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建新｜访钟子期
访钟子期
——汉阳行吟之一
文/彭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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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武汉有了蔡甸区，一段时间，蔡甸人心里有些憋屈：“我们明明是汉阳人么！”不少蔡甸的朋友甚至当面跟我嘀咕过若干次：我是汉阳人，祖居十里铺，与蔡甸也就十来公里的路程。嘀咕进了耳朵，往往也就一笑。其实，抛开眼下的行政区划，从汉阳的拦江堤直至蔡甸与孝感接壤处，包括现在的汉南区，还有隔着汉江的东西湖区乃至“五百年前一荒洲，五百年后楼外楼”的四大名镇之一的整个大汉口，都曾是汉阳！
历史走过的路，是无数的草根草莽或风流人物英雄豪杰走出来的，多而杂的脚印有太多的覆盖。历史这张硬盘，把有的删除了，删掉得不一定干净，留下些似是而非的痕迹；有的留下来了，正史野史传说，不能太较真。即使是靠专门盘弄历史吃饭的专家，恐怕也得这么想，才睡得安稳。
岁月弄人，岁月也捏弄历史。于是，历史的变数和弹性，就太大了。对历史，对地域沿革，多从文化的角度想，想些有趣的人文掌故，比如湾子边那棵见证了若干代沧桑的歪脖子老刺槐，比如大汉阳分娩出了个大汉口，比如大汉阳走出了享誉神州甚至远播海外的知音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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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前面与历史相关的思绪，忽然有了访钟子期的想头。在21世纪的今天，寻访一位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应该是不现实的。而且，弄不好还有自诩俞伯牙之嫌。好在祖籍汉阳，老家离钟先生故居不是很远，钟先生不在了，安寝地尚在，踏访一遭，也算是乡里乡亲串门的意思，没有多少可避讳的。
冯梦龙在《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中介绍，钟子期故居在蔡甸上集贤村。按照《汉阳县地名志·名胜古迹篇》的说法，“上集贤村，今名钟家台。下集贤村，今名铁铺墩。”早年，在靠近驿道的铁铺墩曾立有一牌坊，一面刻“古集贤村”，一面刻“高山流水”。
眼下，牌坊已无，寻访钟子期，最直接的，应该踏访钟先生墓。这是一座圆形的墓冢，封土高1.5米，底径8米，环以石垣。算不上巍峨。在杂花生树的阳春三月，在横亘于蔡甸之东状甚巍峨的马鞍山，这座坟茔实在是不起眼。碑亦不甚雄伟，高与墓等，宽不足三尺，只有碑上所刻“楚隐贤钟子期之墓”这几个字，传达出若干沉重的信息：这是一位隐贤，生前不喜张扬，身后诸事从简。然而，或许让这位隐贤没有想到的是，他虽然死了，可是，他，还有他的故事，仍在这块土地上流传——
两千多年前——具体到何年何月，笔者非史家，不敢妄言，而且至今，史家似亦少关心钟子期者——总之，应该是春秋五霸、战国七雄那个年代吧。那年月，神州大地，若干政治板块，正处于急剧震荡和频繁整合阶段。姬周王朝建立的君臣之制礼乐之仪，似乎一夜之间土崩瓦解。无尽的贪婪被释放，肆无忌惮地到处游走。诸侯们拥兵自大，政治家们膨胀着各自的野心，合纵连横，远交近攻，日夜思谋着征服和掠夺。贪婪和野心在时代的土壤里发酵，营养并滋生出一批满肚子坏水的政治流氓。他们驾着马车，极辛苦地在驿道上掀起漫天的烟尘，朝秦暮楚，摇唇鼓舌，游说于诸侯之间。人言为信——他们却把诚信玩弄于掌中，以此尽情地展示他们的政治才华和厚颜无耻……这是一个何等浮躁的年月呀！当然，这也正是出思想的年月，孔孟老庄墨子韩非，诸子百家，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流氓共生，一如抛荒的田亩，庄稼与秽草共荣。当然，那年月也出艺术，也出诗三百和编钟，但比起战车搅起的惨淡民瘼，比起青铜生铁戈矛铺陈的尸横遍野，实在显得太另类也太过寂寞了。
于是就有了俞伯牙的出走；
于是就有了钟子期与俞伯牙的邂逅；
于是，就有了驻足我们蔡甸并由此出发流传九州的知音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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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肯定，俞伯牙到汉阳寻觅知音，这选择没有错。从历史传承看，武汉的地域文化应该是楚文化的延续。换言之，武汉历史应该是楚国历史的延续。而楚国历史，浓缩起来，可以是这么一条线索：炎黄后裔——南下熊姓为楚——与江汉一带原始部落不断融合——发展成为强盛的楚国……
如果我们可以穿过时间隧道，把视线投向蜿蜒灵动的汉江，追寻汉江曲折蛇形的身影，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楚先人，当时也是沿着汉江这蜿蜒潮润的脚步，拉着柴车，在那绿荫蔽日藤葛交织的荒山野岭，披荆斩棘，寻找生息繁衍之地。口渴了，掬一抔山泉；饿了，采一串野果。赖以遮羞的草裙，被荆棘划拉得破成筋筋缕缕。终于，在这汉江环抱的荆山，在这中原人称之为荆楚的蛮夷之地，住柴屋栖岩穴以安身，伴熊罴友凤鸟而为乐。这就是所谓“筚路蓝缕”的草创时节。那时，中原人称炎黄一脉这南下的一支为荆蛮，楚先人也就干脆以荆蛮自诩——蛮夷就蛮夷吧，我们同是炎黄一脉呢！于是，我们的楚先人，活着并快乐着——在楚人的记忆底片上，青春的岁月，如火的激情，曾有多少横无际涯跌宕多姿的浪漫想象！楚国的士子文人们，有过太多峨冠博带佩兰戴菊倜傥潇洒徜徉高歌的日子……
地属楚地的汉阳，据专家考证，1万—5万年前，即有古人类活动，考古学家将其称为“汉阳人”。汉阳人用原始工具从事农耕和狩猎、制陶，创造了汉阳地域古文明和多彩的古文化，这与后来楚国文化融合的初始地域文化，成为楚文化乃至华夏文化的重要内核之一。
汉阳地处楚中，濒长江而临汉水，造就了百里湖乡水灵灵的环境——春来了，无数小精灵般的荷簪，从冬的桎梏里挣将出来，向世界昭告生命从蛰伏中醒来的兴奋；夏来了秋来了，无边的荷叶用旺盛的碧绿，托出无数娇艳的荷花，仿佛摇曳起无数生命的旗帜，向世界昭告生命缤纷的色彩和成熟的风韵。楚人善歌舞。楚先人勇于开拓的顽强与彪悍，笑面艰难而不辍歌舞的乐观与浪漫，勾兑成至今仍流淌在汉阳人身上的人文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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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伯牙驻足汉阳，在汉江之滨弹琴以寻知音，绝非偶然。史传伯牙虽是官身，但“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能有如此艺术修为，估计骨子里还是个艺术家。六马仰秣者，似为让不少于六匹的马在进食的当口仰颈而啸。可能伯牙的遗憾也正在于此：我之鼓琴，能让马儿产生共鸣，而和之以“仰秣”，可人间居然就没有一位为之“仰饭”之人，此我之悲耶，或人之悲耶？于是，音乐家的出走，就是必然的了。当然，可以理解成伯牙先生是采风去也——天地万物，遑论有形无形者，在深明哲理的音乐家看来，皆有声也。声有节即为乐。在一个充满血腥和恐怖的环境里，是难得享受到乐的。何况，伯牙音乐大师所追求的，早已不是“人籁”“地籁”之类水平了，他要追求的，当是“天籁”的艺术境界。而天籁之音，其生存之处，必当是一个和谐的环境。
钟子期生活的古汉阳，一半山绕，一半湖围，山峦林木葱茏，湖水碧波荡漾。山峦林间，摘果采樵；湖荡之中，捕鱼挖藕。果腹之余，亦吸纳了山峦的雄峻，碧波的灵秀。那年月，虽无改革开放好政策，亦无电视机卡拉OK之类高享受，亦且少不了兵荒马乱赋税盘剥，但汉阳人与所有老派国人一样，是苦惯了的，且培植出苦中作乐一切向前看的乐观精神。汉阳这方土地，盛产音乐，歌谣遍地。插秧车水薅草割谷，婚丧嫁娶四季八节，无事不可歌，无物不可咏。由此可见，汉阳出钟子期，当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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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音故事中的钟子期，其出身底细史传缺如，大致只晓得他是个砍柴人。既然是个樵夫，戴斗笠披蓑衣扛冲担持柴斧，是必然的，但这些也仅仅是一般砍柴人必备的装备，没有什么特别的状貌形象可供探究。没有具体形象的钟子期，其实也很好。从钟先生墓地出来，我就想，这汉阳人，在新时代为新生活不断创新的汉阳人，他们不也是在各行各业各自的岗位上，续写着子期先生当年赞之为“巍巍乎若泰山”“洋洋乎若流水”的新乐章么！如果说，当年的俞伯牙还有点儿曲高和寡的遗憾，乃至摔琴绝弦的偏执，如今的汉阳人，他们谱曲且知音，他们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钟子期。
我忽然悟出，我是真的访到钟子期了。
——选自《琴台丛书》第四辑《汉阳的蝴蝶》
作者简介
彭建新，湖北武汉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历任《武汉青年报》副主编，武汉市广播电视大学培训处处长，武汉作家协会专职秘书长、驻会专职副主席，武汉市文联助理巡视员。著有《红尘》长篇小说三部曲:《孕城》《招魂》《娩世》，长篇传记文学《中国十歌妓外传》，都市文化随笔集《凝固的记忆--武汉老街巷》《模糊的背影--武汉老行当》等。
出品│汉阳作协 · 琴台知音文创会 · 知创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