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年之前，有这样一位奥运冠军，他离开条件优渥的生活，来到当时穷苦的中国，身体力行地践行对体育精神的传承。
在他心中，这比成为一名体育明星，更重要。
文/ Kelly
出生于中国的英国奥运冠军埃里克·利德尔，最终也被葬在了这里。相较于白求恩、柯棣华，他在中国没有那么高的名气，但其实在国际上他享有更高的声誉。在近百年之前，他有着多重身份，奥运冠军、传教士、国际主义者，其中教师是他奉献了大半辈子的事业。利德尔出生在天津法租界，他的父亲是在中国的传教士，为了入乡随俗，父母还为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字「李爱锐」。在他的童年时期，当时在街头奔跑的黄包车司机是他的偶像，因为记忆中那些黄包车司机可以跑得是那么快。5岁时，他被送回了英国，在这里他逐渐展露了自己的运动天赋，他可以跑得比黄包车司机更快了。在高中毕业时，他已经成为了学校板球和橄榄球两支队伍的队长。考入爱丁堡大学自然科学系后，利德尔需要在橄榄球和田径之间做出选择，为了奥运会，为了给祖国争取一枚金牌，他选择了田径。在1924年巴黎奥运会上，他本来报名参加了100米的比赛，这也是他本来最有可能夺金的项目。但是当时的100米预赛赛程在周日，周日是基督教的主日，其实工业革命之后，很多人都放弃了主日不得不遵循的传统，但是他虔诚的信仰不允许他在主日身处别处，所以他放弃了100米的预赛。当时，这个决定在英国代表团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大家都说他是「祖国的叛徒」。后面的400米比赛并不是他的绝对强项，但是他逆风翻盘，以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获得了400米冠军，而这个记录也在很多年后才重新被改写。从奥运赛场归来后，利德尔取得了自然科学的学士学位，在当时的英国，他作为大学毕业生、奥运冠军可以拥有一段光明的未来，但是他却选择回到他的出生地天津。他在天津新学书院（今天津二十一中）做了一名老师，教授化学和体育。其实重返天津那一年，他只有23岁，对于一名运动员来说正处于运动生涯的巅峰。新学中学是当时英国人在天津创办的教会学校，顾维钧、林语堂、张伯苓等社会贤达均是新学中学的董事。当时这所学校对于聘用的外籍教师，都有一套严格的录用标准。校方考虑到外籍教师中文水平可能不高，所以，利德尔在入职之前还曾经到北京燕京大学学习了一年中文。在新学中学，每次讲课后，利德尔从不会先离开教室，而是礼貌地让学生们先走。走下讲台后，如果还有学生在教室里，他便坐到学生中间，与他们交谈。据当时的学生回忆，利德尔老师很负责，即便仅有一个学生听不懂他讲的课，他都会毫不犹豫地重讲一遍。一次，一个学生因上学时自行车坏了，迟到了几分钟。利迪尔问明情况后，将几分钟前讲过的内容又耐心地重复了一遍。前香港行政局和立法局议员郑汉钧这样回忆利德尔：「学生们没有不喜欢他的，我们都知道他是奥运冠军，也都知道星期天他除了宗教活动什么都不能做。他又高又壮，是学生心目中的英雄，不过他的头发已经快掉光了。」后来，他在上课之余，也会参与一些国际运动会。在他身上还有着这样的传奇小故事：1928年，他曾去大连参加「万国运动会」，到达码头的时候船刚刚起锚，但是利德尔急于回津上课，所以他飞身跳到船上，路人瞠目结舌。虽然这个故事听上去更像是电影中的一个桥段，但是足以看出他对教育事业的忠心。由于在世界体坛上的名气以及在各地参赛的丰富阅历，1925年英租界工部局决定邀请他参与设计对民园体育场的改造。在他的筹划与监督下，天津民园体育场终于以全新的面貌成为当时在亚洲范围内首屈一指的综合性体育场，这个体育场至今还存在，成为了居民观光、休闲的场所。不过，后来的他逐渐失去了内心的平静。他认为，上帝「召唤」他来到中国，绝不是为了舒适的城市生活，更不是为了在外国人和富人之间兜圈子。他辞去了在新学中学的教职，深入晋冀鲁豫，尤其是游走于河北省的农村传播「福音」。这期间正值抗战时期，利德尔不幸被日军关押在潍县集中营。集中营生活极端艰苦，但是利迪尔还是帮助数十位青年人学习化学，集中营里没有教材，利迪尔就凭自己的记忆编写化学教材。孩子们觉得他是一位慈祥的父亲，亲切地称他是「埃里克叔叔」。1988年，一批中外友好人士聚集在山东潍坊，为在那里建立的埃里克·利德尔墓地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1990年，为了纪念利德尔，一位出生于苏格兰、后居住在香港的土木工程师建立了一个名为埃里克·利德尔的基金会。后来，体育电影《烈火战车》（Carros defuego）主人公以他为原型，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也曾播放过这部电影中的经典片段。而他，也正如埃里克·利德尔纪念碑上写的一样：「他们应可振翅高飞，为展翼的雄鹰；他们应可竞跑向前，永远不言疲累。」
参考资料：《神圣的终点 埃里克·利德尔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