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王朝》中与雍正死磕的孙嘉淦，历史上是个什么结局？
一个人一旦有了名气，就会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用来制造舆论，这种现象，自古皆然。乾隆时期，就有这么一个例子，以敢言直谏、一身正气著称于雍正、乾隆两朝的孙嘉淦就被人当了一回枪手，而且还上演了一场震惊朝野的大案，即伪孙嘉淦奏稿案。那么在这个案件中，无辜的孙嘉淦落得了什么结局呢？
如果看过《雍正王朝》的人对孙嘉淦并不陌生，他敢于上谏，与雍正死磕，一副大义凛然不顾生死的样子，他最终死在了年羹尧的手中，不过历史事实并非如此。
孙嘉淦，山西太原府兴县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进士。在只有臣节没有气节的清代，他是极少几个多少保留一些气节的官僚之一。在他40年的仕途生涯中做出了许多不仅为时人，更为后人所称道的事业。就连铁腕皇帝雍正也不得不说：“朕服其胆也！”
孙嘉淦严于律己，所任之处，皆有政绩。他为自己定下了居官“八约”：“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趋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孙嘉淦的正直敢谏既为自己赢得了荣誉，同时也招来了许多麻烦。朝野有极端的批评意见，或别有用心者，往往假托孙嘉淦的大名，流布各种传言。
乾隆四年（1739年），京城百姓传抄孙嘉淦“疏稿”论劾大学士张廷玉、鄂尔泰等，乾隆帝令步军统领、巡城御史严禁。乾隆十六年（1751年），伪孙嘉淦奏稿案再起，并引发了一次历时两年，牵涉十余省的严重政治大案。
这年七月，云贵总督硕色密奏乾隆，说从旅客身上搜出一份传抄的《孙嘉淦奏疏》，上附伪造的“朱批”。疏稿的内容是指责乾隆做事有“五不可解”、“十大过”，如枉杀原川陕总督张广泗及第一次南巡等。同时还指责大学士张廷玉、鄂尔泰、尚书讷亲等人。
疏稿中语言充满诋毁字样，令乾隆帝大为气愤，他怀疑其他省份也可能流传伪稿，命步军统领和直隶、山东、山西、湖北、湖南等省督抚秘密查访。果然，许多省都奏报当地查获伪疏稿，但却不知从何而来，真正的作者是谁。
伪稿在全国流传这无疑是给乾隆脸上抹黑，也是对乾隆统治权威的挑战，对他圣君形象的极大诬损，容易引起社会的不安定。乾隆在愤怒之余，还怀疑有更大的阴谋，于是开始命令密查，随后又在全国公开追查，一些缉查不力的地方大员被严厉处分。
次年，即1752年，缉查活动达到高潮，全国18个省份都发现了传抄者。到六月为止，各省奏报的传抄案有84起，逮捕人犯超过千人，上至提督、道员，下至商贩、僧侣。可是，经过几番严厉审讯，伪稿的首犯仍未查获。于是人们纷纷猜测，怀疑是曾静的余党所为，又有人怀疑是“逆匪”首领马朝柱所为，一时间天下汹汹，人心惶惶。
在查处伪稿案中，乾隆还严厉惩办了一些没有认真执行的地方大员，言官御史纷纷上奏，认为无辜者受害，真犯却难以查获，建议停止追查。但乾隆不依不饶，誓将此案追查到底，不揪出首犯决不罢休。
在随后的清查中，所谓的“主犯”被捕获。乾隆十八年（1753年）二月，江西抚州千总卢鲁被凌迟处死，家属连坐；另一“主犯”南昌守备刘时达判斩监侯。因为“主犯”都在江西，当地的官员也受到了相应的处罚。事实上，真正的主犯并未查获，不过是有人当了替死鬼而已。
这件大案按说与孙嘉淦没有任何关系，只不过是有人借着他的名号来表达对乾隆统治的不满，也是当时各种矛盾的一个反映，也可以说是给“盛世”的当头棒喝。
尽管乾隆帝以及朝中大臣并未怀疑此事是孙嘉淦所为，但借用他的直谏之名，也自觉不自觉地让人讨厌起这个闻名于世的官员来，尤其是那些受到处罚的官员更认为是受了孙嘉淦的牵连。
为此，种种舆论压力都涌向了孙嘉淦，这让他颇不自安，查案期间，孙嘉淦闭门思过，并在结案后数月在忧郁中死去。可以说，孙嘉淦的郁郁而终，是乾隆中叶社会危机的一个预警信号，预示着“盛世”之下透露出的各种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