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盗出土的明朝石碑,碑文颠覆认知,对李自成的污蔑是无稽之谈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几经波折,终于在崇祯十七年攻入北京。这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推翻了统治达二百七十六年之久的明王朝。
三股势力形成了“三方博弈”的局面
我们都知道,当时中国的大地上,有三股势力:一是在关外欲入主中原久矣的满清政权;二是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三是明王朝残存的势力。李自成的起义军进入北京后,便形成了一个“三方博弈”的局面。
明王朝的残存势力,包括镇守山海关的吴三桂和江南地区的南明政权。从表面上看,他们是占有优势的,但实际上,其内部是派别林立、斗志涣散,说他们是“一盘散沙”一点都不过分。其中,只有吴三桂这四五万人的军队,还算是具有一战之力。

李自成剧照
正因如此,此时真正有实力逐鹿中原的,只有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和在关外虎视眈眈的清军。在这个时期,就整个社会的结构而言,占主导地位的仍旧是封建主义。无论是李自成还是满清贵族,想要在这场斗争中取胜,不仅要靠军事力量,还要取得地主阶级的支持。
基于这一点,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作为一个农民政权,想要长期存在下去,必须要向封建阶级转化,短时间之内转化不了,只能寻求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
由此看来,风云变幻之迷雾笼罩下的核心,便是——满清和大顺,谁能得到汉族地主阶级的心,谁就有取得胜利的希望。我们都知道,李自成农民军的起义口号是“均田免粮”。这不仅仅是一个口号,更是李自成的政治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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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剧照
当时有民谣唱得好:“穿他娘,吃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此言虽然粗俗,但却点明了大顺政权的内核,即“平均主义”。从好的方面来看,这在客观上满足了人民对土地的渴望;从坏的方面来说,这是打击、排斥汉族地主阶级的政策。
正因如此,满清贵族多了一份助力。他们比大顺政权高明得多,拉拢、联合了大部分的北方地主阶级。吴三桂便是典型的例子。
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吴三桂,他的优先选择是归顺于大顺
吴三桂拥有明王朝的精锐部队,这一支部队战斗力强,素有“铁骑”之称。我们都知道,吴三桂在明朝末期,并没有向满清政权投降的意图,他依然积极部署兵力,坚持捍卫山海关的前线宁远。
吴三桂在大势已去,独自很难存活的情况下,接到来自于大顺政权和满清政权两方面的招降。初始他并没有轻易表态,但从文献中的记载可以看出,在明朝大势已去之时,哪怕清太宗数次写信招降,吴三桂也并无向清朝投降之意。他的优先选择是归顺于大顺政权,而且相当有诚意。

吴三桂剧照
从吴三桂把自己唯一的根据地山海关,轻易地交给大顺军代守,以及文献中他的种种表现,便可以证明这一点。遗憾的是,李自成的权将军刘宗敏却籍没了吴襄之家,吴三桂听闻此消息后“不胜发竖”,认为“此诱我”,遂立即改变了态度,向清军投降。
作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吴三桂,哪还管什么国家利益!至此,吴三桂便由降顺变为了降清,去享他“如山河之永”的富贵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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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剧照
李自成虽然“责刘宗敏”,但为时已晚。正所谓“成王败寇”,李自成失败之后,便被一些人评价为“流贼”,更有甚者将他评价为“民族罪人”。事实上,这些评价都是有失公允的。民间还有一则更加过分的故事,丑化了李自成的形象。
被盗出土的明朝石碑,碑文重塑了李自成的形象
野史之中记载,李自成曾“煮杀”了福王朱常洵,将他的肉和鹿肉混合,赐给起义军分而食之,美其名曰:“福鹿宴”。
那么,福王朱常洵真的是被煮而死吗?答案是否定的。1924年被盗出土的《明福王朱常洵圹志》上,明确地记载了福王朱常洵的生卒、册封,以及李自成攻克洛阳的具体日期,其中的内容颠覆了我们对李自成的认知。

《明福王朱常洵圹志》
石碑上记载,“突有流贼数万攻陷府城”,此即是李自成攻陷洛阳。福王“挺身抗节,指贼大骂”,最终“与城俱亡”。随后,石碑上又记录了福王的尸体之所在:“?葬邙山之原”。
由此可见,福王被李自成起义军杀害后,尸体仍存,并不像故事中记叙的那样被煮杀,这也重塑了李自成的形象。而所谓的“福鹿宴”,也是对李自成的污蔑,纯粹是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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