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到底好在哪里？｜邱小石·早茶夜读717
717 | 读城记2020
纽约到底好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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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读城计划进入最后一季。我领读部分所推荐的四本书，都聚焦到了一个城市——纽约。四本书分别是主题书《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延展阅读书《美国城市的文明化》、《癫狂的纽约》和《人行道王国》。
为什么是「纽约」？上世纪90年代，有一部风靡全国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剧中有一句话流传甚广：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这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这里是地狱。刘欢演唱的主题曲《千万次的问》唱到：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
可是你却并不在意
你不像是在我梦里
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
问我到底爱不爱你
问自己是否离得开你
问我到底恨不恨你
问自己你到底好在哪里
好在哪里
纽约是天堂还是地狱？抛开电视剧所涉及的时代背景以及东西方文化冲撞等话题，我想尝试着，用我推荐的这四本书来讲一讲，纽约到底好在哪里。
纽约中央公园
《美国城市的文明化》的作者、美国景观设计之父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他最为知名的设计项目是美国的第一个公园——纽约中央公园。这公园就像安插在曼哈顿半岛的巨肺，是纽约最为醒目的大地景观。奥姆斯特德认为，影响城市繁荣的最大障碍是健康，而空气不流通，阳光被掠夺便是不健康之源；城市必须提供足够的休闲空间，而且能让所有市民便捷地到达，使其成为日常生活的部分。“自然的大景观、优美的散步道”，英国自然主义对“田园式”、“如画般”品质的强调，都被奥姆斯特德带到了城市的中心。但对于纽约的城市发展，奥姆斯特德的成就其实远不止于此，只因中央公园太过闪耀的光芒而被“忽略”。
1850年后，纽约开始大规模向北扩张，早期的街道规划方案被严格地执行。奥姆斯特德洞悉到这个规划会给未来的城市发展带来问题，便向纽约公园局写了一封信函，主题为“纽约的厄运”。信中提到了纽约网格规划形成的有趣传说——1807年规划纽约街道布局，规划地图旁边恰好有一个泥瓦匠的筛子，筛子被放置在地图上……似乎没有比这更好的选择，纽约的网格规划就这样产生了。奥姆斯特德在“纽约的厄运”一信中指出的问题是，虽然“没有一块地比另外一块地更好”，这是公平的，但一个大都市也应该能在不同地点满足不同的功能需求。“一个大都市的规划，应该能良好地发挥职能，符合这个广大的世界里每一个合法群体的利益：这种利益不仅仅满足商业的，也包括人文的、宗教的、艺术的、科学和学术的其他正当需求。”
简而言之，这封信至少涵盖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公平”和“多样性”，它几乎就是纽约城市发展的根本性原则。在后面推荐的几本书中，还会不断地看到纽约的城市实践在印证这一原则。
洛克菲勒巨石之巅看帝国大厦
在上本书出版了差不多一百年之后，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的《癫狂的纽约》出版。《癫狂的纽约》碎片化地描述了纽约在库哈斯眼中崛起的原因：没有文化负担，地理上自足单元；完全工具理性，以公平牺牲美观；网格的两维法则（水平）、三维上的无法无天（垂直）；以绝对理性的方法达到了非理性目的——拥挤文化、异体受精、聚集狂喜；丰富多元、生机勃勃，由此而生。纽约的“规划”不去构想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居民，不去设计城市生活如何安置，也不去分析产业和城市如何发生关系，总而言之，就是不预计这个城市未来的发展。库哈斯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遵循城市的本质，而城市的本质就是“偶发”，好的城市能够创造“偶发”的土壤。
一个题外话是，《癫狂的纽约》的译者唐克扬，他自己也写了一本关于纽约的著作《纽约变形记》，其中也提到纽约网格规划的形成。1807年，测绘师和规划师在曼哈顿土地上打下的一个个界桩，都是通过步行踏勘的，即由此所形成的南北的道和东西的街，其网格尺度都是近人的——“在没有汽车的时代”，就这样无意识地创造了“自发的多样性”。
街道一刻
《人行道王国》的作者米切尔·邓奈尔（Mitchell Duneier）是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用“手术刀”对纽约的街道生活的运作系统进行了解剖。与奥姆斯特德的理想感召、库哈斯的即兴狂欢迥异的是，这本书从纽约最底层人士的生活的细节与事实的微观角度，用故事来展现纽约街道之公平和多样性的发生。
如何通过政策制订和有效的管理，让街道成为无家可归者的常居地？如何挖掘街区大量的“缝隙”——教堂、车站、地铁、公园等公共场所，让人能够踏实的睡觉而不被驱赶？如何为流浪者创造积极的谋生手段，而不是彻底的没有尊严感的“寄生”？这些问题在本书都有所涉及。比如，作为市政法典的纽约《地方法33条》规定，一般性摊贩使用小型便携式桌子专门销售印刷品，其出售活动的时间、地点和方式不受限制。这一规定，遵循的是美国第一修正案原则：个人有权在城市人行道上散发传单、请愿书或以其它方式传播印刷品，只要这种传播不妨碍行人交通的安全和方便。法律保障了个人对街道使用的自由。邓奈尔跟踪采访了大量在街头谋生的人，这些人的生活方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纽约活力的来源。比如这本书的主要人物之一哈基姆就以街头售书为生，他曾就读于罗格斯大学，毕业后曾在很多公司任职，但作为黑人，“在公司很难保持完整的人格”，他发现了另一种生活方法，尤其是在纽约这样的城市，可以不靠“公司-雇员”这种模式就能谋生，开放的街道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生活选择。
自由女神
重点讲讲主题书《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在Planetizen杂志每年更新的最有影响力的城市学家排名中，《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作者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长期位居第一。在今天看来，雅各布斯关于城市特性的分析和城市多样化的原则，已经成为了规划领域政治正确的纲领。万科的王石曾应政府邀请对上海规划提出建议，提出的三个问题，基本上就是雅各布斯的核心观念与书写《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结构框架：
1、街区和地块能否划分的再小一些？路网再细密一些？
2、如何在公众和政府之间建立一个更好的规划协调机制？
3、如何解决“低收入家庭”的需求？
这诉求听起来如此美好而简单，甚至是共识一般的原则，是能让城市“自身就可以产生出幸福人群”的神祗，但是，城市果真就会依照如此法则演绎吗？
如果上世纪六十年代没有在纽约发生的那场两种城市规划意识形态之间史诗般的“战争”，雅各布斯及其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地位。这场战争与雅各布斯相争的另一方是罗伯特·摩西 ( Robert Moses )。《华盛顿邮报》曾经这样描述雅各布斯的对手：摩西所做的一切彻底改变了纽约……负责修建规划了十三座桥梁、两条隧道、六百三十七英里高速路……他修建了三区桥、长岛和跨布朗克斯高速公路、通向曼哈顿、纽约城北、城东的汽车道……无数的天桥、堤道、高架桥……不管是纽约本地人还是外来的人，都会或多或少地驶过、走过、坐过、航行过摩西创造出来的那些建筑……他是建造纽约的人。
毫无疑问，雅各布斯和摩西都希望纽约成为一个更好的城市，只是，什么是好以及如何实现好，在两个人眼中的评价标准是不一样的。记者出身的雅各布斯，在成为社会活动家之前，生活在纽约大学以及华盛顿广场所在的格林威治村，这里有着纽约最文艺的社区和开放的街区生活，联排别墅直通街道。对雅各布斯而言，城市日常生活中的凌乱具有一种美，人们生活在自然形成的、合理的密度和多样性的街区之中，这是以人为本的城市。雅各布斯从一开始就反对那种人为操控的、自上而下、高举高打的集权式城市规划方法。而经历过精英教育的摩西，深受柯布西耶「明日城市」「光辉城市」理念的影响，是一个极具野心的城市规划大师，拥有改变和创造城市的行动力。他把自己看作新世界的建设者，其理想是建立一个干净、有序、汽车优先且高效的城市，这意味着在面对基础设施建设和区域规划整体性的要求时，阻碍发展的像“癌细胞”一样的旧城市应该毫不犹豫地被拆掉。这种观念，是深得看重经济与产业发展的政治家们的心的。对摩西和政府官员来讲，对城市翻天覆地的改造，在城市中留下自己书写的一笔，这是一份显而易见的遗产，是不可磨灭的历史荣誉。
《公民简：城市之战》
2016年上映的纪录片《公民简：城市之战》(Citizen Jane: Battle for the City)回顾了上世纪六十年代雅各布斯和摩西硬碰硬的对抗。摩西提议修建曼哈顿下城一条10车道的高架公路，将穿过SoHo和小意大利，摧毁华盛顿广场公园，拆除众多建筑，并可能导致成千上万的家庭和企业流离失所。雅各布斯在社区组织抗议和集会，反对摩西高速公路计划这种人为割裂对传统城市肌理的破坏。双方代表各自的利益，争执激烈，雅各布斯甚至在1968年因被指控在听证会上鼓动暴乱而被短暂抓捕。雅各布斯在抗争中宣称，是人创造了城市，而不是建筑，城市是不同街区的亲切共存，是社区居民间的相互支持和照顾；而摩西的规划剥夺了人们真实的生活，是对城市的洗劫。雅各布斯的抗争是有力的，她和她的支持者最终获得了胜利，摩西的计划被取消。
雅各布斯因其无畏权利的个人形象，成为公民战士的典范，其著作中所倡导的观念，也被城市官员、开发商、规划师作为表达自己人文思想的武器。在《公民简：城市之战》中，对雅各布斯和摩西的评价也呈现正负两极，黑白画面不断显现城市被巨大而无情的机器拆毁，弱小的妇儿则手牵手走上街头……似乎摩西就像一架推土机，代表着无情的恶魔，而雅各布斯就是站在推土机前的肉身，象征着正义。吊诡的是，这场争论并没有因为雅各布斯的胜利而产生定论，相反，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他们在城市规划领域留下的观念遗产，一直存在于全球城市的重建政治的博弈之中，而胜利者往往是拥有权利的“摩西”一方。
高速发展的全球经济中，纽约、巴黎、伦敦、东京、新加坡、上海……都加入了“全球城市”的竞争，在追求“空间和时间的社会意义”与追求“空间和时间的占有和支配”的战斗中，后者显然在竞争中更富有效率。在这一语境下，摩西的遗产不断地被翻出来重新审视，并被后来的具有和摩西一样野心的城市建设者当作行之有效的工具。2007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希拉里·巴隆（Hilary Ballon）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就说：如果不是因为摩西的公共基础设施和他开辟更多空间的决心，纽约可能无法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枯萎和困境中恢复过来，也无法成为今天的经济磁石。
也正是如此，雅各布斯在纽约之争中的胜利显得更难能可贵。雅各布斯在纽约“死”与“生”的关键时刻，最重要的价值也许并不是维护了纽约的城市形态——雅各布斯和摩西各自所代表的独特的阶级性中，看似弱小的一方，也能够参与一种平等的对话，形成自下而上有效的博弈机制，产生约束权力者“作恶”的力量。我想，这才是雅各布斯和摩西之战最具象征性的意义，也是是纽约之所以好的最重要的地方。
可能的疑问是，雅各布斯和摩西的规划方法完全不能相容吗？狭隘的意识形态对立是否掩盖了雅各布斯和摩西各自观念中的闪光之处？难道只有如纪录片《公民简》所描述的一样非黑即白？有另外一个例子，可以由此了解纽约如何在雅各布斯倡导保护街区、保护老建筑的人文思想和摩西追逐城市发展速度的肌肉力量之间获得妥协与平衡。
无法无天
就在二人热战的同一时期，人们开始担心，城市的建设潮会波及到文物保护，而一旦明确了历史建筑的保护，古建拥有者便失去了再开发的可能，他们的权益又如何得到保护呢？1968年，纽约立法通过了开发权转移机制，允许被列为文物的古建筑将自己无法使用的开发权卖给其他地块。比如一个被列入保护的教堂，可以把上空权益卖给别的开发商，让开发商在自己的地块盖更高的楼。政府还鼓励开发商向市民开放建筑的底层空间，或是建筑退让占地面积，同时允许用容积率提升、增加向上的建筑面积，来弥补开发上的商业损失。纽约的街区因此遍布各种口袋公园，市民休闲与交往功能得到加强，减小了城市建设对街区生活的伤害。今天我们在纽约看到的超高层天际线，也是库哈斯在《癫狂的纽约》中所说的三维上的“无法无天”，这现象背后其实隐藏了一整套聪明的方法。
夹缝中的教堂
保持对话，尊重自下而上；保护公平，维护多样性；善用雅各布斯的初心和摩西的野心，这是纽约的理想，也是纽约成为世界城市之光的原因。哲学家波特若在1588年出版的《论城市伟大至尊之因由》这样评价城市：“城市是人民的聚合，团结起来享受丰裕、繁荣和悠闲的生活，其源，有的是权威，有的是强力，有的是快乐，有的是复兴。”但他更表明：“要把一个城市推向伟大，单靠自身土地和丰饶是不够的。创造伟大城市的方式与路径，要靠公平、开放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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