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利西斯》「前文本」？乔伊斯这本小说也很精彩
在小说世界里，用「城市＋人」作为题目的作品不少，比如川端康成的长篇小说《东京人》，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还有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Dubliners）。
《都柏林人》
作者：[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
译者：王逢振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
《都柏林人》和《台北人》的体例非常相似，都是每个短篇写一个不同身份的人物。但是，两部小说的区别也很明显，白先勇的每个人物都有历史，现在与过去的强烈对照，造成了他们的失落感。
而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大部分是没有历史的，只有现在，然而现在提供给他们的只有「匮乏」。
我们习惯给我们没有去过的城市加一个定语，来整体性地描述这座城市，让它可以被理解。因此，就有了浪漫之都巴黎、热情奔放的里约热内卢等等。
但是，乔伊斯拒绝给都柏林加任何定语。能够概括城市整体样貌的文化思想、宗教情怀、家庭建制，都是乔伊斯怀疑甚至否定的东西。
詹姆斯·乔伊斯，爱尔兰小说家、诗人。乔伊斯1882年出生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他的文学生涯始于1914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此后，他在1922年完成长篇小说《尤利西斯》，1939年完成长篇小说《芬尼根的守灵夜》。
图片来源：Britannica
那么，乔伊斯笔下的都柏林是座怎样的城市？
都柏林这座城市，与他小说中的人物与主题又有何关联？
01
现代小说：反故事、反中心
在谈论现代文学史时，詹姆斯·乔伊斯是一个无论如何绕不开的名字，这位来自爱尔兰的作家被视作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创作者之一。
而谈起乔伊斯，大家都有个比较统一的印象：他是一位严肃艰深的小说变革者，是现代小说的重要开拓者。他写了《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守灵夜》这样的大部头作品，这些作品又晦涩又长，即使是小说发烧友也很难读完。
《芬尼根的守灵夜》（Finnegans Wake），是乔伊斯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他用了17年才写成，被认为比《尤利西斯》还要晦涩难懂。书名来自民歌《芬尼根的守尸礼》，民歌讲的是搬运砖瓦的工人芬尼根从梯子上跌落，人们为他守灵时洒在他身上的威士忌酒香却刺激他苏醒过来，人们又把他按倒叫他安息，说已经有人来接替他了。本书以芬尼根的继承人酒店老板的梦为内容，试图以此概括人类全部历史。图为都柏林市的一处喷泉，塑造了《芬尼根的守灵夜》中的角色安娜·普拉贝尔（Anna Livia Plurab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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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偏偏这些我们读不下去的作品，研究者或是作家捧得很高。
比如说，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在《西方正典》里说，在混乱时代中，乔伊斯是莎士比亚的竞争者。
布鲁姆一直把莎士比亚看作西方文学经典的中心，而在现代世界中，中心已被消解，现代文学就是在反叛经典文学传统的过程中诞生的，布鲁姆把乔伊斯看作这个反叛时代的中心。
这样的评论，自然是用反经典的话语，给乔伊斯塑造新经典的位置，让他成了现代小说的真正荣光。
而出版于1914年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便是乔伊斯走上这条现代文学之路的起点。
在阅读乔伊斯的作品时，我们不妨抛弃两个想法：
第一，听故事的想法。
现代小说绝对是反故事的，《都柏林人》即是如此。你读完它之后，想要跟别人分享，都不知道该从何讲起，可能一句话就把故事讲完了。听完之后，对方可能会很失望地对你说，就这？
反故事意味着，小说中没有一个成长型的主人公，我们无法把感情寄托在这个人身上，跟着他在世上游荡，然后获得对世界的认识。
第二，总结中心思想的意图。
在我们以往所接受的语文教育中，提炼中心思想，分享作者想要表达的观念是重中之重的任务。
但是，这种方法在现代小说阅读中是失效的。现代小说反中心。这里的中心可以理解为经典作品、道德思想、价值观念、宗教权威。
总之，人类在过去社会建立的种种典范，都成了被怀疑的对象。所以，在阅读《都柏林人》的过程中，你不必担心自己读不懂，或者觉得作品无法解释。既然权威被消解，那么读者想做任何解释都是可以的，你可以尽情分享自己的看法。
《都柏林人》最初动笔于1904年，经过许多次出版波折之后，直到1914年才出版。
《都柏林人》1914年初版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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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介绍说，《都柏林人》是乔伊斯的早期作品集，读了这本书之后，你会对乔伊斯的写作风格和都柏林城有些了解，接着，读《尤利西斯》会容易理解一些。
这种介绍实际上只是把《都柏林人》当成了《尤利西斯》的「前文本」，当作了一个作家成为大作家之前的练习阶段产物。
这样介绍是不负责任的，因为这部小说集已经展现了现代小说的种种特征：中心消解后的社会群像，个人在庞大城市中的零散状态，成长的无意义性等等。
02
城市与人
乔伊斯1882年出生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近郊，在都柏林大学读书。自从1904年认识他的挚爱诺拉·伯娜科之后，他余生大部分时间都过着游荡的生活，游荡在爱尔兰之外。
但有意思的是，他写作的中心城市永远是都柏林，这座城市在距离上很遥远，但在内心却与他最为接近。
1910年的都柏林街道。罗伯特·弗伦奇（Robert French）摄于1910年。
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都柏林人》将人物放置在都柏林城内描绘，但是在城市的上空，并没有出现统治一切的上帝，更没有全知全能的视野。
在给出版人格兰特·理查兹（Grant Richards）的信中，乔伊斯明确说了写作目标：「我的意图是写我国的道德历史，我选择了都柏林作为地点，因为这个城市处于瘫痪状态的核心」。
格兰特·理查兹，英国出版人、作家。格兰特·理查兹在1896年创立了自己的出版公司，负责过萧伯纳、塞缪尔·巴特勒等著名作家的文集出版。他曾在1906年拒绝过乔伊斯《都柏林人》的文稿，1914年才最终决定出版这部短篇小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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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瘫痪」不同于任何城市的形容词，比如我们经常使用的雄伟壮丽或者古典优雅，甚至跟空气质量差都不一样，因为空气质量好歹是一个确定的指标。
城市瘫痪是什么意思呢？没人能概述这种状态，但是乔伊斯说都柏林人长久地处在这种状态之中。
《都柏林人》的篇目按照人的成长顺序「童年、青年、中年以及公共生活」排序。这些人寄居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有过幻想，有逃离日常生活的可能性，却无一例外地失败了。
这里的「失败」并不单是行动意义上没有达成目标，更是人在现实世界中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在哪里，因而只能失败。
这本小说集包括15个短篇，我们来看看有关童年的三篇小说，是小说的头三篇。
这三篇小说使用了第一人称「我」。这个「我」似乎是同一个人，成长环境是一样的：在姑父姑母的屋檐下长大，对上学没什么兴趣，因为看了冒险小说，所以一门心思想去外面看看。
第一篇名为《姊妹们》，故事简单到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一个温和善良的神父死了。
小说的结构也十分简练，只有两个部分：一是神父死后，老柯特先生对他的评价不好，甚至说小孩子不应与他来往；二是负责照顾神父的伊丽莎解释神父的死因，神父因为不小心打碎了圣杯，遭受精神拷问，所以郁郁寡欢地死了。
这两个部分通过一个曾经接受神父教导的小孩子——「我」连接起来。
「我」是一个小孩子，对宗教和世俗生活没有什么固定概念，因而对神父的态度是纯粹依赖知觉的。
因为神父对「我」不错，给「我」讲了很多知识，所以对柯特的评价，「我」本能地表示反感，但是伊丽莎的解释，「我」也不能完全理解。
成年人看待世界，依赖对过去世界的经验，在看之前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观念，而小孩子的观看，没有经验可以依赖。这就造成「我」的观看仅仅是观看这个动作本身而已，在面对神父的尸体时，「我」看到的只是一具苍老僵硬的尸体，陌生和麻木感顿生。
在这种观看方式之下，自然世界作为客观物的本来面目被呈现出来，「我」获得了观看自然的眼光，同时主体性也被抽空了。
电影《詹姆斯·乔伊斯的<姊妹们>》（James Joyce's the Sisters，2017） 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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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故事并没有浓墨重彩的描绘，乔伊斯用它来开篇，铺垫了都柏林生活的大背景——神已经死了，人们以宗教为支柱的建立的精神世界业已崩塌。
但这场崩塌，并不像任何一场社会革命那样翻天覆地，它是缓慢而沉重的。就像都柏林城墙每天掉落一点墙灰，等人们发现的时候，城墙已经消失了。在失去神性的物质世界中，每个人都不能为自己的判断和行动提供依据，因而始终在原地踏步。
第二个故事《一次遭遇》，是关于追寻的。
「我」是个调皮捣蛋的学生，尤其喜欢读西部故事，当学校的神父在上面讲《罗马史》的时候，「我」正在下面策划着跟朋友外出探险。
外出探险，去追寻某样东西，是非常古老的文学命题，比如神话故事里，经常有人出去寻找圣杯、生命之水之类的。
但是乔伊斯把追寻的故事改造得有点滑稽了。在过去，「我」一直很期待脱离教会学校的管束，变成一个到处游荡的人，但当别人用这样的眼光看待「我」时，「我」又感到十分厌恶；当一个过路人，一边表现出豁达的姿态，一边又谈论教育孩子应该使用暴力时，「我」对校园外的未知世界感到彻底恐惧。
《一次遭遇》的情节插画。这一情节发生在小说开头，「我」和教会学校的朋友们在花园玩印第安人的游戏。
图片来源：The Cracked Looking Glass
乔伊斯取消了追寻的目的性，「我」都不知道到底自己外出是为了什么，同时也取消了追寻的成长性，「我」没有在这趟经历得到任何教诲，反而因此增加了疑惑。
因此，「我」想象中精彩的冒险世界彻底变了面貌。就像小说的名字一样，《一次遭遇》讲的是童年的遭遇，外界世界的经验第一次冲击了「我」的世界，它以戏谑、不经意的方式，瓦解了「我」的幻想，让「我」产生了身份挣扎。
但是，失去了幻想之后，「我」该如何生存呢？没有人给出答案。
第三篇小说接续了追寻的主题，写到了对爱情的追寻，名叫《阿拉比》。
在传闻中，阿拉比是阿拉伯的一座美丽富饶的大型市场，是这个土生土长的都柏林小孩对远方想象的集合。在经历了外出冒险的失败后，「我」又迷恋上了新的幻觉——爱情。
《阿拉比》爱情故事，并不讲爱情中男女关系 ，它讲孤独的人对爱情的追求和破灭。
在人群的惊鸿一瞥中，「我」爱上一位姑娘，那个姑娘对「我」说，你要不要去阿拉比市场？
因为这句话，阿拉比市场就成了我的仙境。「我」昼思夜想要去那里，但是「我」没有钱，「我」要等姑父给一点零钱缴纳入场费。但是，他回家的时间晚了，导致「我」出发时间延后。好不容易到达之后，「我」发现这个市场肮脏颓败，那些无关紧要的人正占据着「我」的幻想之地。
阿拉比市场。事实上，阿拉比市场现实存在，并且是19世纪末在都柏林举行的最大的公共活动之一。19世纪90年代，阿拉比市场每年定期举办，有来自东方和异域的各种各样商品出售。
图片来源：The Artifice
小说建立了两种世界，一种是幻想空间，只发生在「我」脑海中，一种是现实情境。当「我」一次次美化梦境时，现实总在下一秒击溃幻象。
当「我」心心念念想去阿拉比的时候，成年人并不知道那个地方对于「我」的意义，因而姑父理所应当地轻视了「我」的想法，仅仅一次晚回家就导致了「我」迟到。在小说的末尾，当「我」在混乱的市场中，听到另外几个人乏味的调情声时，一个孩子对纯美爱情的想象顷刻坍塌了。
乔伊斯把追求与幻灭的过程连在一起写，叙述在幻想世界和真实世界中互相交叉，在末尾处，幻想被彻底击破，现实占领了全部，小说在孩子的失落中戛然而止。
03
现代小说中的孤独个体
20世纪20年代，现代小说发展到了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第一次世界战争刚刚结束，阶级矛盾处在激化状态，宗教神性普遍退却，科学技术驱逐了「神秘」，人的异化危机开始显现。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小说意图展示的图景变得分裂、不确定，甚至走向毁灭和死亡。
在传统小说里，我们期待的是看到一个人在自己的命运中前进，他遭遇困难，在别人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之下，战胜困难，并且在精神上获得提升，我们在他的经历中获得启示。
或者，这个人遭遇无数挫折，无法负载生命的重荷，成为一个「失败者」。我们对他的经历又惋惜又同情，接着对生活的残酷，命运的不公感同身受。
传统小说通常展现外部世界，刻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有曲折的故事情节，尖锐的矛盾冲突等等。图为1956年电影《巴黎圣母院》中的爱丝梅拉达（Esmeralda）和卡西莫多（Quasimodo），雨果小说《巴黎圣母院》即为典型的传统小说。
图片来源：豆瓣
在现代小说里，我们无法产生强烈的情绪感，也无法对主人公产生很深的情感。因为小说文本普遍回避情绪，故事对于主人公的塑造不会像传统小说一样，写得很扎实，对他的背景、成长和性格，交代得很清楚，让他的成长带动你的情绪。
现代小说展示的是孤独个体。本雅明说「小说的诞生地是孤独的个人」，用这个定义来评价《都柏林人》最为合适。小说里的每个人身在社会、家庭、工作单位或者学校之内，却失去了与世界交流的能力。
比如小说《伊芙琳》里面的女主角伊芙琳。她与男友相约好要私奔，但是在登船那刻，她顷刻意识到自己的现在的行为毫无意义，瞬间丧失了与男友展开新生活的想法。
这个女孩从小母亲死了，常年遭受父亲的毒打，为全家人的生计劳苦。如果按照传统小说的调子走，人物应该有所行动，哪怕最终失败。
因为我们认为，小说中的人物首先应该是一个行动的主体，她可以通过向家庭外部求助，结识更多的人，或者通过学习来提升自己，来改变自己的生活。这样小说才有情节，才有了意义。
但是，在这样残酷的环境下长大，伊芙琳却没有因此滋生出一个坚定的、逃离现有生活的目标。小说的叙事时间里有现在和过去，过去的一切经历导致了她现在的痛苦，但是它没有为未来提供想象，也就是没有指向行动，指向未来时间。
因此，伊芙琳被囚禁在「现在」这一时刻。
《都柏林人》插图《伊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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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往的小说中，时间与主人公的行动是相互匹配的。时间向前推移，行动也随这个坐标变化。这一特点在成长小说中更加明晰，少年随着时间而成长，成年随着行动获得经验。作家米兰·昆德拉对小说行动的意义非常准确，他说：
「通过行动，人走出了那个所有人都和所有人相似的日常生活，走出了日常生活重复的宇宙；通过行动，人把自己从其他人当中区分出来，成为个体。」
但在《都柏林人》中，通过不断行动而区别自己与他人的意图并不存在，时间永久地停驻在某个时刻，某一天晚上、某一个人在街上游荡的时间或者某人看望朋友的路上。
在这个时间里，生活是岿然不动的，行动被取消，小说的描述只随着人的顺时感受在同一空间拓展。
乔伊斯比任何人都注重某一个时刻的重要性。另一位现代小说巨匠普鲁斯特，写《追忆似水年华》，把回忆当成了永恒。但是乔伊斯认为，比「失去的时光」更加难以捕捉的东西就是现在的时刻。
因而，他盯住了这个瞬间，不断在里面挖掘。
但是，生命的悲哀在于，观察的距离越近，它的独特性就越来越稀薄。
挖掘之后，个人生活的空洞愈加明显，类似空洞不是因为理想落败而产生的，而是每个人都无法解释清楚，自己为何要生存，接下来要干什么。
现代小说瓦解了对未来的远景，却并未对此时此刻的生活提供依靠。
比如在《一小片阴云》里，主人公是小职员钱德勒，他对好友加拉赫的生活非常羡慕。钱德勒的出身和学历都要比加拉赫好很多，但是加拉赫凭借自己狡猾的智慧，过得非常肆意，他富有，没有结婚成家，每天到处旅行。
这些都是钱德勒目前生活的反面，也是他内心的追求。两人的差距，让他在老友相会的瞬间百感交集，失落感和嫉妒心理一下子激荡了起来。当他回到了家里，孩子的啼哭声传来，他刚刚产生的所有情绪瞬间消失了。小说在这时终结，耐人寻味。
2019年上演的《一小片阴云》戏剧海报。这次演出为庆祝2019年的布鲁姆日举办，地点在挪威奥斯陆。布鲁姆日是是读者用以纪念詹姆斯·乔伊斯的节日，日期为每年的6月16日。
图片来源：Irishsociety
你可以说，对于普通人而言，知足常乐，摒弃幻想，生活才能继续。但是正因为这样的想法，人与其说是生活，不如说外界生活理所当然地压制了内在世界，让我们停滞在此刻，行动和思想无法延伸。
在这部小说里，由于叙述时间的聚焦，行动失去了意义，因为意义匮乏，人的孤独本性便凸显出来。
这种写作方式，乔伊斯一直延续到《尤利西斯》中，并在那部鸿篇巨著中有更明确的发挥。
和《都柏林人》一样，《尤利西斯》描绘的也是那些在庞大城市中徒劳寻找着意义的现代人。
他们被生活牢牢困住，渐渐失去感知的能力，变得麻木、空洞。
这是上个世纪的现代小说生产出的典型个体，或许也映照着我们当下的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