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洄溜古镇杯乡愁散文大赛】​​胡晓斌||从童年的记忆出发

从童年的记忆出发

文/胡晓斌

故乡的食物

朝笏板子

名字起得很高贵，其实就是烧饼——长方形的烧饼。极脆、喷香。

一个废汽油桶改成的烤炉、一张五合板支起案板，就是全部家当。

刚出炉的烧饼，热、脆、香，一嘴咬下去，连唾沫都没尝到，就直接下肚。

炕烧饼的是夫妻俩——从配合的默契程度看，应该是夫妻俩——并不是县城的人，也许是北方人来此谋生的？不知道，也没人说。只知道放了学，赶紧去排队，要不然，买不到。

一毛钱一块，现在，还有吗？

董  糖

一直不知道，这种甜而不腻的食物怎么会叫这个名字？我以为是墩糖。一块块的四方形的小块，很敦实的样子。

糯米粉炒熟后，淋上饴糖，隔成一个个方形框子，撒上黑芝麻，糯、香、甜、软。包装很简陋，两层纸而已。后来，包装精致了，看着上面印的字，我才知道，原来叫“董糖”。

董糖有点像如今在各个旅游景点都看到的龙须酥，不过龙须酥味道差远了。龙须酥不过是徒有外表，董糖的甜才叫甜、香才叫香。

不过为什么叫董糖？是姓董的发明的吗？也许有什么故事在里面？

小 炸

糖水和面、醒发，发面擀薄，撒上芝麻，切成一个个菱形的面皮，下热油锅，炸至泡开，漏勺捞出、晾凉。甜、香、酥脆。装入白铁桶——那可是童年的百宝箱——桶口一定要密封好，这是一整年的零嘴儿。

每年春节前，母亲在大锅里用热油炸圆子，就手擀些面皮，小炸就有了。

干 丝

干丝是小城早茶的名片。

从大酒楼到小饭馆，每家饭店都有，味道各有不同，相同的是都很好吃。

小城标准的早茶是：一碟干丝、小笼包子，再配一壶新沏的绿茶。

干丝是拌成的，不是煮干丝。干丝煮过后，变得软绵绵的，没嚼劲，据说还是扬州菜的经典，吓，那他是没尝过我们的拌干丝。

干丝用的豆腐干子就是当地的香干，比茶干压得还密实。斜刀片薄，将薄片叠在一起，再立刀切细，如发丝。一层层地码放在碟子里，堆成圆锥形，开水从上浇下，泌干水。淋入酱油、嫩黄的生姜丝、鲜红的辣椒丝、青绿的香菜，最后浇上麻油。这一大碟干丝和泡得正浓绿茶热乎乎地吃下去，早晨就被唤醒了。

鸡粒果子

鸡粒果子是地方俗称，其实就是鸡头米，学名叫“芡实”。这是一种水生植物，漂浮的生长在水面上，叶子与菱角类似。

剥开形状如鸡头的芡实外壳，里面是一粒粒青圆的果实，和石榴米一般大小。煮熟后，变成黑圆黑圆的。这就是鸡粒果子。

晚上，在攀桂街边昏黄的路灯下，有老奶奶蹲守在哪里，守着个草捂子，里面是一个盛满鸡粒果子的大搪瓷脸盆。鸡粒果子是用酒盅做量具，一酒盅一酒盅舀着卖。磕开后，是白生生的果仁，微甜而清香。

小时候，有时淘气，比我大一岁的姐姐哄我带我去街上买鸡粒果子——现在，我都人到中年了。

焦  面

焦面的焦不是焦黑的焦。是将面粉（米粉也行）大锅翻炒，等颜色呈微微的黄色时，就炒熟了。然后拌上白糖、熟芝麻，就可以食用。父母下班晚，放学回来后，先从瓷坛子里挖一大勺，垫垫饥。

吃焦面应该干吃，尤忌说话——一张口，干干的焦面，喷得到处都是。因此，故乡的俗语里“吃焦面打喷嚏”成了嘲讽别人不会享受的代名词。

花生酥

以前，花生酥是只有到过年才能吃到的美食。不像现在，有专门的作坊，随时可以买到。

花生酥的关键在酥。花生米炒熟，搓去衣，拌上已经翻炒得粘稠的糖稀，趁热整块的放入对窝里捶碎，再趁热切成一块一块糖块。

花生酥制作的关键是力度要大、动作要快。等糖稀变冷就捶碎，这就可以捶出一层层的效果来。

现在林头花生酥也成为了地方特色。

膀 爪

膀爪是指鸭翅膀、鸭爪子。

当地的售卖卤菜有这么个卖法。将鸭子的翅膀、爪子加上内脏——肠、肝、胗等切成一大碗，浇上自家独家配置的卤汁——各家卤菜的味道不同就在此——就可以成为下饭的好菜。

按说这些都是边角料，似乎不太受待见，可渐渐地，那种越嚼越香的感觉让大家对膀爪越发青睐了。

工厂子弟

1958年“大跃进”，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建设工厂的热潮。含山县农机厂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我的父母都是这家工厂的职工，我是典型的双职工家庭的孩子——不折不扣的工厂子弟。

1968年8月25日《红旗》杂志和1968年8月26日《人民日报》，都发表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领袖宣言。在《人民日报》1968年9月10日上，周恩来总理又明确加以转述。

多么激动人心的誓言！那个时代，当一名工人真是无上光荣。

那时的工人阶级真是风光无限。父母住在县城最高学府——含山中学的教职工宿舍，我就是在这里出生的。后来，厂里盖好了宿舍，我还睡在摇篮里抬进了宿舍。

我在这里一直度过我的童年、青少年时代。

工厂宿舍是一排排连体平房，总共是五排。每排平房的山墙两头都有一个用白石灰写的字——大大的标准的老宋体，从南到北，连起来就是这么一句当时非常流行的标语——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我们家就住在“庆”字这一排。那时房子是根据家庭人口分的，甚至连书桌、床这些家具上也订着红色的长方形铭牌——完全是配给制的。

我们家有两间正房和一间小批厦。后来，父亲又将小披厦拆掉，腾出个小院子，后面又盖了间平房——关于父亲盖房的种种，可以另外写篇文章交代。

那时，家家都连在一起，母亲对我们几个孩子要求很严，吃饭时不要到人家串门，尤其忌讳端个碗到处跑。可我们家要是蒸了肉包子、包了菜肉饺子什么的，母亲往往又打发我给左右隔壁邻居们送点。

父母上班都很忙，虽然车间与宿舍只隔堵围墙，可工厂毕竟有工厂的纪律。哥哥姐姐上中学，放学迟，我上五年级，放学早，可以帮着母亲煮饭——那时，我也不过十来岁。

煮饭是大灶，要烧柴草。母亲在早晨上班前，会将米淘洗好，倒进大锅里，然后在锅内沿上粘粒米，叮嘱我水要加到米的位置。

放学后，我一路飞奔回家——小小年纪的我要承担一家人午饭的重任呢。烧柴草，先点着几张纸片，再将绕好的草疙瘩引着，架上木柴，红艳艳的火舌舔着漆黑的锅底，很快就看见锅盖被嘟嘟的沸腾的米汤顶起来。

母亲在车间就能看见烟囱上冒出缕缕炊烟，厂里的同事都会说：“你家三子在烧饭了。”——真有点烽火台传递信息的味道呢。

工厂子弟的一大好处是可以非常方便的得到一些稀罕的玩具。

比如，铁丝手枪，装上火药可以发出清脆的声响和浓重的硝烟。削铅笔的小刀，更是随手就来。随便找一根废钢锯条，在砂轮上来回荡几下，就是把锋利好用的小刀。

还有人字形的铁砂子，可以成为打麻雀的子弹，是弹弓的绝配。

最吸引人的玩具是木头手枪。

大舅在厂里的木模车间，找块边角料，描出样子，用线锯很快就可以锯成一把木头手枪。枪把底部拧上小铁环，缠上红布，绝对是李向阳的不二人选。

家里临时来客人，可以到厂里食堂炒几个菜，比外面饭店里的绝对实惠。热水，能到食堂的大灶上装，冬天有免费的澡堂子、夏天能吃到冰棒，还可以去厂里的理发室剃头……

真是辉煌的80年代！工厂子弟走到哪，都一股雄赳赳气昂昂的气概。

我记得70年代末吧，厂里突然来了一批大城市的知识分子。

有一位姓王的阿姨，是北京一所大学的教师，戴着酒瓶底厚的眼镜。一次，王阿姨在厂大门口的墙报栏里贴墙报，我看她蹲在地上从脸盆里舀糨糊刷，我悄悄地走到她身后，恶作剧般地将她搬倒在地，引来王阿姨的笑骂：“胡师傅，你家小儿子最坏！”

80年代末期，厂里的辉煌不再。

先是福利越来越少，后来连发工资都困难了，我们几个孩子也都在十八九岁的年龄。为了减轻负担，勤劳的父母和厂里其他职工一样，在厂里围墙边的空地上开荒种菜，开始养起鸡鸭。下了班，脱下油腻的工作服，父母又挑起了水桶，在工人与农民的角色中转变着。

进入九十年代，工厂更是一天天萧条起来，终于走到了破产的境地。如今，一栋栋整齐的商品房在原来工厂的位置长了起来。含山县农机厂终于彻底地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誓言一起消失了。

油渍的工装、纱布手套、印着大红奖字的洗脸盆……还有轰鸣的机器声，旋转的车刀，高高的行车……却深深地沉淀在记忆里。

我永远忘不了，我，是工厂子弟。

理  发

二月二，龙抬头。

农历二月二是蛰龙升天的日子，民间认为在这一天剃头，会使人鸿运当头、福星高照。

老家也是一样的习俗。

儿童理发，叫剃“喜头”，借龙抬头之吉时，保佑孩童健康成长，长大后出人头地；大人理发，则寓意辞旧迎新，希望带来好兆头、好运气。故民谚说“二月二剃龙头，一年都有精神头”。另外由于民间流传“正月剪头死舅舅”的说法，很多人正月里都不光顾理发店，直到“二月二”才解禁。

每逢这天，家家理发店都顾客盈门，生意兴隆。

理发又叫剃头，给我留下的记忆是温馨中充满了痛苦。

现在想想都有些怕。

至少得有半个小时在凳子上不动，而且任冰冷而锋利的剃刀在后脑勺处“噌噌”的一个劲地刮，任手动的理发推子在脑袋上犁开一道道沟，并且这推子往往还缺几根齿，齿中往往还会夹住几根黑亮的头发，随着手劲，拔草一般从脑袋上薅去，头发根还带着颤巍巍的肉珠儿……

所以，我特别害怕理发。

然而，犟不过母亲的决心。

“去把头发剃了，再不剃，都要长虱子了！”于是，万般无奈中，向理发店走去。

百货大楼对面就有一家，这是小城中最高大上的国营理发店。

明晃晃的大镜子、可升降的高靠背转椅、水磨石地面，头顶上是悠闲转动的吊扇。

排队买了“飞子”，候着。

“三号。”父亲把我领到理发师面前。接过“飞子”，看也不看，顺手撂进挂在镜子旁的竹筒里。

发型？不需要说的。

“麻烦师傅剃短点。”

“小平头？”

“小平头！”

于是，随着荡刀布上噌噌的声音，剃刀来了；咯吱咯吱，推子来了……头顶是“嗡嗡”的吊扇声。我最担心的是剃刀在后脑勺的凹进处停留，老是害怕头皮剃破。

然而，每次担心都是多余。解下围裙，抄起块大海绵刷刷碎头发碴。再搬过脑袋，端详下，修两剪刀——好了。

剃完了头，父亲会在我的脑门上拍三下——剃头打三巴，不害秃子不害疤。别说，至今我的脑袋从来没生过类似毛病，甚至大夏天连痱子也不生，莫非真与此有关？

呵呵 。

去这样高大上的理发店基本上是一年一次，估计还是费用问题。况且我也真不愿去。

平时我喜欢的是去厂里的理发室。那真是个值得一去的地方。

都是家门口一起长大的玩伴，共同语言很多。而且，这里还有杂志看，剃头的是个潇洒的年轻人，喜欢说笑。

这里倒是好玩，不过，我不大喜欢他的手艺，他只会剃一种发型——俗称“马桶盖”。

后来，突然地，理发室就没了。听说这个剃头匠是“合同工”，厂里经济效益不好，理发室自然就关门了。

我一个同学的父亲——张叔叔，曾在部队上学会了理发。退伍时，带来了整套的理发工具。张叔叔平时给他儿子理发，也很乐意顺下手，帮我理发。

不过毕竟不是理发店，条件简陋，主要是凳子就在他家大门，门前就是大马路，人来人往的，围着围裙，我总觉得好跌相——十几岁的孩子，小小的虚荣心也有了。

听说，同学现在早已离开小城了。

真是想念。

现在，理发倒是方便了，走进小区的理发店，却要带一瓶“五贝子”了。

作者简介：胡晓斌，记者，合肥市作家协会会员，供职于合肥报业传媒集团。业余写作，散文、小说散见于《羊城晚报》《中国新闻出版报》等全国各报刊。多篇作品入选作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