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村民捡到金牌,不识货险将其熔化,后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元朝的疆域面积极为广阔,但它留下的文物却异常稀少,尤其出自皇家的器物更是微乎其微。

上世纪六十年,一块与元朝皇帝密切相关的国宝文物,在内蒙古意外被人发现。可在接下来近四十年的时光里,无人识得它的价值。这件稀世珍宝,险些落得被熔的命运……

1961年,内蒙古索伦屯子一对姓李的夫妇在洮儿河挖取沙石时,意外挖出一块黄白色、长条状的金属牌。仔细看,牌子上刻着一些神秘的文字。不过夫妻二人当时并没过多注意这块牌子,只当它是一个普通物件,回家后将其随意扔在杂物筐里。

时光匆匆,一晃九年过去了。这天,一位名叫乌力冈的蒙古族朋友来到李家做客,无意中看到了这块金属牌。他很好奇这上面究竟刻的是什么,于是就向村里几位有学识的老者请教。遗憾的是,没有一个人识得上面的文字。不过有人提出,金属牌上的两个字和他家珍藏多年的一幅成吉思汗画像上的两个字十分相似。这个猜想让在场所有人兴奋不已,如果这块牌子是成吉思汗的随身物品,它将是无价之宝。

随着捡宝消息不胫而走,老李开始坐卧难安。为掩人耳目,他将牌子用红布包好压在箱底,见人就说已将牌子送人。老李暗自决定,要将这东西当作传家宝留存下来。就这样,这块牌子在老李家的箱底,一躺就是26年。

1996年冬,老李因胃癌病逝。临终前,他将这块牌子交给儿子李献功,并对他说:“你得保存好,关键时刻可以换点钱。”李献功觉得这块牌子没什么特别之处,值不了什么钱,便将它扔在自家地窖里。

办完父亲的丧事后,李献功和朋友外出做生意。谁料三年的时光,不仅赔的血本无归,还欠下2万元外债。为了还债,李献功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可还是远远不够。

一天,在清理地窖时,李献功突然发现3年前仍在此处的金属牌。擦掉牌上的尘土,他惊讶地发现,三年的时间,在这阴冷潮湿的地窖里,这块牌子竟然毫无锈迹!难道父亲当年给他的这个东西真是个宝贝?它不会是块金牌吧?

李献功无法按捺内心的狂喜。拿着牌子赶到父亲多年的好友乌力冈家,想让乌力冈帮他出出主意。鸟力冈看到金属牌,一下子就认出,这正是他30多年前在李家见到的那块,于是便将当年发生的事完完整整告诉给李献功。得知这块金属牌有可能是成吉思汗的随身物品,李献功激动不已,他决定找人对这块牌子进行鉴定。

几天后,在一位白姓朋友的介绍下,李献功将金属牌拿给经常来他们村的收藏家刘振春鉴定。看到金属牌的第一眼,刘振春便被牌上的神秘文字深深吸引住了,因为这种文字他从未见过。

另一位收藏家张国林听说此事后,也来到刘振春的办公室。当把这块金属牌拿在手中时,他立刻发现它比同样大小的铁牌或铜牌要重很多。他凭经验判断,这极有可能是一块金牌。不过站在一旁的李献功提出异议,说自己见过真正的黄金,颜色要比这块牌子深,质地也更柔软。

李献功的话让张国林对自己的判断犹豫起来。为弄清事实,张国林带着李献功来到人民银行乌兰浩特分行,对牌子做成分分析。结果显示,这块牌子含有48%的金和46%的银。

看到鉴定结果,张国林终于明白,原来这块牌子是金和银按1:1混合而成。这种做法不但最大限度保留了黄金在质感和色泽上的原始属性,还让它的强度和耐折强度提高到纯金的4.5倍。

如此科学巧妙的配比,让张国林认定,持有这块金牌的人地位一定非常尊贵。同时,这块金牌的文物价值、考古价值和收藏价值,非比寻常。于是他和刘振春打算合伙买下这块金牌。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价格定在了12000元。可就在这时,刘振春通过放大镜,无意中看到了金属牌圆孔上的一行文字。这行字任何人都能读懂:张字九十六号。

看到眼前文字,刘振春脑子里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块金牌极有可能是从博物馆里盗窃出来的赃物,因为只有考古人员才会给出土文物编号。如果事实果真如此,收购和贩卖此物,都将是犯法的。

惊出一身冷汗的刘振春,立刻意识到必须将金牌的来历和上面神秘文字弄清楚。为此,他决定借口现金不足,先尽量拖延时间。他预付了2000元定金给李献功,将金牌暂时拿到手里,然后相约两周后李献功来他家拿余款。

就在李献功带着收条和2000元钱坐上开往索伦的末班车的同时,刘振春和张国林马不停蹄赶回办公室,用硫酸纸给金牌上的文字打拓片。然后将打好的拓片与照片发往全国各大博物馆、文物站工作的朋友和同事,他们一方面希望了解是否有类似文物被盗,另一方面又希望有专家能认识并翻译出金牌上面的文字。

约定的交易时间一转眼就到了,可关于牌子的身世没有丝毫进展。在一个又一个让人迷惑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刘振春和张国林谁也不敢放心大胆地收购这块金牌,经过痛苦的商议,两人最终决定放弃这次收购。

有意思的是,李献功回到家后,看到了吉林电视台播出的一档《寻宝》节目,于是他萌生了一种想法——这块金牌可能远远不止12000元,他想让《寻宝》栏目的文物专家对金牌做进一步的鉴定。

就这样,你不情我不愿,金牌收购一事不欢而散。那天,看着李献功拿着金牌渐渐远去的背影,刘振春心底升起一种莫名的感觉,他觉得自己正与一次重大的历史发现失之交臂。

离开刘振春家后,李献功立即去了吉林。在吉林电视台《寻宝》节目的鉴定现场,他看到了经常出现在电视里的那两位白发苍苍的专家。可让李献功失望的是,两位专家瞅来瞅去都不认识此物。这让李献功怀疑,这块金牌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历史价值,它不过是一块纯度不高的劣质金牌而已。

没有得到任何鉴定结果的李献功,只能坐车返回乌兰浩特。此次吉林之行,金牌价值不但没有得到提升,自己反而搭进去几百元路费,本已生活拮据的李献功陷入了更加困难的境地。为了能将金牌尽快换成现金,李献功决定——把牌子熔掉,单卖黄金!

自从李献功走后,刘振春并没有放弃对金牌线索的进一步寻找。几周后,各地博物馆和文物站相继传来消息,都说没有类似的文物被盗。刘振春顿时意识到自己犯下一个严重的错误——考古人员给出土文物进行编号时,只会使用毫无腐蚀性的天然颜料,而金牌上的“张字九十六号”分明是用利器刻在黄金表面上的,刘振春十分懊悔自己当初轻易做出的判断。

不久,刘振春又得到一条关于金牌上神秘文字内容的重大线索。上海某博物馆工作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说,牌子上的文字是元朝的“巴思八文”。

成吉思汗终其一生都想创造一种属于蒙古族自己的文字,可直到病逝42年后,元世祖忽必烈才让当时著名的宗教领袖、政治家和学者巴思八,创制出这种文字。

巴思八文是元朝官方内部文字,只有少数朝廷官员才能学习。这种文字只通行了110多年,便随着元朝的覆灭被废弃。巴思八文使用范围和使用时间都极其有限,所以后人能识得它的非常少。

不过刘振春知道一个人懂这种文字,那个人就是原内蒙古乌兰浩特市文联副主席江川,江川退休后曾经对古老的巴思八文有过一段时间的学习。

就在金牌的秘密渐渐浮出水面的时候,李献功正做着毁灭金牌的事情。此时,他已找到买家——位于乌兰浩特闹市区的一家金银首饰加工店。店主答应以黄金的市面价格收购整块金牌,条件是,必须在总价上扣除一千元钱作为熔化金牌与提取纯金的加工费。

李献功算了一笔账发现,扣除1000元加工费,他还能拿到17000多元钱,这个价格比刘振春和张国林开出的12000元高出整整5000元,于是他爽快地答应了。

就在一场无法挽回的大错即将发生时,张国林从李献功的朋友小白那里得知金牌即将被溶一事。他赶紧联系刘振春,带着小白开车赶往那家金店,可当他们赶到时,老板和李献功已不知去向。

难道金牌已被熔化了?三人失魂落魄地站在金店门口发着呆,就在这时,金店老板和李献功急匆匆从赶来,看到金牌还在李献功手上,他们心里的石头总算落地了。由于此前金店老板失信在先,接下来的交易很快被刘振春终止了。

离开金店后,刘振春、张国林、李献功一行人,开车直奔原文联副主席江川家,试图破解金牌的秘密。

江川看到金牌的第一眼,当即断定,上面的文字是巴思八文。不过奇怪的是,当他念出这些文字时,在场没有一个人能够听懂。按理说,只要巴思八文能够顺利朗读,就能大体了解文字的意思,然而这次大家全然不懂,江川也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就在众人感到无比失望之际,江川随后说的话又大家震惊不已。江川说:“据我所掌握的资料,巴思八文的牌子大多数都属于国家一级文物,就质地来讲,它们大多都是铜的或者是铁牌,而你这块是属于金牌,由此可想,这块牌的价值有多么高。”

有多年收藏经验的刘振春当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旦这块金牌被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他们就无权收购了。于是为了保证这块金牌的安全,刘振春告诉李献功,现在只能将金牌交到相关的研究部门,私自买卖,会触犯国家法律。另外,刘振春还告诉李献功,他会获得一些补偿,补偿款虽然不会太多,但至少会和黄金的价格持平。

李献功难掩内心的沮丧,金牌没卖出去,还有可能惹上一身麻烦。为了能够得到补偿款并且避免触犯刑法,他找来堂弟李奎功陪他一同前往呼和浩特将文物上交。

离开江川家三天后的晚上,李献功和李奎功登上了开往呼和浩特的列车。两人不知道的是,当时车上还有一个人——江川。江川当时正要去呼和浩特参加一个会议,他想利用这个机会找一找内蒙古大学的专家,看他们能不能翻译出来。

到了呼和浩特后,江川直接去了内蒙古大学参加会议,李献功和李奎功则开始打听有关的历史研究所。

李献功没有想到,几经周折找到历史研究所后,他们竟然被拒之门外。于是他只好将装有金牌照片和拓片的信封,悄悄放在历史研究所的一张办公桌上。

从乌兰浩特到呼和浩特的车费和住宿费,已经让李献功和李奎功手上的钱所剩无几。历史研究所里工作人员的态度,更是让他们的情绪跌到了谷底。李献功此时多想就近找个文物市场,将金牌出售。但一想到刘振春的话,他马上又收回了这种想法。

想起将近半年的时间里,自己一直在为这块金牌往返奔波。本已生活拮据的他,不但没有因为金牌拿到一分钱,反而搭进了对于他来说是巨额的车费和住宿费。李献功被压抑已久的情绪终于爆发了,他将金牌重重摔在地上。弟弟李奎功捡起金牌,无奈地和他一起坐火车离开了呼和浩特。

李献功、李奎功离开呼和浩特不久,历史研究所的负责人就看到了他们留在桌上的那封信,看到照片上的金牌时,该负责人的手颤抖起来。因为眼前图片竟然与该研究所镇所之宝——元代银制圣旨牌一模一样!

在世界范围内,刻有巴思八文的圣旨牌当时只有3块:一块铁质镀金牌,历来被作为圣物收藏在西藏的扎什伦布寺;一块银制牌,现收藏于俄罗斯远东国家博物馆;最后一块最为珍贵的纯银制圣旨牌,收藏于该历史研究所。它们的作用是调兵、传达圣意。

眼前出现的分明是一块价值更为珍贵的圣旨金牌,这在世界范围内实属首次,它的价值毫无疑问已经远远超出了研究所里的这块银牌!

由于信封上没有留下联系方式,该历史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只好奔走于呼和浩特各大文物市场,进行地毯式搜索,不久寻找范围又扩大到整个内蒙古自治区。另外,自治区公安厅也派出专人配合追回这块珍贵的圣旨金牌。

话说两头,李献功和李奎功已到了白城车站,他们准备从这里转车回乌兰浩特。由于当天已没有开往乌兰浩特的火车,他们便找到一家最便宜的车站旅馆住下。李献功将红布包着的金牌压在他睡的床铺下面。

连日来的路途奔波,加上心情郁闷,两人喝了点醉,回到旅馆倒头就睡。第二天中午12点,李献功从梦中惊醒,看看时间,距离火车发车只有半个小时。他赶紧叫醒弟弟李奎功,两人抓起行李直奔火车站,完全忘记了压在床铺下面的那块金牌。

兄弟二人回到家不久,刘振春便急急赶来。原来就在两人回来的路上,刘振春接到了正在呼和浩特开会的江川打来的长途电话。江川在内蒙古大学开完会后,打听到了研究巴思八文字的人——宝音图教授。

宝音图看到这块金牌的照片和拓片时,异常激动。他不仅一眼认出,这是一块传达元朝皇帝最高意志的圣旨金牌,还顺口读出了上面的内容——在至高无上的神的名义下,皇帝的命令是不可违抗的。谁若不从,问罪处死。

除此之外,宝音图还解答了江川只会读文字,但不知其意的疑问。原来八思巴文是一种类似音标符号的文字,单个的八思巴文只能标注音节不能拼读出完整的发音,可是只要将不同的八思巴文按照各种语言的发音规律组合在一起,它就能标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各种语言。也就是说,有八思巴汉文、八思巴蒙古文、八思巴伊斯兰文等。当天江川在念这段文字时,在场所有人都是汉族,而这块金牌上刻的是八思巴蒙古文,所以大家都没有听懂。

宝音图深知此物的价值,立刻将此事向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宝翔汇报。经过商议,宝翔等人决定以学校的名义收购这块金牌。

于是,江川立刻打电话给刘振春,让刘振春马上在乌兰浩特联系李献功。索伦镇距离乌兰浩特市有100多公里,而李献功家又没有电话,于是刘振春立刻叫来司机赶往李献功家。

因为牌子丢在了白城,所以李献功看到刘振春时,脸吓得煞白。刘振春得知事情原委,顿觉天旋地转。他二话不说,立刻把李献功拉上车急急忙忙赶往白城。

一路上两人一语不发,赶到白城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车一停到旅馆门前,李献功就直奔他住过的那间房,掀开床上的垫子,一个红色小包出现在眼前,红包中包裹的正是那块金牌……

历经磨难,这块珍贵的元代圣旨金牌最终来到了内蒙古大学博物馆。它的历史价值如今已得到证实,不过它上面的秘密却没有完全揭开。究竟是谁将“张字九十六号”刻在金牌上的?而那个“号”字为什么会使用简体?诸多疑问仍然有待历史学家做进一步的研究。

作为献宝人,李献功最终得到了5万余元的国家补偿,这个数字虽然远远不及那块金牌的价值,但也超出原先售卖价格不少。当然,最重要的是,这笔钱符合法律的规范,用着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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