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走过的北京|汪燕辉·早茶夜读793

793 | 读城记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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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我走过的北京

文/ 汪燕辉
70后,NGO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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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语:读城一载,终了于瑞典人喜仁龙先生的《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作者用脚行走,悉心测量、精致描摹、爬梳史料、动情咏赞,他对北京城的爱恋跃然纸上、力透纸背。这样一本经典之作,经由候仁之先生慧眼识珠引介到国内。作为一个生活在已经被现代化大潮吞没的北京城的后来人,终于与它相遇,何其幸运!掩卷沉思,重建老北京怕只能是一个梦了。不知谁说过:读过的书、走过的路、遇到的人、干过的事,就塑造了一个人。沿着喜仁龙先生推开的这扇门,我也来追忆一下,这几十年来,是什么样的行走和邂逅,塑造了我这样一个北京人?

同学少年我们在这里成长

我们这代人大概总会有一张天安门前的纪念照,我也不例外。这张照谁拍的、什么时候拍的都无从考证了,也许是在1985年吧!每每看见这张照片,我的脑海中就会飘过“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旋律。这是我能追溯到的最初的北京记忆。
我对北京的探索是从1993年上大学开始的。班里31名同学来自全国各地,在军训女生宿舍的卧谈会上,我说我是密云人,被外地同学纠正,“密云属于北京,所以你是北京人!”刚从小县城走出来的我,第一次知道了我是北京人。
随后我就跟这些说我是北京人的外地同学一起开始了对北京游客式的探索。那年秋天第一次去香山看红叶,冬天第一次去故宫博物院,转过年的春天第一次去颐和园泛舟。暑假我和另外一个北京姑娘应邀去一名河南同学家做客,开封、洛阳、少林寺逛了一圈儿,返程是凌晨到北京站的绿皮火车,当时还没有便捷的出租车,一想北京站离天安门也不远了,于是我俩睡眼醒松地到天安门看了升旗,才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这也是我迄今为止唯一一次看升旗。
大二开学没多久就是国庆45周年,首都各高校选拔学生们到天安门广场搞文艺联欢跳广场舞,当时是要品学兼优的同学才能被选拔到舞蹈队呢。我这个落后分子没能入选,但不影响我们为祖国庆生的热情,国庆节拉着同学一起到天安门合影留念。
那年春天,学校安排我们到密云水库周边植树两周,好几个系的年轻人,白天上山挖树坑,晚上到大水库大坝上夜谈,听说成就了好几对儿懵懂的初恋。期末考试刚结束,淅淅沥沥下着雨,我就和几个同学跑到离学校不远的万寿寺。这地方是慈禧太后从紫禁城去颐和园路上中午休息的地方,有个梳妆楼。还记得偷了园子里还没成熟的葡萄解渴。后来班级有组织的探索扩大了京郊:去植物园野餐,到黑龙潭踏青,党课小组学习去的是卢沟桥,在司马台长城的望京楼上相约我们二十年后再聚首。那时的日子是多么的美好啊!有多少人因此爱上了北京,也留在了北京。
在这里留下几多笑与泪
告别学生时代,一下被扔进了社会。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广安门外太平桥东里5号的中国食品报社。当时借住在小红门的姥姥家,每天通勤要先骑自行车到39路公交车的起点站铜厂,坐几站车到木樨园,换单位的班车。这个地址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那时我每天的工作就是从一大堆读者来信中扒拉出可以被编辑发表的文章,因此对写在信封上的这个地址格外熟悉。
当时这份中字头的报纸有四个版面,即要闻、食品经济、食品科技和食品文化。我们这一批总共招五个大学生,我被分配要闻部,我们部门里算上我是八个人。主任韩小康,是一口京腔的北京大叔,我对他绘声绘色地描述怎么给儿子准备圣诞礼物,悄悄地藏在床底下印象深刻;他手下一个邢姓小伙儿,家就住白纸坊附近的胡同,另一位是操南方口音,能说会道的袁姓姐姐,他俩每天吃完午饭就钻到别的部门屋里打扑克;带我的副主任叫舒阳,是个温文尔雅的大姐;还有一位在新疆多年快退休才回京的金老师,午休时间总是神神秘秘地讲一些报社里的八卦新闻。
另外还有两位是从光明日报退休的老编辑做兼职。一位姓闫,身材颀长文质彬彬,偶尔会从埋首编辑的稿件上抬起头,透过老花镜的上沿儿,忧心忡忡地说,“哎呀,这稿件质量太差了,不好编啊!”另一位叫邓加荣,个子不高,眉毛很长,一看就是个乐天派。在我离开报社的时候送了我一本亲笔签名的著作《寻找储安平》。在这个编辑部里有欢笑、有调侃,也有剑拔弩张的争吵时刻,是我认识社会的开始。
后来换到宣武门附近新华社旗下的一份杂志,出地铁口就能看到巍峨的国社大楼,而我们的办公室在需要从侧门绕进去的一个不起眼的配楼里。杂志社里有个比较油腻的中年大叔,透着玩世不恭的劲儿,到现在就记住他的一句话:“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个相好儿!”
2000年的最后一天,我参加了《北京青年报》面向社会招考编辑记者的考试。其中一道题是命题采访——寻找北京人的笑脸。我跑去小红门的蔬菜大棚里给我五舅拍了张笑逐颜开的照片,顺利通过了初试,满怀憧憬开始了实习。当时的北青报还在潘家园的老楼,转过年儿才搬进团结湖畔的新大楼。没想到这一实习就实习了两年半,从经济部到新闻部再到青年部,直至2003年10月报社采编分离改革才正式转正当编辑。
在一线采访的这两年多给了我满世界转悠的机会。2001年夏天,我在北青报的第一次出差,就是参加全国大学生运动会火炬传递的报道,跟着时任北京团市委副书记的领导飞去呼和浩特。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都不知道怎么办登机手续,多亏领导帮忙。跟着传递火炬的队伍从内蒙走偏关到山西,一路把火炬接进北京。当时我主要跑教育口,东城西城、宣武崇文、海淀朝阳的大中小学一条龙全覆盖,有一次被编辑一个电话就派到门头沟的百花山。
摄影:许之丰
在北青报经历了不少难忘的事。2001年7月13日的晚上我值班,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的消息传来,我们部门领导立马激动地开车拉着同事们上街庆祝了,把我一个人留在办公室里看家。当时报社“北京赢了”四个大字的号外就已经印出来了,重达1700公斤的巨幅条幅也挂在了报社大楼的外墙,热闹劲儿一直持续了好久。
2001年12月7日,一场罕见大雪导致北京交通瘫痪。那天正赶上我做版,5点多钟望着窗外东三环堵车的洪流,我还暗自庆幸下班晚没事儿呢!等到11点下班时却发现交通一点儿没缓解,反而连出租车都打不到了。无奈我从团结湖一直走到潘家园,好歹挤进了一辆往南三环走的出租车,凌晨三点钟才回到家。
2005年4月15日,又是一个星期五,我做版的日子。临近午饭时刻,忽然接到先生的电话,说我公公突发心脏病去世了,让我赶紧去学校接上儿子回家。我一下就懵了,早上出门公公还问我几点回来呢,怎么说没就没了呢?我记得见到儿子告诉他这个噩耗,他什么都没说。车奔驰在四环路上,车厢内一片沉寂,儿子在后座悠悠的问我,“妈妈,人死后会有灵魂吗?”在这座城,留下了每个人成长中欢乐与痛苦的回忆。
胡同蜗居感受老北京
有句俗语说北京“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数不清”。2013年儿子考上了位于东城区细管胡同13号的北京五中,我和他在东厂胡同安居里的一个大杂院里租了一间小屋,开始了一段难得的胡同生活。
东厂胡同东起王府井大街,西接东黄城根南街,北面是五四大街。我们安顿停当的第一顿饭就是去北边的翠花胡同,吃了顿悦宾饭店的肘子。悦宾饭店是北京市第一家个体经营餐馆,始于1980年。不大的店面,统共十来张桌子,饭点儿一座难求。
出了安居巷往东走,没两步就是南北走向的富强胡同。胡同南端靠近灯市口西街有几所大宅院,从门口的大树就能看出来,如今已经被有钱人家收购重新包装起来,有的倒座房居然改成了车库。这条胡同里还有一处重要人物的故居,起初我并不知道,只是一到特殊的日子就有些异样,搜索了才明白其中的缘由。
由富强胡同走到底往西走,就来到了丰富胡同19号老舍先生故居。我是在一个早春三月造访的“丹柿小院”,果真是一个温暖的四合院,阳光照进正房,照在他的沙发上,夫人的画案上,只能从照片里看他喜爱的猫和花了。
1966年8月24号,他跟孙女说了一句,“孙女儿,跟爷爷说再见!”走出这个小院,告别他挚爱的北京城,自沉太平湖。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他爱的北京城已然天翻地覆,还能找到和他一样爱这城,写这城的人吗?
出东厂胡同东口,往北走十字路口西北角就是中国美术馆,在往东北走几步是三联书店;往南走是首都剧场和商务印书馆。这些地方都是我跟儿子流连的地方,尤其是三联书店楼上的雕刻时光咖啡厅,24小时营业,我们母子俩经常在那解决了晚饭再各自看书,到晚上再回家睡觉。沾了临近美术馆和首都剧场的光儿,那两年我可没少看戏看展。
出东厂胡同西口就是皇城根遗址公园,跟五四大街的交叉口是原来北京大学的旧址红楼,北大精神“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发祥地,一代大师星光闪耀的地方。2014年的冬天我走进这曾经的大讲堂,在简朴的椅子上凝神静坐片刻,仿佛能够体会那个时代的气息。
沿着东皇城根大街再往北走是孙中山创建的中法大学旧址。一处古色古香的院落,已经被改造为一个很有格调的艺术空间,在院落尽头就是设计师们的办公室。
我去时正在展出的是江大海的《云象之外》,我分明觉得他的画作就是京城雾霾的写照。
那些年我们单位在建国门,基本靠走路或者骑车上班,每天都会选不同的路线东瞧瞧、西望望。因此以北大红楼、朝阳门、建国门和王府井这四点划定的长方形区域里的胡同基本上都被我走遍了。
存有“中国宗教音乐活化石”的智化寺,是一座明代古刹,隐藏在禄米仓胡同东口。在庙门外就能看见房脊上的六兽和骑凤仙人,现如今只余三重院落的寺庙不复当年盛世,但各具特色的建筑和装饰依旧可以窥见当年的辉煌。在黄昏时分,两群鸽子在佛经阁上一圈一圈的盘旋,红的楼、蓝的天、白的鸽,清冷的院落里只我一个人,追逐着鸽子飞翔的轨迹,难得在这喧闹的都市中寻得一片宁静。
有一次沿着金宝街走回家,被北总布胡同把口儿的老宅子吸引,好大的围墙圈起了大宅门。就顺着胡同往南溜达,看见有一家的垂花门倒是色彩斑斓;往南走就是大名鼎鼎的赵家楼,很讽刺的是被火烧的贪官府如今成了饭店。前后赵家楼胡同、大小羊宜宾胡同,基本上一半被水泥楼房侵占了。当时看见跨过朝内大街的一棵骄傲的大树矗立在西总布胡同东口,胡同里正在拆迁,满目疮痍,只是在没拆到的那一侧还残存着一些遗迹。
演乐胡同因教坊司的乐队在此生活而得名。我的评价是这条胡同以树胜,据说有一棵500年树龄的枣树王,可惜没寻到,学么半天只找到一棵老槐树。一些老院落的门墩或大或小或新或旧,很有特色。走到胡同中间,有一个三重门的院落敞着门,我悄悄走进去,经过垂花门是一个大宅子,有环绕回廊,貌似是一个后花园。
灯草胡同因靠近灯市,卖灯芯儿得名。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章乃器曾在这条胡同居住,我猜有个改成四合院宾馆的大宅子应该就是他的故居。这个胡同平民居多,不过文化味儿很足,我发现已经改成废品回收站的宅子居然把梅兰竹菊的画贴在窗上装饰,文化素养可见一斑!
我想找关于北京胡同数量的确切数字还真没找到,有个数据说东城区有130条胡同。有媒体报道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明确了,老城内不再拆除胡同和四合院。我仔细研究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全文,根本没有提胡同这个概念,只是把以前“内九外七皇城四”的部分定义为老城,传统的老城必然要全面融入现代化的发展规划中了。
我们多需要像喜仁龙这样的“老北京”真爱者,把这个注定消失的“老北京”留下来,留在照片里、留在文字中。我这篇小文,也算是一丝微薄的努力吧!

今晚二条

我不是大作家

你们就给我准备一点臭苋菜秆子吧

当然这是说了玩的

没有臭苋菜秆子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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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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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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