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国民报”致初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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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国民报”致初选人
一
科伦1月25日。我们虽然不是经常看到，但是偶尔也能满意地看到，从革命和反革命这两股洪流冲击以后留下来的积层下面冒出一个旧的三月革命以前美好时期的路标。山岳已移，沟壑已平，丛林已倾，而路标屹立如故，焕发着昔日的光彩，上面依然写着原来的字样：“通往席尔达[178]！”
柏林“国民报”[179]第21号就像这种路标一样，向我们伸出一只木手，上面写道：“致初选人。通往席尔达！”
“国民报”在它的忠告中首先向初选人宣称：
我们不来评论这段话的佶屈聱牙、生拼硬凑、夸张而又拙劣的风格。这家报纸说，普选权应该向我们揭示出，所谓不是个别等级和阶级的，而是全民的意志究竟是什么。
妙极了！但“全民”是由谁组成的呢？
由“个别等级和阶级”组成。
“全民意志”又是由什么构成的呢？
由个别的、互相矛盾的“个别等级和阶级的意志”构成，就是说，正好是由那种被“国民报”描写为“全民意志”的直接对立面的意志构成的。
看！“国民报”的逻辑性多么强！
“国民报”认为，存在着一种统一的全民意志。这种意志并不是互相矛盾的各种意志的总和，而是一种统一的、一定的意志。这到底是什么呢？
这就是多数人的意志。
而多数人的意志又是什么呢？
这就是从多数人的利益、生活状况和生存条件中产生的一种意志。
可见，要有同样的意志，这些多数人就要有同样的利益、同样的生活状况、同样的生存条件，或者他们至少必须在自己的利益上、在自己的生活状况上、在自己的生存条件上，暂时互相密切地结合在一起。
说得明白一点，所谓人民的意志，多数人的意志，并不是个别等级和阶级的意志，而是唯一的一个阶级和在社会关系即在工业和商业关系方面都从属于这个唯一的统治阶级的其他阶级以及阶级的某些部分的意志。
“从这里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所谓全民意志就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吗？
当然是这样。普选权正是一根磁针，它虽然摆动了几次，但最后总是指向这个负有统治使命的阶级。
而心地善良的“国民报”却像1847年那样，还在喋喋不休地谈论想像中的“全民意志”。
再往下看。“国民报”讲完了这个高明的开场白以后，又提出了一个使我们大为惊讶的意味深长的意见：
那时的一切都装饰着鲜花，
太阳的光芒也在发笑，
鸟儿唱着热恋的歌，
人们都在希望，在思考。——
他们想：[181]
“那时似乎大家都是一致的，都认为应当立即全部实现那些伟大的改革；如果本着当时的精神，适应着从那时以来已经提高了的文化水平和认识水平，在1807—1814年奠定的基础上继续进一步加以建设的话，这些改革早就在普鲁士实现了。”
“那时似乎大家都是一致的！”“国民报”的天真真是既伟大又可赞！那时近卫军怀着切齿的仇恨撤出柏林，那时普鲁士亲王不得不换上邮差服装从柏林狼狈逃走，那时人民在王宫前面迫使国王向三月革命牺牲者的尸体脱帽致敬，而高等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不得不按住因国王受到这种屈辱而引起的愤怒，——“那时似乎大家都是一致的”！
的确，抱这样的幻想已经是有些过分了！但是现在，在不得不承认自己受骗之后，竟然还向全世界宣扬这种已经受过骗的轻信。——说实在的，c’est par trop bonhomme〔这就太愚蠢了〕！
在哪一点上“似乎大家都是一致的”呢？
就是大家一致认为：“应当实现那些伟大的改革，如果……继续进一步加以建设的话，这些改革早就……实现了。”
在这一点上，大家是——不对，应该说似乎是——一致的。
这就是用恰当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三月革命的伟大成果！
而这些“改革”又是什么呢？
这就是“本着当时的精神，适应着从那时以来已经提高了的文化水平和认识水平，把1807—1814年的基础”加以发展。
就是说，一方面本着1807—1814年的精神，同时又本着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精神。
很简单，所谓“当时的精神”，就是指当时法国人对当时普鲁士容克君主国所施加的全然是物质的压力，也就是指当时同样也不如意的普鲁士王国的财政赤字。只是为了使资产者和农民能够纳税，只是为了至少在表面上给普鲁士王国的臣民实行一些法国人在他们所占领的德国地区大量实行的那种改革，——总而言之，只是为了把破烂不堪的、腐朽了的霍亨索伦君主国重新缝补一下，只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实行了一些残缺不全的所谓城市条例、赎买条例、军事制度等等。所有这些改革只有一个特点，这就是比法国1789年的革命，甚至比英国1640年的革命落后了整整一个世纪。难道这一点应该成为曾被革命席卷了全国的普鲁士的基础吗？
旧普鲁士一向妄自尊大，总是把自己当做世界历史的中心，事实上，历史总是把这个“理性的国家”在污泥里拖来拖去。旧普鲁士的这种妄自尊大自然不会理睬这样一个事实，即普鲁士在没有挨到法国人的闷棍之前，总是安然地坐在1807—1814年尚未发展的基础上，连动也不想动一下。它也不会理睬这样一个事实，即当光荣的、官僚容克的普鲁士君主专制王国在去年2月受到法国人一个新的有力的刺激，而不得不堂而皇之地从“1807—1814年的基础”上滚下去的时候，这些基础早就被遗忘了。它也不会理睬这样一个事实，即对普鲁士君主专制王国说来，问题根本不在于这些基础，而仅仅在于防止法国的刺激造成更大的后果。所有这一切，妄自尊大的普鲁士都不去理睬，而当它突然受到一个刺激的时候，它就会喊叫起来，把腐朽了的1807—1814年基础召来，就像孩子呼唤保姆一样！
好像1848年的普鲁士，在领土、工业、商业、交通、文化和阶级关系方面，不是和“1807—1814年基础”上的普鲁士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国家！
好像从那时起不是已经有两个全新的阶级——工业无产阶级和自由农民进入了普鲁士的历史；好像1848年的普鲁士资产阶级不是在所有各方面都同“基础”时代的怯懦的、温和的、怀着感激心情的小资产阶级有所不同！
这一切都无所谓。英武的普鲁士人除了他们的“1807—1814年基础”以外，不需要知道任何事情。这就是一个能在上面进一步加以建设的基础，——而有了这一点也就足够了。
一个最巨大的历史变革的开始，只不过是一场最渺小的玩弄所谓改革的骗局的终结，——在旧普鲁士，人们对革命的看法就是如此！
在对祖国的历史作一些自以为是的、愚昧无知的幻想这一点上，“似乎大家都是一致的”，——诚然，谢天谢地，只是柏林一个城市是这样！
让我们再往下看。
请看这个甜言蜜语、心地善良的资产者是怎样再一次歪曲革命的！贵族、僧侣、官僚、军官“看来准备”放弃自己的特权，但这并不是慑于武装的人民，也不是因为对欧洲革命一感到畏惧就在自己队伍中不可抑制地发生的愈来愈严重的精神瓦解和组织瓦解使得他们无力反抗，——不是的！和平、善良、互利的2月24日和3月18日[182]的“协定”（用康普豪森先生的话来说），使“他们深信”，这是“合乎他们自身的、正确理解的利益的”！
三月革命，甚至2月24日的革命，都是合乎容克地主、教会法庭顾问、厅长和近卫军中尉先生们的真正利益的，——这真是一个大发现！
“现在情况已经变了”，已经不同于似乎是5月的那种情况了，换句话说，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同于5月所没有的那种情况了，或者说，现在的情况正好就是5月的情况。
柏林“国民报”就是用这样的文字来写文章的，并且还以此自豪。
总而言之，1848年的5月同1849年的1月只是表面上有所不同。以前反革命分子似乎是意识到了他们的职责，而现在他们是真正没有意识到，并公开承认这一点，——这使和平的资产者感到悲痛。要知道，反革命分子的职责就是为了自身的、正确理解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利益！他们的职责就是切断自己的血管，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正确理解的利益的维护者抱怨说。
到底为什么你们的敌人现在不去做那些你们认为终究是他们的职责的事情呢？
这是因为你们在春天没有尽到你们的“职责”，因为当你们强大的时候，你们的行动却像个胆小鬼，你们在那个会使你们壮大并把政权交给你们的革命面前发抖了；因为你们自己丝毫不去触动旧废墟，而沾沾自喜地对着镜子欣赏自己不彻底的成就上面的光环！现在，当反革命突然强大起来并且蹂躏你们的时候，当你们脚下的基础完全动摇了的时候，你们却要求反革命做你们的仆人，要他们清扫那些由于你们无力和胆小而没有清扫的废墟，——他们是强者，难道他们应该为你们这些弱者牺牲自己吗？
真是天真幼稚的蠢货！你们等着吧，不久人民就要起来了，他们会一下子把你们连同你们现在软弱无力地对之狺狺吠叫的反革命一齐打倒！
二
科伦1月27日。我们在前一篇文章中没有考虑到一个似乎总可以为“国民报”稍加辩白的情况：“国民报”不能自由讲话，它处在戒严的压迫下。既然是戒严，它自然不得不唱出这样的调子：
因为秘密已如义务临降；
我本要向你倾诉衷肠，
只是命运不允许这样！！！[183]
然而，就是在戒严时期，办报也不是为了发表违背自己心意的言论，何况戒严同我们前面所谈到的那篇文章的前一半毫无关系。
“国民报”的文笔既夸张又晦涩，这怨不得戒严。
“国民报”在3月以后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天真幻想，这也怨不得戒严。
“国民报”把1848年革命变成1807—1814年改良的尾巴，这也根本不是戒严强迫它这样做的。
总而言之，戒严决没有迫使“国民报”对1848年革命和反革命发展的进程产生荒谬的想法，关于这些想法，我们在两天以前已经向它指出过。戒严针对的只是现在，而不是过去。
所以，在我们批评这篇文章的前一半时，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戒严这回事。正因为这样，我们今天就把戒严考虑进去。
“国民报”在讲完它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开场白以后，就对初选人说道：
什么“进步”？什么“成就”？所谓“进步”，是说“如今一切都变了”，已经不同于“似乎”是5月的那种情况了吗？所谓“成就”，是说“从旧制度中得到好处……的那些人……没有像他们的职责所要求的那样亲自去帮助清除旧废墟”吗？或者是指那些“加固破房子，并且想用一些表面上适合于新时代的形式来加以装饰”的钦定“成就”吗？
“国民报”的尊贵的先生们，戒严决不能成为替荒谬和糊涂的言论辩解的理由。
现在非常顺利地“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进步”，只是一种回到旧制度的退步，我们正沿着这条进步的道路愈走愈远。
我们现在仅有的“成就”（这完全不是普鲁士所特有的成就，也不是“三月的”成就，而是1848年欧洲革命的结果），就是最普遍、最坚决、最残忍、最凶暴的反革命，但是，这种反革命只是欧洲革命的一个阶段，因此，它的必然后果一定是一个新的、普遍的、胜利的革命回击。
也许“国民报”对这一点知道得和我们一样清楚，只是由于戒严而不敢这样说？让我们来听一听：
尊贵的先生们，戒严最多不过是迫使你们沉默，却不会迫使你们说话。所以，对上面引证的这句话我们是这样看的：如果这话是你们说的，那就对了；如果这话是戒严当局说的，那你们何苦去做它的机关报。你们或者是革命者，或者不是。如果你们不是革命者，那我们就是死敌；如果你们是革命者，那就应该沉默。
但是，你们的话说得那么肯定，你们过去的行为又是那么规矩，所以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戒严同这个声明毫无关系。
“我们不要继续革命。”这就是说：我们要继续反革命。因为历史事实证明，对于暴力反革命或者根本不能战胜，或者只有用革命来战胜。
“我们不要继续革命。”这就是说：我们认为革命已经结束，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革命在1849年1月21日以前，即在上述文章写好以前所达到的目的，正好就是反革命。
“我们是一切无政府状态、一切暴力和专横的敌人。”
这就是说，也是一切革命后直到新制度巩固以前都必然产生的那种“无政府状态”的敌人，是2月24日和3月18日“暴力行动”的敌人，是无情地摧毁腐朽的制度及其衰弱的法制基础的那种“专横”的敌人！
“我们要法制、安宁和秩序！”
真的，为了拜倒在“法制、安宁和秩序”面前，为了抗议革命并为反对无政府状态、暴力和专横的疯狂叫嚣帮腔，真是选择了一个良好时机！这个时机选得很恰当，因为正好是在这个时候，在刺刀和大炮的保护下，革命被正式诬蔑为刑事犯罪；正好是在这个时候，根据国王签署的诏书毫不掩饰地在实行“无政府状态、暴力和专横”；正好是在这个时候，宫廷权奸强加于我们的“法律”总是被用来对付我们，而不是保护我们；正好是在这个时候，所谓“安宁和秩序”就在于使反革命得到“安宁”，以便恢复它自己的旧普鲁士的“秩序”。
不对，先生们，通过你们的口说话的并不是戒严当局，而是讲柏林话的，目光短浅、软弱无力而又怀有许多善良愿望的名副其实的奥迪隆·巴罗。
任何一个革命者都不会这样轻率、这样幼稚、这样胆小，竟在反革命高奏凯歌的时候背弃革命。如果他不能讲话，那就行动。如果不能行动，那就宁可一言不发。
也许“国民报”的先生们在实行一种狡猾的政策？也许他们表现得如此温和，是为了在选举前夕再把一部分所谓温和派吸引到反对派方面来？
早在反革命开始向我们猛扑的第一天，我们就说过，从现在起仅仅存在着两个党：“革命者”和“反革命者”；仅仅存在着两个口号：“民主共和国”或“专制君主国”［注：见本卷第146页。——编者注］。一切处在中间的已经不是党，而仅仅是派。反革命的一切行动都证明了我们所说的话。选举就是我们这些话的最光辉的证明。
当这两个党的矛盾已经非常尖锐的时候，当斗争进行得非常残酷的时候，当这种斗争仅仅由于有组织的丘八们的力量占压倒优势而不能用武力解决的时候，任何中介的政策都将终止。在这样的时刻，只有奥迪隆·巴罗本人才能扮演奥迪隆·巴罗的角色。
但是我们这些柏林的巴罗们却有自己的保留、自己的条件、自己的解释。他们是抱怨派［Heuler］[184]，但绝对不是单纯的抱怨派；他们是带有保留的抱怨派，是静悄悄的反对派中的抱怨派：
我们不必劳神去抄完这些为适应戒严状态而编造的句子了。要说明问题，只要指出下面一点就够了：这些先生们“想要”的不是革命，而仅仅是一小束革命成果，例如，一点儿民主，甚至一点儿宪政，几项新法律，取消一些封建设施，实行资产阶级平等，等等，等等。
换句话说，“国民报”的先生们和以“国民报”为机关报的前柏林左派集团的先生们想要从反革命手中得到的东西，正是构成反革命驱散他们的原因的东西。
什么也没有学到，什么也没有忘掉！
这些先生们“想要”的东西，全是那些除了进行新的革命以外他们用别的方法永远也得不到的东西。而新的革命他们又不想要。
因为新的革命还会给他们带来一些和上述微小的资产阶级要求完全不同的东西。所以这些先生们不喜欢革命是完全理所当然的。
幸而历史的发展很少关心巴罗先生们“想要”什么和“不想要”什么。巴黎的真巴罗在2月24日“想要”得到的不过是一些微小的改革，不过是为自己取得一个部长职位而已。在他刚刚等到这些的时候，巨浪就把他卷走了。于是，他和他的全体善良的小资产阶级的信徒，就在革命的浪潮中消失不见了。现在也是这样，现在他终于重新取得了部长职位，他又“想要”各种东西了。然而，他所要的东西，一件也没有实现。自古以来，一切巴罗的命运都是如此。柏林的巴罗们也将遭到同样的命运。
不论戒严也好，不戒严也好，他们仍将用他们善良的愿望来烦扰大家。他们所能做到的，最多不过是在纸上实现自己的某些愿望。然后他们不是被国王撤职，就是被人民撤职。总之，他们的差事是丢定了。
| 卡·马克思 写于1849年1月25—27日 载于1849年1月26和28日“新莱茵报”第205号和第207号增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
注释：
[178]席尔达——城市名称。该城居民——席尔达人是十六世纪末流传在德国民间的同名故事（《Schildbürger》）里所描写的人物，他们是庸人的无知和愚蠢的象征。——第234页。
[179]“国民报”（《National-Zeitung》）——1848年在柏林出版的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第234页。
[180]1848年4月8日的选举法规定了“普鲁士宪法协商会议”的选举程序。选举在普选权的基础上进行。然而，普选权是有限制的，即受间接的（两级的）的选举制的限制。1848年12月6日继钦定宪法之后颁布的法令，仅仅给了所谓“独立的普鲁士人”以选举权（见注287）。——第234页。
[181]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八章。——第236页。
[182]1848年2月24日——法国人民在这一天推翻了法国路易-菲力浦王朝。
1848年3月18日——普鲁士革命在这一天开始。在柏林发生了街垒战。——第239页。
[183]引自歌德的小说“威廉·麦斯特的修业时代”第5卷第16章，即描述米尼昂的诗篇。——第241页。
[184]关于抱怨派见注172。——第2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