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武松杀嫂，为什么西门庆却被复活了？
武松杀嫂是名著《水浒传》中的经典情节之一，武松在景阳冈三拳两脚打死大虫之后，威名远播，被聘为阳谷县的都头，接着与兄长武大郎相遇。大嫂潘金莲耐不住寂寞与西门庆厮混，被武大郎撞破，和西门庆合谋害死武大郎。武松公干回来，查明兄长死因，决意为兄报仇，以此引出武松杀嫂，斗杀西门庆等经典片段。
在《水浒传》中武松撕开潘金莲胸衣之后，手刃大嫂为大哥报仇，然后去狮子楼找西门庆，一番恶斗之后，手刃仇人。此番报仇，荡气回肠，读来热血沸腾。之后武松到衙门自首，东平府府尹陈文昭怜惜武松是个有情有义的汉子，便把案卷改得轻了些，判了个刺配孟州，这是后话。
到了《金瓶梅》中，潘金莲和西门庆的奸情没有改变，武松杀嫂报仇的道路却曲折了很多，失去了很多快意恩仇，结局也发生了改变：武松没有手刃西门庆，而是打死了李外传，换句话说是李外传成为西门庆的替死鬼。杀死李外传之后，武松因过失杀人被判刑，刑满释放之后回到清河县，此时清河县已是另一番光景，西门庆已经纵欲过度而亡，潘金莲也被赶出西门大院，武松以看顾侄女为由，假称愿潘金莲将其骗回，剖心挖肺，为兄长报仇。
看过《金瓶梅》的读者会发现，原本在《水浒传》中已经被杀的西门庆，在《金瓶梅》中却活了过来，等于是兰陵笑笑生给西门庆续了命，让李外传做了西门庆的替死鬼。
清代文人文龙说：
使“《水浒传》已死之西门庆，而《金瓶梅》活之；不但活之，而且富之贵之，有财以肆其淫，有势以助其淫，有色以供其淫，虽非令终，却是乐死；虽生前丧子，却死后有儿。作者岂真有爱于西门庆乎？是殆嫉世病俗之心，意有所激、有所能而为此书也。”
那么《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究竟为什么让西门庆复活，让李外传做西门庆的替死鬼？所谓“嫉世病俗之心，意有所激、有所能”，表现何在呢？
01
《金瓶梅》作者的艺术构思，不是从善良的愿望、美好的理想出发，而是从真实的生活，严酷的现实出发。让武松把西门庆一拳打死，既使武松能够报仇雪恨，又使坏人迅即受到应得的惩罚。这种艺术处理，当然是最符合人们的理想、愿望的，也是最容易赢得读者的拍手称快的，不失为是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一种艺术方法。然而，如果我们从严格的现实主义的眼光来看，这难道符合现实生活中的常规么？
在那个黑暗的时代，现实生活中普遍的必然的规律，是为人欲报仇雪恨不得，屡遭无辜的打击和陷害，受尽无穷的苦难和折磨，而坏人尽管作恶多端，却依然飞黄腾达，享尽荣华富贵。所谓“有所激，有所触”，就是作者被这种黑暗的社会现实所激发、所感触，他要把明代那种黑暗的社会现实真实地揭露出来，使故事情节、人物命运和现实生活更加贴近，更加具有深刻的社会典型意义。《金瓶梅》这种艺术描写的特点，不仅表现在以李外传做西门庆的替死鬼这一个情节的处理上，而且也反映了它整个艺术构思的基本走向。
02
兰陵笑笑生还由此进一步揭示出西门庆不是孤立的坏人，而是与整个封建统治阶级沆瀣一气，得到从地方官吏到朝廷重臣的庇护和纵恿的：其艺术构思不是着眼于惩办个别坏人，而是着眼于揭露整个社会现实，着力创造艺术的典型。
前文说了《水浒传》中的武松在报仇杀人之后，“县官念武松是个义气烈汉，又想他上京去了这一遭，一心要周全他，又寻思他的好处”，便主动在上报的文书上减轻武松的罪名。东平府尹陈文昭也是“哀怜武松是个有义的烈汉，如常差人看觑他，因此节级牢子都不要他一文钱，倒把酒食与他吃”。
仿佛这些官吏都不是站在西门庆一边，而是统统为武松这个“有义的烈汉”所感化了。这不仅把封建伦理道德的“义”加以理想化了，而且使西门庆成为孤立的个人，仿佛只要打死西门庆一个人，就真的能报仇雪恨了。
《金瓶梅》作者把西门庆写成事先就得县衙皂隶李外传的通风报信，使他得以逃脱武松的惩罚。由于“知县受了西门庆贿赂，对待武松便一夜把脸翻了”，不但不顾及往日武松对他的义气，还凶神恶煞地“喝令左右：'与我加起刑来’!"“把武松拖翻，雨点般篾板子打将下来。”寥寥几笔，把这个县官无情无义充当西门庆帮凶的丑恶嘴脸，便活现在读者的面前了。
在《金瓶梅》中，虽然也称东平府尹陈文昭“极是个清廉的官”,他明知“此人为兄报仇，误打死这李外传，也是个有义的烈汉，比故杀平人不同”，但由于西门庆有蔡太师等一帮强大的后台和复杂的关系网，这位号称清官的陈府尹，也只得打消“一同从根勘明白”的初衷，“当堂读了朝廷明降”，将武松“免不得脊杖四十，取一具七斤半铁叶团头枷钉了，脸上刺了两行金字，迭配孟州牢城”了事。
这就进一步揭示出：无论是贪官或清官，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他们都必然跟西门庆站在一起，充当镇压武松的专政工具；西门庆绝不是孤立的一个恶豪，他是跟上上下下的封建统治势力勾结在一起的，是整个社会恶势力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因此，武松与西门庆的斗争，就绝不只是个人之间报仇雪恨的问题，而在实质上是反映了社会阶级的内容。尽管作者不可能自觉地明确认识到这一点，但他着眼于对整个社会黑暗政治的揭露，就必然使他的艺术构思的视野，如汪洋大海一般，既辽阔无比，又深邃异常，把典型人物置于深广的典型社会环境之中。
03
《金瓶梅》作者的艺术构思之所以不是侧重于热烈歌颂武松那样理想的英雄人物，而是着力于对社会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深刻揭露和批判封建社会的腐朽和衰落，这还反映了作家不同的气质和创作个性。
如同法国十九世纪小说家福楼拜致小说家乔治·桑的信中所说的：
“你，事无巨细，一下子就升到天空，再从上空降到地面。你有先见、原理、理想出发。这就是你对人生宽厚的原因，你心平气和的原因，正确些说，是你伟大之处。我呀，可怜的东西，胶着在地面上，好象穿的是铅底鞋；一切刺激我、撕裂我、蹂躏我；我上去要费老大的力气。假如我用你的方式来看整个人世，我会变成可笑的了，如此而已。因为你白向我传道，我不能另来一个我的气质以外的气质，或者另来一套不是根据我的气质发展起来的美学。”
《金瓶梅》与《水浒传》的艺术特色不同，仿佛也如福楼拜与乔治·桑的区别有点相似，我们完全不必在他们之间扬此抑彼。歌颂理想的英雄人物，有巨大的教育和鼓舞作用；对于丑恶的社会现实的深刻揭露和批判，也有震撼人心的惊醒和认识作用。如当西门庆作恶多端，仍逍遥法外，而武松为兄报仇不成，却被吃官司，《金瓶梅》作者写道：
“谁人受用？谁人吃官司？有这等事！有诗为证：英雄雪恨被刑缠，天公何事黑漫漫？”
对此，清代文人文龙表示：
“独是武松一口恶气，未能出得，看者能勿怏怏乎？唯其怏怏也，方可与看《金瓶梅》。必须怏怏到底，方知《金瓶梅》不是淫书也。”
在激起读者怏怏不满之中，就必然要引起深思猛省，认识到不只是西门庆一个坏人在作恶，而是天公黑漫漫--整个封建统治势力在庇护他，纵容他。因此，武松跟西门庆的斗争，走个人复仇的道路就必然行不通，不但复仇不成，而且势必遭到封建政权的残酷镇压；最后只有“上梁山”，走集体武装反抗封建的道路，才是唯一的出路。
这样描写，显然是完全符合社会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的。尽管作者不可能自觉地懂得阶级斗争规律，但是由于作者的艺术构思是建立在对现实的社会关系具有非凡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理解的基础之上的，他就能在客观上反映出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从《金瓶梅》作者的主观上来说，他有“嫉世病俗之心”,要通过他的作品，使人们“知盛衰消长之机”，使之足以“为世戒”。像西门庆这种，贪财好色，滥施淫欲，无恶不作，即使能逃过武松的铁拳，也终究逃不脱自取灭亡的命运。因此，作者要以西门庆“为世戒”。
文龙还指出：
“李外传之传，读作去声，方合本旨，故用之以脱卸西门庆。《水浒》为里传，此书为外传也。”
所谓“里传”，是指《水浒传》直接为水浒英雄作传，而《金瓶梅》作为《水浒传》的“外传”，则是侧重揭露整个封建统治的腐朽黑暗，为武松等水浒英雄之所以走上梁山造反的道路，描绘出一幅世俗人心隳败、封建统治腐朽衰落的社会生活画卷。《水浒传》和《金瓶梅》两本书艺术构思的侧重点和艺术描写的特色，虽有理想和现实、歌颂和暴露、“里传”和“外传”之别，但其进步的思想政治倾向，却是基本上一致的，可谓异曲同工，各极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