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拔高了诸葛亮
陈寿拔高了诸葛亮 胡觉照
——诸葛亮怎样登上了神坛(一)
刘备死后,诸葛亮集军、政、财、文大权于一身达十二年之久,已经形成十分突出的个人崇拜,另有三个因素使个人崇拜得以深化。
一是庞大的国家机器对民众的严密控制。只有九十四万人口的蜀国,官吏竟有四万多,军队十五万,平均23.5人养一个官,并负担近四个士兵,在后方生产第一线的,只能是妇孺老幼了。民众供养了庞大的国家机器,庞大的国家机器反过来成为悬在民众头上的利剑,以妇孺老幼为主体的西蜀举国,难以形成反抗力量。
二是对外战争转移了民众视线,不满情绪容易转化为同仇敌忾,原本就不能代表自己的民众,更将战争的胜利结束,丈夫、儿子安归故里的希望,一古脑寄托在诸葛亮身上。
三是严刑峻法的威胁。诸葛亮将严刑峻法贯彻始终,使得百姓不满情绪只能藏匿于胸腹无法沟通,高压之下出舆论一律,出赞词颂歌。久而久之,这些虚假的赞词颂歌,就成了西蜀全体国民普遍的思维模式。这不仅仅是推理,有史实可以佐证。其子诸葛瞻任尚书仆射,才能平平,诸葛亮死时年仅八岁,不久即加拜为军师将军。蜀国民众因为怀念心中的神圣诸葛亮,也就喜爱其子诸葛瞻的“才思敏捷”了。朝廷每有一善政佳举,虽同诸葛瞻没有关系,但都会展转相告说:“这是他的主张呀”。(原文为“蜀人追思亮,咸爱其(指瞻)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虽非瞻所建倡,百姓皆传相告曰:'葛侯之所为也。’是以美声溢誉,有过其实”(见《三国志·诸葛亮传》)。
陈寿出生于益州巴西安汉县(今四川南充市),生于公元233年,诸葛亮死时年仅两岁,从学于蜀国典学从事谯周(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副部长或部长助理),出仕后任观阁令史。陈寿父亲曾是马谡参军,身份当是高级军官。军人的思维较为单纯,以建功立业,封妻荫子为目标,故崇尚战争,不可能认识到诸葛亮治国方略的错误。其父的认识必然影响到陈寿,优越的家庭环境,使陈寿无法了解到战争带给下层民众的深重苦难;陈寿的后辈身份和低微官职,自然生活在诸葛亮阴影之下;更加之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姜维等解决不了宦官黄皓的专权与胡作非为,陈寿也因不肯曲意阿附黄皓而屡遭贬黜,从而对诸葛亮就有了更多的崇拜与怀念,容易忽视其过失而追念功勋。所以在传记中发生了诸多偏颇,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诸葛亮时代,西蜀是典型的战时经济体制,它的特点是一切服务于前线,一切都为了战争,民众的疾苦生死无暇顾及。然而在所有人的传记中,只字不提民众遭受的战争苦难,只字未提蜀国人口急骤下降的事实及原因,对第一次“北伐”中,前方将士7000多人的叛变;对第四次“北伐”中,牺牲和被俘10000多将士,《晋书·宣帝本纪》中记述得十分明白,而《三国志》却加以隐瞒。
其二,在记述诸葛亮治蜀德政时,结论性语言过多也过于抽象,并没有实例作支撑。这同书写其他人传记的手法颇为不同,也违背了治史的证据原则。显然,陈寿有着拔高传主的主观意向。
其三,为了塑造诸葛亮忠臣形象,陈寿立传有曲笔。在诸葛亮、诸葛均兄弟二人何以去隆中躬耕一节,陈寿曲笔下写了:叔父诸葛玄带着他二人去豫章(今南昌)接任太守职务,后来朝廷改派了朱皓,诸葛玄就带他二人去荆州投靠故旧刘表。诸葛玄死后,诸葛亮兄弟二人躬耕陇亩,隐去了南昌民众杀掉诸葛玄这一事实。
其四,为塑造忠臣形象,陈寿对诸葛亮有亏臣节的内容都隐瞒不书,好在后世从它处还能窥见一斑。自西汉王莽受九锡封公以来,九锡已成为权臣荡向皇位的秋千,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态;如果说皇帝是蛾,受九锡之人则是蛹,是明日皇帝。诸葛亮在答李严书中,明白无误地说道:“若灭了魏国,杀了曹叡,将皇帝迎回故都,我和你们一同升官,到那时候,虽十锡都可能接受,况乎九耶!”南征回成都之后,仅以不足挂齿的功劳,诸葛亮已欣然接受了五锡,即:“金斧钺一具,曲盖一,前后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贲六十人”。(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释)。同曹操比较,诸葛亮显得性急了许多,这些有亏忠臣形象的重大内容,陈寿在《三国志》中一概隐去。
陈寿对诸葛亮的拔高和隐瞒,已将传主推到了近似完人的地步。
关于后人指斥陈寿因家父被诸葛亮处以髡刑(剃光头发)而挟嫌报复事,是不攻自破的恶意中伤。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将街亭失败的责任分剖得十分明白:“马谡背离诸葛亮的调度安排,做出了一系列错误的决定和部署”(原文为“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其父是马谡参军,马谡的错误,同其父自然联系在一起。此段史料充分证明,陈寿不仅无报复之嫌,而且有自认父亲之短的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