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家灯火】宫国庆：《走过双糖》
【总第052802期】
走过双糖
作者：宫国庆
生命中走过的路程被称之为经历，或铭记或忘记因人而异。我对初始走上工作岗位的那段岁月一直难以释怀，期间的点滴常常在不经意间浮现于脑际，栩栩如生。
一九九一年七月，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双山糖厂工作。双山糖厂，简称双糖，是垦区一家以甜菜为生产原料的制糖企业。
垦区不同于地方，企业有办社会的职能。当时的双山糖厂除了党政工青妇机关、行政部门和生产车间以外，还下设武装部、派出所、卫生所、招待所、电视台和幼儿园等机构，是处级单位，在岗干部职工一千多人，社会功能配套齐全。
算我在内，同时分配到双糖工作的一共有四个人，李雪松、马宏伟和我来自于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王子谦毕业于东北农学院，我们被安排到了同一间宿舍。
双糖的占地面积很大，至少有二平方公里。围墙两侧都挺拔着葱茏伟岸的杨树，车间们集中在西北部区域，机关和宿舍在中间地带，南面大片的空地上茁壮着结了荚的大豆，豆荚们一嘟噜一嘟噜地迎风摇动着，秋天大豆收割完毕之后这儿便是堆放甜菜的原料场。
招待所的南面是两栋并排的单身宿舍，我的宿舍就是其中的一间。室内面积很小，满满登登地放着四张单人床，再无其他空间，个人物品只好放在床下。窗外是一排粗壮的杨树，在屋里就能听见树叶在风里发出“沙沙”的响声。
我是八月底报到的，在厂组织部递交了报到手续后，就直接被分配到了颗粒粕车间任工会主席。这对刚刚参加工作的我来说，真的有点找不到北的感觉，不知道这个岗位该做些什么具体工作。
颗粒粕车间原有的领导班子由五人组成，主任詹来军，四十来岁，挺高的大个子，说话比较爽快，看得出是个雷厉风行的人。书记马纯学，年龄稍长，中等个头，军转干部，朴实沉稳。张世斌、曲长友和陈相河三位是副主任，都是三十多岁的年龄，看起来也都挺淳朴、热情和友善。
这个车间算一线里面的二线，是对提取过糖分的甜菜渣子进行烘干造粒的车间，造出的颗粒呈小圆柱状，大概有香烟那么粗三分二支烟那么长，名字叫颗粒粕，是菜粕。人员不多，一共有六十多名工人。我到任那天，詹主任把大家召集起来简单地做了一下介绍，一阵稀稀落落的掌声过后便各自回到工作岗位上去了。我走进办公室，坐在那里后开始了无所事事。
当时还没有进入生产期，工人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对机器设备进行着检修。一年中有大半年的时间是检修期，因此检修任务并不繁重，到了中后期其实就是流于形式地走过场，毕竟是国营企业不能随便放假。我闲来无事就到各岗位上去转悠，没有学习的目的，只是想认识一下人。工人们见我到岗位上来都很热情，大家知道我不管具体的事，所以都挺随便，嘘寒问暖家常里短地闲聊着，很快我和他们就熟悉了起来。
范永生是车间的电工，小伙子长的很潇洒，一表人才，人称范二哥，黑白两道走的都挺明白。从我进车间的那一天起，他就挺关照我，有很多社会上的事一直都是他给我罩着，免去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按照分工，我负责车间的民主管理、文体活动和职工生活。所谓的民主管理在企业的基层一定程度上是很流于形式的，有着诸多这样或那样的条件制约，付诸于实施的难度很大。其实任何一个单位都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基层尤为如此，具体工作内容都是很理想化地用文字汇报出来的。文体活动是要定期举行的，举办之前厂里会发通知规定时间，不到统一规定的时间是不能组织文体活动的。而职工生活无非就是看看哪个职工家庭生活困难给申请点补助，不能多申请，每人每次也就几十块钱。生产上的事与我无关，这样我等于就是个闲人。
每个月的一号是发工资的日子，当时垦区本科生的工资标准是每月151.3元，在车间里算是比较高的了。九月一号那天，车间财务通知我去领工资，一次发给了我378.25元。我刚来上班还不到一周竟然发了这么多工资，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出纳看出了我的困惑，解释说：“你的参加工作时间从七月十六日算起，干部是上发薪，上发薪的意思就是先发工资后上班，这是补发你之前的一个半月和从今天开始的九月份的工资，一共两个半月，不会有错的”。
怀揣着这些花花绿绿的票子，我有一种巨款的感觉。好不容易才挨到下班，赶紧换上衣服走出车间，叫上同宿舍的几个人奔向了饭馆。要了一桌子菜和一箱啤酒，一顿胡吃海喝一共才花了三十多块钱。接下来的日子便有些阔绰了，宿舍里的几个人都发了工资，而且都一样多，大家便一改平日里吃饭没有着落四处打游击的局面，轮流坐庄，着实地奢侈了一阵子。
日子在迷迷糊糊的兴奋中过了半个多月，十一前夕工厂开始组织合唱比赛。这是我介入的第一项工作，有点不知道该怎么着手。正在犯愁的时候，詹主任说：“就这点事还用得着犯难，车间的人们闲的发慌，热衷于文艺活动的人大把大把的，你等着，我给你安排”。接下来詹主任召开了一次车间会议，确定了大合唱指挥和参赛人员的名单，合唱队就算成立了。
参赛的歌曲选定为《团结就是力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咱们工人有力量》三支。车间停止了检修，上班时间全力以赴地开始了演练。热情高涨的工人们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借来了统一的黑西装白衬衣和红领带，那阵势还真是有模有样的。比赛的时候，竟然在全厂获得了第一名。大家都说是我组织的好，其实我真的是没做什么，仅仅是写了一个开场白和曲目之间的连接词而已。各参赛单位的合唱水平基本都差不多，也可能我们真的就是靠声情并茂抑扬顿挫的开场白和连接词取胜的。
十一过后，我被派到哈尔滨农垦总局党校参加“二五”普法培训班。在那里我见到了同时参加学习的大学同学黄旭东和冯淑琴，分配在哈市农垦总局建筑公司工作的樊旭东和香坊农场的李朝元同学也闻讯赶来。虽然毕业才刚刚几个月的时间，但同学之间的那种朴素而真挚的情感在那些天里汩汩地流淌着。
樊旭东和李朝元几乎是放下了手里的工作，每到吃饭的时候就提前过来，带我们去老都一处饺子馆等哈尔滨一些当时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品尝各种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从来没有奢望过的菜品。周六和周日的时候还带我们到中央大街、索菲亚教堂、公园和一些景区去参观游玩，我估计那段时间他俩至少要花掉几个月的工资。踩着街头缤纷的落叶，在秋风的凉意里体验同学间的那份温暖，我很快乐。
十月中旬，培训班结束返回双糖的时候，生产期已经开始了。车间二十四小时运转，除了詹主任、马书记和我以外，各岗位上的工人都开始了三班倒，三个副主任各带一个班，我依旧是一如既往地在车间里漫无目的地转悠着。
厂区大门口外运送甜菜的车辆排成了几公里长的车队，不分昼夜地过磅和卸车，那片刚刚收完大豆空旷的场地开始作为原料中转站堆放甜菜，即便是夜间也灯火通明地忙碌着。凛冽的寒风中卸甜菜的都是临时工，卸一车20块钱，在现场员的吆喝声中他们紧张地忙碌着，争先恐后，很累却很兴奋，脸上洋溢着笑容。我想，笑容的背后一定都有着这样或那样无奈的故事，也许他们当时心里想的是家中上学的孩子亦或是生病的老人，这才是他们甘愿付出辛苦的原动力。生活之于每一个人都不容易，社会底层尤为如此。
正值我沉浸在生产期工人们热情高涨的氛围中之时，却被通知抽调到管局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工作队，而且要马上就去报到。
九三局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工作队是由各局直单位临时抽调的40个人组成的，除了留守管局社教办的工作人员外，剩余的被分成十一个小队，每个小队三人，一名正处级领导干部带队、队员是一名科级干部和一名普通干部，分赴九三局下属的十一个农场。
我们这一小队的队长是劳动局局长王振久，队员是油脂厂的李德亭和我，地点是七星泡农场，为期半年。
动员会上管局的书记和局长进行了指示，强调了纪律，要求大家在蹲点地区长住，不能请假。工资由原单位发放，社教办每天给每人三块五角钱的补助费，社教结束后一次性发放。
出发的那天送行的场面非常壮观，社教队员们每个人的胸前都佩戴着一朵大红花，在鼓乐喧天和震耳的礼炮声中，大家登上了早已一字排开停在那里等候的十一辆“212型”北京吉普。
王振久是从七星泡农场副场长的岗位上被提拨为九三劳动局局长的，此次社教重返故地，农场在各个方面都给予了细致周到的安排。我们三人住在农场招待所阳面一间比较干净的房间里，一日三餐都安排在雅间，由农场的纪委书记吴义陪同。
吴书记四十多岁，长的比较敦实，说话风趣，很会提炼语言。他平时总是叼着烟斗，饭量不大酒量却很大，中晚餐每顿至少要喝两大杯六十度的白酒，大概有六两多。我很欣赏他的语言，也很佩服他的酒量。
社教办对我们的工作要求是“指导不领导、帮办不代办”，整体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按时间推进依次是安排启动、组织实施和考核验收。这意思就是说我们不用参加具体工作，只要通过会议做相应的布署和听取汇报就行了，当然必要的时候也应该下到连队去看一下，看的过程被定义为指导、检查或者验收。
七星泡农场除了场部的工商运建服企业外下设二十六个生产连队，驻地相对分散，我们一般情况下不会在寒冷的冬日里去下面检查和指导工作。只有连队的书记或队长们家里杀猪的时候，他们才通知场领导安排我们前去，其实目的很明确，主要是交流感情。
酒桌上的气氛都很热烈，那些连队的干部们特别朴素和实在，酒量很大，酒文化也非常丰富，能让人产生一种不喝不行的想法，我的酒量在那段时间有了很大的长进。
平时大多数时间我们都是三个人坐在招待所的屋子里闲聊，王局长不止一次详细地给我讲述了他成长的经历，这位早年毕业于东北农学院的大学生一路走来有着诸多的经验和教训，对刚参加工作的我来说弥足珍贵。
六个月的社教工作很快就结束了，我被评为了垦区“优秀社教工作队员”。我并没有做什么具体的工作，荣誉是王局长给我争取的，他说这也许对我将来的成长会有帮助。
后来王局长被任命为九三油脂厂厂长，好多次想调我到他们单位工作，由于我个人的原因一直没能前去，但这份情义我却始终都没有忘记。
人的一生中能遇到一个真心想帮助自己而本身又有决策权的领导是非常不容易的，我遇见了，但由于个人在思想意识上的不成熟没能抓住机遇，不得不说这是我成长过程中一件很遗憾的事。
回到工作单位，已是一九九二年的四月份。生产期结束了，响应国家号召一轮轰轰烈烈的“砸三铁”运动在双糖全面展开了。伴随着干部和工人们的下岗或转岗，我被从车间调出任命为厂工会宣传干事，职务从副科级一下子降成了正股级。我当时并不是很在意职务级别，也就欣然接受了。
厂工会原有十几个人，精简后由六人组成，主席、会计、出纳、宣传干事、文体干事还有一名夜班打更人员。
主席何少斌大腹便便，尽管身材很魁梧，但是站起来的时候低着头无法看到自己的脚，人们戏称其为“何大肚子”。他为人还算和善，挺憨厚的，没啥坏心眼，口碑很好。会计韩亚丽和出纳郭长荣都是中年妇女，体态丰盈，平时总是小心翼翼的，生怕工作中出错或是一不留意得罪了什么人。文体干事孙玉良年龄比我大两岁，性格比较直爽，是脸上和心里都藏不住事的那种人。打更的李春林年龄比较大，干瘦，面色苍白，毫无表情，只有当那双眯缝眼间或张开一轮的时候才能让人知道是个活物，他只是一个人上夜班，平时我几乎见不到。
工会其实真的没啥具体工作，按工人们的说法是“工会工会，吃完就睡，发发电影票，收收会费，偶尔组织点活动，也是别人受累”。
办公和活动场地足够大，南北二栋房子呈工字型连在一起，后面的那栋略小，只有工字型的一半，是办公用房，我们五个人的办公室设在这里。南北两栋中间连接处为会议室，南面的那栋非常大，中间是能够容纳全厂人参加的多功能大厅，大厅的东侧是舞台，舞台的尽头是音控室和化妆间，大厅的西侧是团委的办公室、夜间值班室、图书室和仓库。
我和孙玉良在同一间办公室，室内除了两张办公桌和必要的家具之外还摆放了一个台球案子，看这布局就知道，在这个屋里打台球也是必要的一项工作内容。
海量的办公用品，纸墨笔砚等一应俱全。这些东西明摆着是让写字用的，可是写什么就没有了具体规定。我先是跟着团委的孟万达练习写毛笔字，练了一段时间没什么长进，写出来的字根本不成体，索性不再练习。后来又开始每天和孙玉良一起打台球，打着打着就打烦了，并决定以后永远都不再打台球。
按照分工，我负责各种上传下达文件的行文、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的起草、劳动竞赛、评模选优和先进事迹的呈报。说起来比较繁杂，实际工作却非常轻省，除了偶尔起草公文以外，其他工作内容都是有下面的单位先行呈报的，我只要对交上来的材料用自己的语言做一下简单的提炼、润色和汇总就行了，其实也就是“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的事。
我常常看着那些怎么都用不完的稿纸们发呆，忽一日终于产生了要写点东西的想法。没有什么素材，索性就写自己灿烂时的心情、寂寞时的愁绪、失败里的精彩和成功里的遗憾。当时的作品发表都必须是通过纸质媒介，文学的道路上非常拥挤，新手上路编辑部没有熟人的投稿基本上没戏。
很幸运，我的大学现代汉语老师刘凤山当时刚好调任《北大荒》杂志社做编审和记者，在校期间他曾经给过我兄长般的温暖，毕业后还时常利用工作之便来双糖看我。有了这样的方便条件，我写完的稿子们也自然就有了着落。或者见面的时候直接呈递或者邮寄，刘老师帮助我在不同的刊物上发表了不少的文字。后来我又通过双糖宣传部的潘慧璞部长认识了当地报社的主编王剑刚，在《九三报》上也发表了一些习作，算是圆了我的文学梦。
正当我沉溺在文字里的时候，管局下达了交谊舞大赛的通知，要求全局范围内各单位都要组织一支不少于二十四人的交谊舞团队，八月一日建军节的时候进行团体和个人比赛。通知里明确地规定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各单位必须要足够地重视。
按说这项工作该由文体干事孙玉良负责，可孙玉良偏偏不擅长交谊舞，这事就只能是落在了我的头上。我在大学里学习过交谊舞，而且相对熟练，也就没觉得有啥可为难的。
我在全厂范围内挑选了包括我和孙玉良在内的二十四个男女青年，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开始了为期二十多天的训练。那些日子里我在忙碌中充实着，大赛的时候居然取得了全局团体和个人两个第一名的好成绩。
交谊舞比赛结束后，我仿佛有些失落。不可能每天都写东西，也没有那么多的内容可写，更多的时候是很寂寞难耐的。闲生事端，这话非常有道理。
在那两栋并排着的单身宿舍里有两个人我一直都觉得不太对劲，每每看见他俩我都有一种如芒在背的感觉。一个是厂霸吴广生，人称“吴大小子”，四十来岁的光棍，经常进出拘留所，并很以此自居，认为没人敢惹他，厂区范围内也确实是没人招惹他，谁愿意和一个类似亡命之徒的“跑腿子”结下恩怨呢？另一个是制糖车间的工人，姓郭，车轴汉子，喜欢用烟斗抽烟，外号叫“烟袋锅”，这家伙平时总是用一种怪怪的眼神看我。
我一直思谋着要找个机会收拾一下这两个家伙，于是便留意观察他俩的活动范围。我提前很多天就准备好了一把铁锹，放在了隔壁大宿舍门口里面的角落里，那儿住宿的人多而且比较杂，“烟袋锅”住在其中靠窗子的一个床位，“吴大小子”也经常出没。
剩下的就是找借口了。机会终于来了，有一天晚上我去大宿舍闲逛，正好“吴大小子”从里面要往外走。见我推门进来，他便不怀好意地盯着我的脸看。我问他：“你瞅啥”？回答的很简单：“瞅你”。我说：“你再瞅瞅试试”。他说：“就不信那个劲了，瞅你了到底能咋地吧”？一边说着一边还顺手抄起了身边的一个板凳想打我。我并没有转身，往后面一伸手就抄起了那个早已放好的铁锹并顺势举过头顶朝着他的脑袋狠狠地劈了下去。这家伙不愧为是个久经沙场的老歹，反应的非常迅速，见有铁锹劈下来就势将手里的板凳往高一举，只听“咔嚓”一声，那个有点糟烂的板凳被铁锹从中间劈开了，遇到阻力的铁锹从他的耳际扫过，没有伤到他。
我见第一锹没劈着他，又抬起手来准备继续劈。不料想这家伙已经彻底软了，涨红着脸磕磕巴巴地高声喊着：“哥们，我服了”……我慢慢地放下了手里的铁锹，面无表情地看着尴尬至极的他扔掉了手里那个被劈坏了的板凳从我身边灰溜溜地走了出去。
我是准备接茬干“烟袋锅”的，踅摸了半天没看见他，这小子晚上出去玩还没回来，算是躲过了一劫。
我并没有放过“烟袋锅”的想法，机会再次降临了。一个周末的晚上，大宿舍的人在打麻将，“烟袋锅”坐在那儿一边打麻将一边嬉皮笑脸地说着俏皮话。我悄悄地走了过去，站在麻将桌旁看着他。这家伙丝毫都没把我放在眼里，嘴沫啷叽地对我说：“你给我滚远点”。我没吭声，回身折返到门口抄起了那把铁锹，大喊了一声：“别人都躲远点，别崩你们一身血”。
别人是见过我用铁锹劈“吴大小子”的，一看又要上演那天的一幕，赶紧以最快的速度散开了。那天干完“吴大小子”以后我还真的是有点后怕，如果不是他用板凳挡了那么一下说不定还真会出大事的，这回干“烟袋锅”之前我就想好了，要改“劈”为“拍”，拍出人命的可能性不大。
“烟袋锅”见这阵势赶紧站了起来，准备负隅顽抗。我是不会给他任何反抗机会的，轮圆了铁锹照他身上一顿乱拍，一直打到他爬在地上鬼哭狼嚎般地告饶才住手。这家伙在宿舍的人缘很不好，被打成这样居然连一个拉架的人都没有。打完他之后，我带着那把功绩辉煌的铁锹回到了自己的宿舍，什么也没想就躺在床上睡了。
第二天早上我刚刚起床，“烟袋锅”就摽着个膀子找我来了。他讷讷地说胳膊可能是折了，疼的一宿没敢动，让我看咋办，我想都没想就带他去了管局医院。
医院药房里负责抓药的张嫂是颗粒粕车间副主任张世斌的媳妇，我经常到她家去吃饭，关系处的一直都挺好。那天她刚刚上班就透过药房的玻璃窗口看见我和“烟袋锅”走了进来，我本没想找她，正准备挂号，她悄然来到了我身边。
她张口就问：“老弟，你干啥来了”？我看了看她，苦笑着说明了来意和缘由。张嫂翻了我一眼说：“你先别挂号，坐那儿等着，我去安排一下，一会儿过来找你”。
几分钟以后张嫂过来说：“都安排好了，你就坐这儿等着别露面，我带他去做检查”。大约有不到一个小时的功夫，张嫂领着胳膊上打了石膏的“烟袋锅”来到了我面前，轻描淡写地说：“没啥事，就是胳膊有点劈了，打上石膏了，我给他点药，回去吃上就好了”。她说完后转身走进药房拿了些三七片和治跌打损伤的药装在一个塑料袋里出来交给了我。
我问她一共需要多少钱，她笑着说：“算了，啥钱不钱的。找人拍了个水片和打了个石膏，没用钱。这些药等找个机会让熟人开出来给药房补上就行了，你以后少惹点事”。我心里暖暖的，知道这不是钱的事，情谊不是用钱能衡量的。
事后，我给了“烟袋锅”二十块钱，又在工会给他批了五十块钱的困难补助，还找到他们车间的书记给他算了个工伤，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我认真地反思着，觉得前两次的做法的确有些鲁莽，为逞一时之快如果酿成大的祸患是很不划算的事情，而在社会中生存如果不灭掉身边某些人不知天高地厚的劲头又不是我的性格。几经思考，决定以后再遇到这类事情采取另外一种做法。
我刻意地寻找到了一个长约四十多公分的大活口扳手，平时放在自己的枕头底下，需要的时候就放在衣袖里，这很难被人察觉。具体操作中我先是选择好想要收拾的目标，然后利用下班后的时间把人叫到办公室，进门后趁其不备，猛然拿出扳手先狠狠地给他两下子。这个时候被打的人肯定是蒙圈，心里必定产生恐惧感，接下来我再不慌不忙地坐到座位上告诉打他的原因。
很灵，我用这种方法收拾过两个爱嘚瑟的人，效果非常好。用我自己的话说，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治病救人”的作用。
一九九二年八月底，我被派往北京中国工人运动学院学习，为期三个月。
很好的机会，解决了我两个问题，一是这段时间内不用再为吃饭发愁，二是可以好好地逛一下北京城。
普通的直快列车从齐齐哈尔换乘，前后将近两天的颠簸才到达北京。大都市的格局是我工作的那个小地方所不能相提并论的，走在北京的街道上我有些目不暇接了。建筑们或古朴或现代，古朴则青砖碧瓦飞檐斗拱，现代则伟岸高耸气势恢宏；宽阔的马路上是川流不息的车辆，两旁是树荫浓郁的法桐，法桐的后面是鳞次栉比的店铺，所有的店铺门前又都熙熙攘攘地涌动着人流。入夜，霓虹闪烁、灯火辉煌如同白昼。我惊诧于北京的繁华，决定要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走遍全城。
培训班的课时安排是比较人性化的，每周上五天半课，周六下午自由活动，周日集体参观远郊景点。
阶梯教室上课，学员们黑压压地坐成一片，平时不点名，师生之间相互不认识，老师讲完课就走根本不会在意谁上课了谁旷课了。这就意味着不一定必须要去上课，自己可以安排更多的时间在市区范围内活动。
我先是在学院附近的地方漫无目的地溜达，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奇的，不用选择目的地，所有路过的地方都是目的地。当很快周边的地方走完之后，我开始了有选择地乘地铁出行。
于是，天安门、故宫、天坛、北海、军博和动物园等景区，王府井、西单和大栅栏等商业区，凡是地铁能通到附近的地方我都一一走遍了。
远郊的八达岭、凤凰岭、石花洞、潭拓寺、十三陵、密云和怀柔水库这些地方都是学院统一安排乘巴士车前往的。
那段时间，我着实地领略到了北京那悠久的历史中沉淀下来的厚重而灿烂的文化，参观了一些使人艳羡的学府，游览了一些令人赞叹的古迹，开阔了自己的眼界，不虚此行。
对于我这种生长在山沟里工作在小地方的人来说，北京的一切都深深地攫取着魂魄，那种巨大的引力是我始料不及的。那些日子里我总是觉得一天的时间过的太快，快的似乎还没来得及拥抱清晨就已经手握黄昏，因为一天能转到的地方毕竟太少了。
带着意犹未尽的缺憾，培训班结束后我如期返回双糖，又开始了与往日并无二致的生活。
单身宿舍里同住的另外三个人早已经陆续结婚搬出去了，就连九二年才住进来的下一届学弟韩晔也在和我一起同甘共苦几个月之后很快就成家了，宿舍里只剩下了形影相吊的我。好在和我一起分配来九三局其他单位工作的一些大学和中学同学们还有几个和我一样挂着单，这一是让我能有一些精神上的安慰，二是可以利用闲暇时间去找他们玩耍。
税务局和科研所是我经常去的两个地方。我有四个中学同学在税务局工作，关系最好的一个是白桢干，他当时分管跃进农场，不下场的时候总是来双糖找我或者我去找他。科研所有我六个大学同学和一个中学同学，那儿几乎是成了我的食堂。
工作性质决定税务局的人和饭店们都有着很好的情感，这些税务局的同学知道我吃饭没有着落，所以每每下饭店之前都给我打电话相邀，无论是他们之间的小酌或是别人请客皆会如此。久而久之，我便和税务局包括局长们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成了朋友。
科研所的六个大学同学中李长军和刘长海在校期间和我的关系就一直很好，他们是农学系的，和我不是一个专业，但交往颇多。毕业后分配到了一个管局，尽管不是一个单位，但那份情感却似乎又更进了一步。科研所有食堂，不用像我一样到处打游击，所以中晚餐每顿饭之前他们都会给我打电话问我去不去，如果去的话就提前给我把饭打好。
杨文江是我中学前后桌的同学，在校期间很是聊得来。他毕业于佳木斯农垦经济学校，是中专，比我早两年参加工作。我刚开始去科研所玩的时候并不知道他在那儿上班，偶然一次在院子里遇见，他已是科研所财务科的主管会计了。相见自然是一番老同学之间的热烈，之后便是我又多了一个管饭的哥们儿。从此，凡是周末他便或者是带我回家让母亲给炒几个菜，或者是在科研所内部食堂安排大师傅炒两荤两素四个菜，他的酒量不大，经常是他喝醉了，我没醉。那份温暖和感动好些年都在我的心里汩汩地流淌。有这些朋友的存在，我并没有感觉出一个人单身的日子有多清苦。
为让我能尽快脱单，双糖的同事和管局范围内的同学还有朋友们从来就没停止过给我介绍对象。我当时非常好高骛远，总是高不成低不就的，最后在白桢干的不懈努力下我终于勉强答应和他们单位领导的亲戚小高处一段时间试试。
卫校毕业的小高，人长的很漂亮，面皮白净，身材高挑，是那种颀长健硕类型的，身体素质非常好，还是黑龙江垦区的百米冠军。她的性格很直爽，那些相处的日子里在生活上对我有过诸多的关心和帮助。做朋友没的说，但是做夫妻我总觉得少了那么一点说不出来的感觉。终于没能走到一起，对她对我对介绍人来讲都是一种遗憾。
单身的日子，白天好过晚上难熬。为了应对漫漫长夜，我便每天晚上在工会的大厅里举办舞会，灯光是现成的，没有乐队只好用录音机放磁带。这种做法既打发了我自身的寂寞又丰富了职工们的业余生活，为此我还破天荒地受到了领导的表扬。
那个时候的业余文化生活很匮乏，管局机关的舞厅也只是每周六才开放一次，不能满足广大交谊舞爱好者的需求，因此我在工会举办的舞会便人头攒动，穿梭着红男绿女。许多青年人和中年人们早早地就前来催促我开始，结束的时候还有好些热心肠的人主动留下来帮我打扫卫生，跳舞的时候大家也都很绅士或淑女般地遵守规矩，期间我还结交了许多没想过能结交的朋友。
范德文是我在舞会上认识的朋友，沈阳警校毕业，在双糖保卫科工作。之前我只是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从没想过要刻意地去交往。舞会上熟悉了之后，他很主动很热情地说要教我练习拳击。
他很诚恳地说：“我听说过你打架的时候下手挺黑，但我认为这样不妥，万一失手把人打坏了，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我教你练习拳击，一是能强身健体，二是能必要的时候无需动用器械就能胜出”。
于是，我便开始每天舞会结束后跟随范德文学习拳击。没有几个招式，主要是练习姿势、技巧、速度、耐力和爆发力。没有沙袋就练习击打墙壁，我在团委办公室的墙上固定了一摞子十多公分厚度的报纸，每晚上千次地击打。开始的那些天里手肿的象馒头，皮肤破裂开来鲜血染红了报纸，我没有因为这些而停止过，慢慢地手就消肿了，开裂的皮肤也愈合了。只是工会的墙每天深夜都不停地“咣、咣”响着，值夜班的李春林对此有些不太满意，但从来都没正面提过。
小地方商品匮乏，那段时间我们一直都没能买到拳击手套，也就无法进行必要的对练。仅仅是击打墙壁，打着打着就没了兴致，继而也就放弃了。
……
日子流逝的很快，转眼间就到了一九九三年的秋季。这个时候大家最热烈的话题就是“孔雀东南飞”，好多人想方设法地调往南方或“下海”单挑。双糖好多有学历有技术的同事通过人才引进的方式调到了河北，据说待遇还不错。
人总是喜欢结伴而行。在先行者的诱惑下，我终于按捺不住寂寞，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也去了一趟河北。很顺利，我也调到了河北。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夜间，我离开了工作过两年零四个月的双糖踏上了前往河北的列车。那天的雪下的很大，透过车窗望着站台上顶风冒雪瑟瑟发抖却久久不愿离去的同学同事和朋友们，我的心中涌起了热流，泪水忍不住悄悄地滑落……
2018年6月3日
【作者简介】宫国庆：出生在东北，客居于河北。毕业于农业院校的非农专业，曾在黑龙江垦区、青海、河北工作。关于写作，闲暇之余，偶尔为之，聊以自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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