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江苏姑娘捡到一印章在日本引起轰动，日本人：迷案解开了
1981年2月24日，江苏省邗江县内一名叫做陶秀华的普通姑娘在工地修路时，发现了一个又黄又亮，闪闪发光的小东西，看样子应该是金子制成的，她赶紧将之捡起来放到兜里。
过了一会儿，这位姑娘来到了一条小渠边，将那金子洗了洗，发现下面竟然刻着几个字，明白过来这应该是一块印章。
很快，这位姑娘捡到了枚金质印章的消息就传了出去，连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都听说了这个消息，并迅速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日本境内各大报纸纷纷以头版头条的方式公布了这一消息，还发表了该金印的大幅彩色照片。日本博物馆界更是纷纷提出请求，想要在日本展示这一方金印。
要知道，虽然汉代金印出土不算多，但也不能说这枚金印是绝无仅有的。那么，这枚金印到底有何特殊含义？以至于在日本引起这么大的轰动，让日本人产生这么大的兴趣呢？
金印
原来，日本人认为，这一枚金印将会解开日本国内一个长达200年的谜案。
汉墓边上的“金子”
在江苏省邗江县（区）甘泉镇境内，有一座高20余丈的小山，因为山上有甘甜的泉水，所以名为甘泉山。
围绕着这一座山的四周，零星地分布着差不多20多个土丘或者土墩。这些并非自然形成的土丘或者土墩，有着非常古老的历史，它们是古代贵族家族墓葬群的封土堆。
在甘泉山以北不到一公里的地方，有两座东西相邻的土山，被当地人称为“双山”，这其实是两座汉墓的封土堆。1975年，南京博物馆对西边的汉墓进行了发掘，并为之取了“甘泉一号”的编号。
1980年，南京市博物馆决定对东边的“甘泉二号”汉墓展开抢救性发掘。
双山汉墓位置示意图
和“甘泉一号”一样，“甘泉二号”汉墓早年也被盗墓贼光顾过，盗洞里面填满了碎石杂土或者是破碎的陶土罐。即便如此，细心的工作人员们还是发掘出了不少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的珍贵遗物，比如错银饰青铜牛灯、鎏金博山炉、螭虎纽玛瑙印、龙形 和“ 王冠”形的金饰件等文物。
随着岁月的侵蚀，现场没有能直接证明墓主人身份的东西。考古专家们只能根据墓葬的形式及出土的文物，初步判断此墓可能是汉朝某位诸侯王的王陵。
虽然在墓室里发现了一件底盘周缘铸刻着“山阳邸铜雁足长镫建武廿八年造比十二”（这里的“建武”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第一个年号，下文中的“建武中元”是他的第二个年号）的铜雁足灯，得出了墓主人可能是建武十七年被封为山阳王的光武帝的第九个儿子刘荆，但考古毕竟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因此并没有明确认定。
铜雁足灯（左一号墓出土，右二号墓出土）
在发掘古墓时清理出来的杂土，则被堆在了工地的四周。
1981年2月24日，虽然已经到了冬天，但春寒料峭，小风一吹，人们还是会下意识地拉紧衣服。邗江县甘泉公社老山大队的女社员陶秀华，跟着公社里的其他社员像往常一样前往工地修路。因为工作卖力，过了一会儿，她就累得气喘吁吁起来，因此决定歇一歇。
当陶秀华回过身，准备看一看自己刚才的劳动成果时，突然间发现刚刚垫过的泥土路边上，有一个闪闪发光的黄色的东西。
“我这是捡到金子啦？”陶秀华一边想一边四处打量了一下，确认没人注意到自己后不动声色地走过去，将那个东西捡起来，放到了自己的兜里。
广陵王玺
收工后，陶秀华走到一条小渠边将捡到的那块“金子”洗干净后，发现这是一块刻着字的印章，在印台上面有一只差不多两厘米高的小乌龟，在这只小乌龟的龟背上还有六边形的龟背纹。
陶秀华只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文化水平有限，认不得印面上阴刻着的篆书。只能勉强看出这方印的印面上那“三横一竖”可能是个“王”字，高高兴兴地带着印往家里赶。路上逢人便拿出来给人家看看，说自己捡到了个好东西。
陶秀华的丈夫曾经在考古队里面当过民工，他根据妻子修路的地方确认这枚印章很可能是去年考古队发掘古墓时遗漏的文物，提出应该将之交给政府。
结果当夫妻俩打算出门上交的时候，却发现出不了家门了。原来，村民们得知陶秀华捡到宝贝了后，纷纷扶老携幼的赶了过来想看稀奇，还是警察闻讯赶来才将他们两人“救”了出来，送去了南京博物馆。
80年代的人民
当博物馆的专家们对这枚印章进行鉴定后，发现这是一枚由100多克高纯度黄金铸就的“真货”！印面上刻着的四个字为“广陵王玺”，专家们据此断定，“甘泉二号”汉墓就是刘荆的坟墓！
那么，为什么“山阳王”刘荆，又变成了“广陵王”了呢？
根据《后汉书·广陵思王刘荆列传》记载，刘荆虽然有才能，喜欢法律，但为人生性刻薄，喜欢暗中害人。光武帝刘秀死后，对帝位怀有野心的他假借东海王刘彊（通强）的舅舅大鸿胪郭况的名义，给刘彊写了一封信，鼓动他起兵造反。结果刘彊非常识大体，接到信后立即拘捕了使者，连同书信一同送给了朝廷。
刘秀的继任者汉明帝刘庄念在刘荆是自己的同母兄弟，就隐瞒了此事。结果刘荆不但不感恩，反而在得知西羌造反的消息后，找来了会看星象的人，希望“天下惊变”。刘庄知道此事后，还是没怎么处置他，只是在永平元年将刘荆改封为广陵王，封国就在现在的扬州。
汉明帝
结果刘荆到了广陵后还是不老实，叫了一个会看相的说道:“我的长相和先帝很像，先帝30岁的时候就得到了天下，我如今也30岁了，是不是可以起兵了？”看相的离开王府后迅速跟官府告了密，刘荆知道后很识大体的自己把自己关进了监狱里。
刘庄仍然没怎么处置这个弟弟，只是派郡相、中尉“护卫”他。然而刘荆似乎是造反上瘾了，又派遣巫师诅咒朝廷，有司迅速举报了上去，请求皇帝杀了刘荆，刘荆知道此事后识大体的自杀了。即便是这种情况，刘庄仍然可怜、同情他，没给刘荆恶谥，而是给了个平谥：“思王”（追悔前愆曰思）。封刘荆的儿子刘元寿为广陵侯，佩戴王的印玺绶带。
刘荆的后代后来还当了宰相，即武周时期的刘祎之。
广陵王玺
根据史书记载，汉朝皇帝喜欢赏赐给同姓诸侯王龟钮金印，问题是经过2000多年的岁月更迭，没有一枚金印得以流传下来，虽然历代发掘了不少的汉朝古墓，但是却没有出土过一枚汉朝正统诸侯王的龟钮金印。刘荆到死也不会想到，因为“生平滑稽”而闻名于史的他，死了近两千年后竟然能给后世的考古工作做出重大贡献。
持续两百年的悬案
1981年4月上旬，日本《中日新闻》社社长加藤巳一郎带着“中日新闻友好访华团”对我国进行了友好访问，当他们来到南京博物馆参观时，亲眼看到了由陶秀华和丈夫捐赠的“广陵王玺”，他们对这枚精巧的金印赞叹不已，直呼“真是惊人”。
谁也没想到的是，两个月后的6月27日，这一枚“广陵王玺”竟然在日本火了。日本《朝日新闻》，《中日新闻》，《北陆新闻》等各大报纸都头版头条的发布了这一枚“广陵王玺”的消息，标题也都是“伟大的发现”、“解决古史之谜之光”等词汇。日本史学界更是纷纷发表论文或者讲话，日本博物馆界也一而再再而三的表示，希望能在日本展示“广陵王玺”。
广陵王玺
要知道，这枚“广陵王玺”并不是唯一的汉代金印，仅解放后就发现过好几次。比如1955年，在陕西阳平关出土的朔宁王太后玺、1959年在云南晋宁发现的“滇王之印”（蛇钮金印）、1962年在山东发现的“石洛侯印”、1983年在广州南越王墓还出土了一枚“文帝行玺”。
那么，日本为什么对“广陵王玺”这么感兴趣呢？原来，这是因为日本人认为：这一枚金印能够解开日本一个持续了近200年的历史悬案。
广陵王玺
1784年2月23日，日本福冈东郊志贺岛上，一名叫做甚卫兵的农民在外出拓宽水路时，在一块大石头下面发现了一枚金子做的印玺，印玺呈方形，上面缀着蛇纽，印面上阴刻着5个篆文。
甚卫兵不认识篆书，遂请邻居们帮忙辨认，一个叫做才藏的米铺主人告诉他这应该是一个价值连城的宝物。于是甚卫兵就报了官，经过层层转手，这枚金印落到了本地藩主黑田的手里，甚卫兵因此得到了5枚白银的赏赐。
“汉委奴国王”金印
黑田拿到这枚金印后，将本藩中最有名的儒学家龟井南溟找了过来，龟井南溟对这一枚金印进行仔细的研究鉴定后发现，上面刻着的是“汉委奴国王”（这里的“委”通“倭”）。龟井南溟熟读汉家经典，知道《后汉书卷·东夷列传·倭》中有载：“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他因此认定，这一枚“汉委奴国王”金印就是当年汉光武帝刘秀赐给倭国的印玺。
“汉委奴国王”金印发现后立即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巨大轰动，1784年，即金印发现的同年，日本学者上田秋成就发表了《汉委奴国王金印考》，之后日本学界也陆续发表了不少考证这枚金印的论文，日本史学界普遍认同了龟井南溟的看法。
黄遵宪
公元1877年，清末维新派人士黄遵宪在出使日本时看到了这一枚金印，他同样认为这一枚金玉就是当初汉光武帝赐给日本的金印，还专门写了一首诗。在附记中，黄遵宪写道：“考《后汉书》，建武中元委奴国奉贡朝，光武赐以印授，盖此物也。”
不过，当时在日本国内，关于“汉委奴国王”金印到底是不是汉光武帝赐予的金印，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因为关于“汉委奴国王”金印出土的事迹属于“传说”，并没有多么详细的文献记载，资料不足。因此日本还有“汉委奴国王”金印不是甚卫兵发现的，发现者是另外两个农民的传说。
在诸多“汉委奴国王”金印来历的猜想中，流传最广的就是“私印说”，他们认为这金印是假的，是骗局。
“汉委奴国王”金印
理由如下：
- “汉委奴国王”金印的印尾缺少“印”或者“章”字。
- 印文中出现了“国”字，在汉印中无先例可循。
- 按汉制，汉朝皇室赏给诸侯王印玺的印纽应该是“龟钮”而不应该是“蛇钮”。
- “汉委奴国王”金印的雕刻方法及风格与汉代的一般印章不同。
随着这几点质疑甚嚣尘上，很多日本人开始相信“汉委奴国王”金印是江户时期的伪作，是甚卫兵等人搞出来的“大骗局”。
后来随着考古发现的深入，我国又出土了很多新的汉代古印，日本学界也因此再次出现了大量证实“汉委奴国王”金印真实性的论文。
尤其是1957年，云南晋宁发现的“滇王之印”，更是让日本史学家欣喜若狂。因为这枚印章同样是蛇钮，这恰恰说明蛇钮金印绝非孤例。
滇王之印
滇王是南方少数民族的王，因此日本史学界有人提出，蛇钮金印可能是汉王朝给南蛮、东夷等外臣赐印所规定的一种钮式（根据考古发现，汉王朝分封周边国家一般都给予金印，而且印钮一般都与当地的特产有关，比如南方的王用蛇钮，北方的王用羊钮，西北的王用驼钮，汉朝内部的刘姓诸侯王统一用龟钮，朔宁王太后印虽为龟钮，但朔宁王隗嚣的封号，是东汉初时地方割据势力公孙述赐给他的，不算“正统”）。
1966年，日本学者冈崎敬教授对“汉委奴国王”金印进行精密测量时，发该该印的长宽分别为2.341和2.354厘米，台高0.874~0.906厘米，边长正合汉制一寸，和汉代印相合。
1974年，大谷光男发表《研究史—金印》论文，将唐显庆五年编纂的《翰苑》倭国条中记载的“中元之际，紫绶以荣”翻了出来，提出依汉制，紫绶必配金印。
因此《后汉书》记载的“印绶”无疑就是金印和紫绶，这和江户时代发现的那枚金印是完全相符的。
“汉委奴国王”金印
随着这类论文的增多，对于“汉委奴国王”金印的质疑声小了很多，但却缺少关键性证据证明，因此不能做最后的、肯定性的定论。
一锤定音
随着“广陵王玺”的出土，日本学界仿佛看到了结束这一场持续了近200年的“汉委奴国王”金印真假之争的希望。
日本学者争相对“广陵王玺”和“汉委奴国王”金印的大小、花纹、雕法、字体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汉委奴国王”金印的长、宽、台高和“广陵王玺”的长、宽、台高相差无几，两者基本符合汉制的“边长一寸，台高四分”的标准。
广陵王玺
同时两枚金印的印钮上，都布有大小特征均相同的鱼子纹，而且这些鱼子文都是在金印做好之后才用工具给錾上去的。
虽然“汉委奴国王”金印用的是“药研雕”，而“广陵王玺”用的是另外一种雕法，但在技法上面基本上两者基本相同。与此同时，两枚金印印文上的字体也有共同的特征，即每一笔画都是方笔起，方笔落，而一般汉印的印文则是每一笔的两端多呈钝圆形。
有意思的是，汉光武帝赏赐给日本“汉委奴国王”金印是在建武中元二年，即公元57年。而据《后汉书·明帝纪》记载：“永平元年，八月戊子，徙山阳王荆为广陵王，遣就国。”“广陵王玺”也应该是在永平元年，即公元58年赏赐给刘荆的。说明“汉委奴国王”金印和“广陵王玺”两者之间的铸造时间，只差了一年。
两印同属阴刻篆文金印，在形制上除了一足金钮，一足龟钮外，基本十分接近，因此有人提出了两枚金印可能出于同一人之手的可能性。
《后汉书》
“广陵王玺”的出土和“汉委奴国王”金印的证实，对我国同样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后汉书》成书于南朝宋，成书时间比陈寿所著的《三国志》还要晚了200年。因此有人认为，对《后汉书·东夷传》中东汉初期倭奴国的记载并不完全相信。“汉委奴国王”金印的证实，间接证明了《后汉书》的可靠性。
东汉初期时的日本正处于弥生文化中期，属于原始公社制的晚期状态，连文字都没有，住在穴居式的简陋房屋里面。平时种地的工具以石器、木器为主。
很明显，以当时中国的地位是不可能派人不远万里地带着金印跑去落后无比的“倭奴国”的，只可能是“倭奴国”的部落集团派遣使节，冒着风险横渡对马海峡，经朝鲜半岛来到内陆洛阳，向东汉王朝进贡，换取了“汉委奴国王”金印，之后凭借着汉王朝的威势，巩固了自身的权力，之后进一步制霸、统一全国。
如果说“汉委奴国王”金印证实之前，以上这些还只是猜想的话，那么，1981年之后我们可以说，我们已经掌握了充足的实物证据，大大增加了这段历史的可靠性。
范晔
《后汉书》作者范晔曾在自序中写道：“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也。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
虽然其中有自吹自擂的成分，但也可见范晔对自己作品的自信，史料价值确实很高，“广陵王玺”也算是间接证明了他的清白。
根据史料和文物，我们可以初步断定，中日两国的交往始于汉代。过了1900多年后，在鉴真和尚的故乡扬州出土了“广陵王玺”。又过了一年之后，扬州市和“汉委奴国王”金印出土地附近的日本唐津市还结成了“中日友好城市”，为中日友好交往史添了一笔佳话。
谁能想到，一位姑娘随手一捡，竟能引出这么多的故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