婆病了，幼子去探视，公公命其将已神智不清的老伴送回无锡，不久病故。

虽然婆婆因病没能跟钱杨夫妇一起生活，但她这话使杨绛得到了莫大安慰，认为这是婆婆对自己的最高夸奖。

钱锺书与杨绛

二

黄逸梵（坐者）

张爱玲因与继母孙用藩争执，遭到父亲张志沂暴打，并被囚禁。后来，张爱玲逃出，住进母亲黄逸梵与姑姑张茂渊合租的公寓。

中间是张爱玲笔下的“恶后妈”孙用蕃，清官难断家务事。想当年，孙用蕃也是豪门大小姐，其父曾做过民国总理，家中16个闺女，个个嫁豪门。右边是孙用蕃的姐姐袁七奶奶，听名字就知道她嫁给了袁世凯的七公子袁克齐。左边是盛爱颐，上海滩著名的盛七小姐。

过年了，张爱玲与母亲来到舅舅家。表姐们都穿着新衣，相形之下，爱玲有些简陋。因时间来不及，母亲也没给她做。

舅妈有口无心——

回头我到箱子里翻一翻，你表姐有些旧衣你先拿了去穿！

——不用，真的不用！舅妈！

此时的张爱玲，眼泪都快滑落，何时我成穷亲戚了，何时轮到我受接济了？

事后，张爱玲讲给姑姑听，还是恨恨的。

黄逸梵在去国外的轮船上

一天，母女谈话。

黄逸梵——

我的能力有限，你要是羡慕舅舅家几个表姐，也愿意早早地嫁人，那就不必考虑读书了，拿学费来好好装扮自己，速速找人嫁了，如果要读书，那就没有余钱兼顾到衣服上，你要想好自己的路。

黄逸梵看着张爱玲，沉默片刻，她希望她更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

黄逸梵

张爱玲——

我一直是要读书的！

黄逸梵——

我栽培你是希望你能往西方去，西方的世界开阔，女人可以自力更生，也不妨碍找一个美满的归宿！姑姑、舅舅虽然两边都是亲人，可是往哪边靠也都是寄人篱下，人家的关心和照顾，心里感激不算，嘴里还要常挂着。起码要让别人觉得对你好还值得！

张爱玲心里感到冷飕飕的，鼻子又是一阵酸，眼泪又自然地涌上来。

张爱玲在上世纪40年代的住所——上海常德公寓的客厅

黄逸梵——

也不能老在人面前掉泪！换人家两句同情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别以为示弱能得好处，错了！那只是徒然损自己骨气，招别人反感！我这样提醒你这些，是因为我不在的时候，你还有这两边可以走动！要世故一点，要懂点做人的道理，不要落得叫人家口里疼，心里嫌！这些话，我不跟你说还有谁会跟你说？

张爱玲，这是张母黄逸梵最喜爱的一张照片

三

董竹君

董竹君出生在上海的一个贫民窟里，在她12岁那年，迫于生计，沦为青楼卖唱女。在妓院里，董竹君认识了革命党人夏之时，以心相许，逃出了妓院，与夏之时结婚，并随夏之时一起来到日本。在日本，董竹君如饥似渴的学习知识和文化。四年后，她随夏之时回到成都，夏之时就任四川都督后，她成了四川省都督夫人。然而，家庭里的封闭与落后，使刚刚开始新生活的董竹君感到窒息，最终与丈夫夏之时离婚，带着四个女儿离开了四川，来到上海。历经无数难以想象的艰苦，闯过无数无法逾越的难关，她周旋于上海警备司令杨虎、黄金荣、杜月笙等权贵们之间，依靠自己的智慧、才能和勇气，创立起了锦江菜馆和锦江茶室。

董竹君与长女国琼

董竹君与夏之时两人1914年在上海结婚，1929年分居，1934年在上海离婚，育有4女1子。

长女夏国琼 1917年出生

次女夏国琇 1920年出生

三女董（夏）国瑛 1920年出生

四女夏国璋1922年出生

一子夏大明 1926年出生

董竹君父母

四川是个封建意识很浓厚的地方。长女出麻疹时，董竹君腾出一间房子，进行消毒后放两张床，日夜看护40多日，直到女儿完全康复。丈夫对此很不高兴，认为她不该为了一个女孩的病对其他事情全然不顾。她初到上海时生活很苦，住在一间小屋内，但她带了女儿每天把房间擦洗得干干净净，连楼梯过道也不放过。

她的女儿们也因此养成了注重清洁卫生的习惯。

1935年，董竹君在锦江川菜馆前留影

董竹君的女儿们回忆说：“当时我们租房子住，妈妈特意给我们租在文人不远的地方，虽然房租贵一点，这对我们的教育是有意义的，我们比过去任何地方都感到精神愉快得多。”

董竹君从四川毅然离家出走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女儿的教育。丈夫认为;女孩子无需多读，她却认为必须让她们受高等教育。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她带着女儿独闯上海滩，即使在穷困得靠典卖衣物度日时，决心仍不动摇。

董竹君在上海东借西凑，又到菲律宾去招股，办起了一家纱管厂。厂务繁忙不得已，只好把三个女儿送到苏州一家教会学校的附小寄读。她知道教会学校教学比较严格，但又怕孩子们们受帝国主义思想毒害，所以紧紧抓住了放"风筝"的线。每逢周末、假期，就给她们讲些人生和爱国的道理，找些进步文艺读物给她们看，要她们学做家务、热爱劳动，培养她们善良热诚、助人为乐、先人后己大公无私的高尚品德，还让她们多接近大自然，养成胸怀开朗和爱美的兴趣习性。追求真善美，是董竹君教育儿女的中心内容。

1946年，董竹君在上海自家花园里与子女合影

有一次，鲁迅先生在一所暑期学校演讲，题目是《上海文艺之一瞥》，董竹君就带了四个女儿去听，明知她们都听不懂，但为了让她们在进步思想的氛围中受到熏陶，还是让她们坐在最后一排乖乖地听着。回来的路上孩子们不断地问七问八，做母亲的心里特别高兴。

董竹君特别注意培养孩子们有坚强的意志和勇敢的精神。

有一次她让只有12岁的女儿从上海乘火车去南京，送一笔钱接济一位亲戚。但当孩子到达南京下关时，城门已经关紧，她不敢乱花钱，就在城门脚下睡了一晚。女儿回来告诉她这番经历时，她既觉得心疼又感到高兴。

董竹君

董竹君每天凌晨三四点起床，原因是女儿的钢琴教师说：“孩子白天不会静心好好学习，练琴宜在半夜里。”于是，董竹君曾每天半夜三四点钟，便叫醒大女儿夏国琼。孩子揉揉眼睛，揭开被窝起床穿好衣服，擦把脸，坐上琴凳，开始练琴，董竹君在旁督促。为培养孩子的节奏感，她还按照老师的吩咐，每夜严格督促女儿自己拍板一二三四……

1932年，上海被日本一·二八”的炮火夷为平地，董竹君就对长女说：你和我一起，帮忙照顾全家的生活重担吧！

作为一个17岁的少女，长女夏国琼每天奔走教课、学琴、学英文，共有四五次教课，从早到晚不是在外奔走，就是家里拼命练琴，忙得十分可怜，常常饭食不得饱，车费也不够。

董竹君

董竹君常说孩子是洁白无邪的，决不能让"风筝"断线，迷失了方向。女儿在外地读书，她书信不断。一次次教育她们:为人做事要有责任感，要光明正直;处理事情宜感情通过理智，对客观事物应全面分析研究，不要主观，切忌任性……她在锦江饭店当女老板时，决不让孩子们随便走进店里;她自己要会见朋友，除非是进步人士，其他三教九流的人一概不让到家里来，只有在锦江会晤。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防止孩子们沾染十里洋场的社会恶习，真可谓用心良苦。

董竹君

锦江创办期间，为了躲避日本的威逼利诱，她带着女儿出走菲律宾，却在异国他乡遭遇太平洋战争。即便在流离失所的逃难中，她依然教导女儿，要穿得干干净净，略施粉黛。这并非是她出于对外表肤浅追求，而是深知，这个国家存在尊重有钱妇女的传统。她的这一机智灼见确实让母女逃脱困囿——有一位绅士主动邀请她们搭他车子离开战乱之地。

她的心血没白费，五个儿女个个成材，也个个敬重母亲。特别是大女儿夏国琼，新中国第一代女钢琴家；三女儿夏国瑛，创办了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制片厂。

1997年，导演谢晋为拍电影，采访董竹君

四

唐筼

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也同欢乐也同愁》——

母亲（唐筼）一贯乐于助人，热心公益活动。1936年11月至12月，傅作义将军指挥的中国军队，在反击绥远地区的日伪敌军战斗中，取得大胜，给日寇以沉重打击，史称“百灵庙大捷”，全国上下受到激励，掀起了支援绥远抗日将士的热潮。流求小时候对这年初冬的情景印象很深，北平室外朔风凛冽，寒意渐浓，清华新西院我们家客厅里架起一块门板，邻近几家的伯母们聚集这里，飞针走线，手工赶制棉军装。大家边做边谈，大意是：前线士兵天寒地冻生活艰苦，仍勇敢抗击入侵的日军……母亲更是忙碌，召集安排这项活动（应是由刘清扬伯母领导的妇女救亡运动），我们家还堆放了许多灰布、土白布、雪白的新棉花和缝制完工的灰色棉军衣。母亲对这项爱国行动非常热心，我们孩子也受到感染，接受了一次爱国教育。

1930年，陈寅恪、唐筼与周岁的流求

我家逃难到香港，住太子道369号时，母亲带着孩子刚从三楼下来准备上街，见到一位素不相识的女工，赤着脚劳作，不慎被石块砸伤脚拇趾，流血不少，伤口满是泥污，坐在地上非常无助。母亲立刻上楼，取来消毒药棉及药物等，耐心地为她清洗、消毒创伤面，敷上“金刚散”，包扎好伤口。第二天她的伤处明显好转，大家都很欣慰。

1939年，陈寅恪全家在香港，其时陈在等候赴英国的邮轮

1950年父亲到广州岭南大学任教不久，流求第一次由上海回家过暑假，我家住在东南区12号，门前有一条通往学生宿舍的道路，母亲叫流求每天早上洗净六七个杯子，并晾好当天的白开水。流求诧异地问：“我们家每天哪有那么多客人来？”母亲告知：“这是为勤工俭学的学生准备的，天气太热，路过时可以喝杯凉开水。”流求还真看到有学生进来，喝完水就离开了。当年常有勤工俭学的学生来帮助抄写资料，为父亲朗读中英文书报，母亲对他们都很关心，还经常给一位身体极瘦弱的学生喝杯牛奶。母亲这种博爱之心，对我们是生动的身教。

1939年秋，香港，左起陈小彭、陈寅恪、唐筼、陈美延(前小童)、陈流求

我们眼中，母亲的仪容举止和衣着打扮，端庄淡雅。孩子们记得一件蓝底印有彩色小花蕾的旗袍和一件淡灰色立领半长外衣（中褛），是母亲出客的服装，伴随她近二十年，她极少添置新衣。母亲常教导我们要注意行、坐、立的姿势，她一直到晚年仍然体型匀称、脊背挺拔，行走保持良好姿态。在成都华西壩时，为了让流求、小彭有良好的姿势，利用布头布尾自制跳舞鞋，每周课余时间，跟她一位旧日学生学习舞蹈。在我们的记忆中，从未听见过母亲大声喧哗，更没有使用过不文明的辞藻说话。中山大学江静波教授曾不止一次对美延谈起：你母亲的气质，如同总统夫人一般！

母亲的修养风度，还表现在她与大家庭中长辈、平辈和晚辈的相处关系上。对祖父自然是孝敬恭顺有加，祖父对母亲的书法更是赞赏，当祖父为人题字时，母亲常常从旁协助。由于母亲为人处事宽厚大方，多为他人着想，与大家庭中每位妯娌姑嫂、娘家兄弟姐妹、子侄、亲友都真诚相待，和睦相处，从未见过她与家中人争吵。

1951年，陈寅恪、唐筼夫妇与三个女儿的全家福。后排左起：小彭、流求、美延

母亲很体谅康晦姑的困难，康晦姑比父亲小三岁，婚后未生育子女，康晦姑父抗战初期殁于重庆。多年来康姑右腿肿胀（象皮腿），行走受限。患肢周期性红肿发烧，所以体质较差，生活经常需人帮助。康姑性格温和文静，不多说话。上世纪三十年代后，在重庆和南京均住九姑新午家中。新午姑一家离开大陆前不久，康姑便与五伯父一家同住。

五伯父伯母相继病故后，1957年暑假，父亲要小彭路过南京时，代他与七叔方恪商量：能否接康姑到南京同住？不久康姑即至七叔家生活，目盲的父亲按月都嘱咐家人寄钱给她，补贴医疗、护理费用。每月领到工资后，父亲第一件事情就是提醒家人：“别忘了给康姑寄钱啊！”1959年，康姑中风瘫痪卧床，于1962年不幸病逝。我们一直都没敢让父亲知道康姑已不在人世的消息。

康晦姑住到七叔方恪家以后，除小彭在家时可代劳外，花甲之年的母亲，每月均步行走去离家不远的邮局，亲自汇款给康姑，长达五年。康晦姑一生不幸，但有幸的是，各位兄弟姐妹都没有嫌弃她，当她有难时，必会伸出援助之手。这是以祖父三立照顾叔祖三畏遗属为榜样，父辈继承此家风的又一体现。

陈寅恪与夫人唐筼

五

严玲玲《母亲和我们七兄妹》——

云南大理喜洲镇一白族民居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便是作者家族的故居——严家大院。家族经营的“永昌祥”，曾经是云南最大的外贸商号。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严氏家族在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中，未能逃脱大浪淘沙的命运。

作者的曾祖父以跑马帮起家，祖父时已将生意做至海外，积累了大笔财富。严父在富足的环境下成长，接受新式教育，在留洋归来后经营自家的染织厂，娶了贤良的妻子安居乐业十几年，然后革命不期而至，企业被收归国有后从老板变成自己工厂里烧锅炉的，转眼间变成了无产者，随之失去的是四十多年所养成的斯文和尊严。严父无法适应巨大的落差，很快在1955年因病离世，留下三十八岁的妻子和七个孩子，最小的才刚出生不久。

严母的人生轨迹是这样的：看京剧读红楼梦的少奶奶——典卖旧物的寡母——在昆明郊县集市揽手工活的流动小贩——巷口小包子铺的小业主（员工就是她自己）——街道饮食店的职工。其间当然吃了很多苦，因为作为旧阶级的一员，在新时代是不值得同情的，相伴生的是饥饿．贫穷．被歧视。而严母，作为一个有教养的女性，为了孩子可以做低贱的工作，但是在孩子面前始终温和慈爱，衣服永远整洁，从不打骂孩子。但孩子们懂事有礼是巷里父母教子的榜样，家里生计困难却能将素菜也烧得有滋有味，偶尔还会做点精致小菜带给家人惊喜，甚至会在新年时采来松枝铺在屋中让家人围坐吃年糕……

——在大家庭中，妈妈几乎没有与任何人产生过任何摩擦，一直相处和谐。她说：“原因很简单，就是要忍让，只要吃得亏，就可以打成堆。”无论对谁，她遵循的原则就是笑脸相迎，多听少说。

妈妈又说，与有钱人的太太们相处也是一门学问，而不卑不亢、一视同仁，又是一个法宝。靠着这个法宝，妈妈无论是与那些富豪的阔太太们还是与普通小业主的妻子们都相处得非常融洽，并且在他们中间很有威望。

父亲猝然倒下之后，整个家庭的重担、一家人最基本的吃喝、生存，完全都落在了母亲一个人的身上。而那一年，她不过才是一个三十八岁的少妇。我想妈妈之所以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重新振作起来，除了母爱的本能以外，还与她从小就养成的一切靠自己的好习惯和结婚后在大家庭中见过世面的阅历有关，这些都使她比起她的同龄人要格外的冷静和坚强，在她的内心深处似乎总是蕴藏着一股力量。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二姐一家调到云南牟定铜矿工作。二姐在医务室工作，姐夫当技术员。铜矿是在大山深处，生活和工作条件很艰苦，住的是简易工棚。一次，二姐随救护车来到昆明，妈妈知道后，立刻买了一大包面粉，决定跟着车子下去与他们住几天。刚刚进到简易工棚中，她就洗手发起一大盆面。第二天一早，就开始烧开水，然后蒸了好多包子，让二姐将周围住的工友们都请来吃。二姐说，那顿包子吃得很香，在那座小山丘上，在后来的好几年中，牟定铜矿的许多人一直都谈论着妈妈的包子。他们都说，永远忘不了妈妈的热情和慷慨。因为那些年，愿意拿自己的钱、花上定量供应的粮食，再搭上时间来做包子给不相识的人吃，这样的好事情，这些普普通通的工人估计是一辈子也没有碰到过啊。这是发生在我们都参加工作之后的事情。那时，妈妈的经济负担刚刚减轻一点点，她本性中慷慨大方的特点马上就显现出来。

“钱能买来欢乐，钱就是用在了最值得的地方。”妈妈一贯这样认为。这个欢乐带给谁？当然是带给越多的人越值得，这就是妈妈的准则。

妈妈就是这么随和大方的一个人，她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出现祥和喜悦的场面。妈妈和二姐一家住在一起的日子，恰逢周末矿上放露天电影，这时候，妈妈也会端个小板凳，抱着她的孙儿和大家坐在一起，高高兴兴地观看。看到激动时，她爽朗的笑声响彻四方。

“严医生，你妈妈这个人太难得，太好相处了，真希望她一直住在这里。”生活在寂寞矿山上的人们总对二姐这样说。妈妈的观念，也使她对她的孩子们充满了信心。尽管生活艰难，但是，她毫不放弃地努力着。她相信“天道酬勤”“好人自有好报”这些简单而实在的道理。

妈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快乐与他人分享，而痛苦就一个人撑着。她一生经常爱说的一句话就是：“一个人要生愫。”“生愫”，是昆明方言，意思就是谨守自己，不要给别人带来任何麻烦。妈妈真是“生愫”了一辈子的一个人，她从来不愿意麻烦任何人，更不会想到要从他人那里获得什么。在她的心中，她的生命永远只是给予和付出，从来不会想到回报。

——千金难买一家乐，家和才能万事兴。

妈妈以自己的经验和个性认为，一个女人做不做大事并不重要，一个女人如果能够营造和谐，那就是一个好女人。

她从来不喜欢小肚鸡肠、争风吃醋的女孩，经常获得妈妈称赞的，都是大大方方、会与人为善的人。

妈妈经常说：“心平气和就够了。”

她认为最必备的素质，有一个平和、善解人意的心态。

因此，她相信，只有具备这样的素质，以后才能“拢”住弟兄姐妹，大家和睦相处，真正像一家人。

妈妈生命中的每一天，那种做人、做事都充满精气神的劲儿，在我们所有认识的亲戚朋友中，很难找出一个可以跟妈妈相比的，她在言谈举止中透出的美德，超越时间、空间，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影响。这些，真是我们七兄妹今生今世与众不同的福气！

六

陈占祥

陈愉庆《多少往事烟雨中》——

1950年2月，长达2.5万字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完稿。这就是北京规划史上，著名的《梁陈方案》。

晚年时，陈占祥这样对女儿陈愉庆感慨——

我们用十几张图和两万多字的建议书完成了一份使命，后来才知道，这是要用一生去承担的责任。

1957年，中国历史上沉重的一页，陈占祥成为中国建筑界头号右派分子。

我清楚地记得，去沙岭之前的夜晚，父亲对母亲说，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有没有头，家和孩子就全靠你了。你一个女人，拖几个这么小的孩子，在外面抬不起头，在家里又没人帮你撑着，钱这么紧，我这个担不起家的男人，让你和孩子都跟着受苦，我真对不起你们……

母亲说：“放心去吧，无论如何，我和孩子都等着你平安回家。就是一分钱不发，我们家也能过下去，你看看吧，这是首饰盒里的钻戒、翡翠、宝石，至少能维持到孩子们长大。即使没有首饰，我还有两只手，我也识文断字，也能出去工作，人家四五十块钱就能养一大家子，我们138块钱还能饿死人？”

为了维持这个家，母亲处处以父亲拿主意。当父亲落难时，她无言地肩起了担子。

1946年，陈占祥留英归来

父亲成为右派后，曾经宾朋满座的家变得门可罗雀，连父亲的兄弟姐妹都对我家退避三舍，很多熟人劈面相见，形同路人。在建筑设计院宿舍大院，我们渐渐习惯了这种生活。

母亲说，父母没本事保护你们，你们谁也指望不上，只能靠自己，你们从此不能和人家站在一条起跑线上。人家跑一步，你要跑十步，跑一万步。这也说不定是上天的恩典，让你们更努力，让你们更出色。天道酬勤，长志气吧，孩子。让人家看看，右派的儿女也是人，而且不比任何人差。

母亲的话，字字珠矶，镶嵌在我心上。我和弟弟妹妹们，虽然只是孩子，却已经懂得什么是受羞辱的疼痛，也就更懂得了尊严的可贵，我们必须以百折不挠的努力，做一个能仰起头走路的人。

父亲在沙岭劳动，母亲每天下班回家，一边督促弟妹的功课，一边不停地做着永远也做不完的家务。母亲极爱整洁，多年来一直保持每周一换床罩枕套，每月一拆洗被子、沙发套和窗帘的习惯。那时，连洗衣机为何物都不知道，所有卧具、衣服都要母亲的双手去洗涤。而且，被单枕套洗净后一定要上浆、熨烫，这些习惯活得很累，但她觉得，只有这样活着才是她自己，这是一种生活习惯，一种生活方式，谁也无法改变。

她常说，衣服破旧没关系，但一定要干净整洁。尤其是白色的内衣内裤和白袜子，就是旧得像纸一样薄，也必须雪白清亮，这简直成了她检验我们姐妹是不是好女孩儿的标志。

我在女附中住宿，每周回家，上床前准要查看我的内衣内裤是否洗得洁白无瑕，有一点颜色发暗，母亲就要开始她的家训，大意无非是女孩子不能懒惰，懒惰的女人将来肯定不是好女人等等。

1968年，我家搬至西直门内大街的一个大杂院。

母亲说，不管什么样的房子，都要靠人住。有的人，再好的房子也住不出味道，就是把咱家赶到地狱，也要在地狱里住出个人样儿！

妈妈仍是积习难改，非要每周浆洗床单枕套。整整十年，无论冬夏，都要到户外的公共水龙头去清洗衣物，直到父亲1979年调到国家城建总局规划研究院，父母才迁出了那个大杂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