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碑林

作者：杨博

【作为开场白】

最近，西安碑林的《开成石经》搬迁问题牵动了全国尤其是西安人的神经。搬还是不搬，官方和民间各有各的考虑。有的人认为搬迁利于保护和技术升级，更利于碑林北扩发展。有的人则认为《开成石经》已经原地不动九百多年，早已成为西安的重要地理坐标、遗址标志，一旦搬迁将精神不再，到时后悔莫及。再加上搬迁过程会造成碑石损坏，得不偿失。

为什么在作为网红城市的西安，碑林从未真正火起来？只有当它面临重要抉择之际，才以这样一种疯狂吐槽的方式走入大众视野。究竟哪里出了问题？作为人民的一份子，我们有没有资格参与这项决策？我想，我们有的。作为非专业的社会公众，有没有能力去参与？不知。

要回答这样的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碑？什么是碑林？碑林经历了怎样的成长历程，为什么能存续到现在？碑林里有什么内容，它的含金量究竟有多大？除了碑，碑林除了石碑还有什么？碑林背后到底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对我们现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将来又将产生什么影响？

清楚这些之后，再讨论碑林何去何从，我想，我们就不会是盲目跟风的愤青，而是有一个科学的判断了。

现在，让我们通过这篇文章，去寻找心中的答案。

汉字如何能流传几千年不废？

自从传说中的仓颉造出了汉字，我们的先祖就想尽办法让它保存下来。

他们把字刻在石壁上

▲衮雪二字取材于中国《汉魏十三品》书法佳作，是目前唯一能见到的曹操手书真迹。

刻在龟甲兽骨上

▲甲骨文因镌刻、书写于龟甲与兽骨上而得名，为殷商流传之书迹；内容为记载盘庚迁殷至纣王间二百七十年之卜辞，为最早之书迹。

刻在石鼓上

▲石鼓文，秦文公时期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

刻在青铜器上

▲散氏盘，又称夨人盘，西周晚期青铜器，因铭文中有“散氏”字样而得名。清乾隆年间出土于陕西凤翔（今宝鸡市凤翔县），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有了笔之后，写在竹片上

▲睡虎地秦简，又称云梦秦简，内文为墨书秦隶，写于战国晚期及秦始皇时期，反映了篆书向隶书转变阶段的情况。

写在丝帛上

▲帛书《老子》，1973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汉墓，内容与流传至今的文本有不同。

写在纸上

▲《因明入正理论后疏》是敦煌因明写卷中分量最重，篇幅最长而且保存较为完整的。此写卷由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于20世纪初从敦煌收走，现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

字越来越多，催生了专门从事写字的职业：书吏。

他们把字从象形字、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写到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形成了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书法。

对古人尤其是读书人而言，写一手好字是一门基本功，字写得越好，意味着发展的机会更大。为了提升这项技能，需要不停的练习，临摹就成为不二法门。临摹的对象，自然是前代和当代名家传世的名作。

历代书法作品很多，但随着时间流逝，保存下来的很少，不是传之后代，就是流入秘府，或是埋入地下，除非家传或有权有势之家不能一睹真颜。但是古人想到一种很好的办法，让普通人也能零距离接触名家作品，那就是把书法作品经一些手法刻在石碑上，术语称“勒石”。

什么是碑？

《后汉书·窦宪传》注:“方者谓之碑,圆者谓之碣。”从广泛的意义上说，凡是在石上铭刻都可称之为碑。一般来说，碑可分为三类：墓碑、宫庙碑、歌功颂德碑。

墓碑，也叫神道碑。通常立于墓前，记述墓主人的基本信息和功绩。我们通常说的墓志铭是南北朝时为应对政府禁碑之后出现的一种缩小版的碑，埋藏于地下的，平放、上面刻字，主要记载死者的籍贯、生平事迹，并附有铭。

▲夫人元洛神墓志，北魏文物，现藏西安碑林。（杨博摄）

宫庙碑。多在宫殿、庙宇、祠堂树立，多为先贤、圣人、祖先、神祇等立。

▲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宋代重刻，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

歌功颂德碑。多记载重大事件、重大功劳等，由地方官员或书法家撰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加圣号诏碑》，上部为元朝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圣旨，下部为陕西地方官所作的跋。（杨博摄）

石质的官修书。汉武帝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经典成为读书人主要学习对象。在印刷术极不发达的年代，所有的书本都靠手工传抄，容易出现错误和脱漏的情况。为避免这一问题，古人往往将典籍刻于石上，作为正本，防止错漏。

中国历史上曾有几次著名的刻经行动。一次是东汉熹平年间，由大书法家蔡邕奉汉灵帝之命，亲自审定并手书《周易》、《尚书》、《鲁诗》等七种经典，刻成后立于洛阳太学，称为“熹平石经”。一次是曹魏正始年间，用古文、篆体、隶书将《尚书》和《春秋》二经刻于洛阳，称为《三体石经》。第三次就是唐文宗所刻《开成石经》。

▲《开成石经》刻成于唐文宗开成二年（697年），历时4年完成，石经内容涵盖《周易》、《诗经》、《春秋三传》等十二种经典《五经文字》及《九经字样》，计114石，228面，共六十五万余字。每一经篇标题为隶书，经文为正书，刻字端正清晰，按经篇次序衔接，卷首篇题俱在其中，一石衔接一石，不易凌乱。（杨博摄）

其实，在唐文宗之前，有一位皇帝也组织过刻经行动，他就是唐玄宗李隆基。

当年，李氏入主大唐已过百年，李隆基的高祖李渊、曾祖李世民、祖父李治、父亲李旦早已作古，他们既经历了抢杨家亲戚的饭碗，也经历了玄武门下的刀光血影，李隆基的祖母武则天更是改天换地，父亲和伯父几起几落，包括李隆基自己都将杀人的刀伸向自己的伯母、表姐妹和亲姑姑，根本无孝悌可言。直到自己登基以后，愈发觉得有必要引导一下国家核心价值观，“孝”的重要性凸显。李隆基选定了《孝经》，他亲自作序、注解并书写，太子李亨篆额，宰相李林甫、国子监祭酒李奇古主持，完成了《石台孝经》。

▲《石台孝经》原石由四块黑色细石合成，长方柱体，四面刻字，高620厘米，宽120厘米。碑冠、碑身、碑座，共用35块巨石组合。碑顶雕刻着灵芝云纹簇拥的双层花冠和神龙，碑座上线刻双狮和卷草纹饰的三层石台垒起，显得庄重魁伟，所以被称为《石台孝经》。（杨博摄）

《开成石经》和《石台孝经》是碑林的源头，没有这两部经，就没有碑林。

碑林是如何成长的？

如果把碑林比作一个人，那么他就是生于皇家，长于荒野的一个不幸的弃儿。

《石台孝经》和《开成石经》刻好后都立于长安城内务本坊国子监内，受读书人瞻仰。然而好景不长，从天堂到地狱，只需要一个屠夫即可。

话说唐朝末期，原本是黄巢手下一个队长的朱温一叛黄巢，二叛唐朝，为了能够“挟天子以令诸侯”，下令将唐朝国都从长安迁至洛阳。为此，他强令长安百姓按户籍迁徙，长安城内所有的宫殿、房屋都被拆毁，木料全部顺着渭河漂流至洛阳，再行兴建。

长安成为废都。当时，驻守长安的佑国军节度使韩建为了方便防守，将长安城缩建，在已废皇城的基础上修建城墙，致使原来放置于城内国子监的《开成石经》委弃郊外，任杂草丛生。而《石台孝经》则被韩建移至城内太学。五代时期，刘鄩镇守长安，他接受尹玉奇的建议，将114块《开成石经》移至城内孔庙。

到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漕运使吕大中目睹石经存放之地实在恶劣，顿觉暴殄天物，深感有负于圣人教诲，故出动人力将全部石经迁移至孔庙北侧，就是现在碑林所在地。同时移入的，还有颜真卿、欧阳询、柳公权等人书法石碑。（另有一说，认为吕大中迁移碑林之地并非现址而在城西南，最终由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由虞策重建府学和孔庙而迁来现址。）

碑林和孔庙融为一体，成为孔庙的一部分，历代曾有很多毁弃石碑或用来修墙铺路的行为，但很少有人敢打孔庙中文物的主意。以后宋、金、元、明、清各朝，碑林虽屡遭人为和天灾破坏，却又屡次受到官方和民间的整修。

▲“孔庙”二字为清末刘晖所写。（杨博摄）

乾隆年间，碑林遇到了吕大中之后又一大贵人，他就是毕沅。

毕沅是江苏人，三十岁中一甲第一名进士，是一名学霸。他的第一份工作是翰林院修撰，是读书人最羡慕的工作之一。四十岁的时候任陕西按察使，随后升布政使，半年后又升陕西巡抚，在陕约十二年。

▲毕沅像。

毕沅在陕西除了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外，还兼职做了文物旅游局长，让诗与远方在他手中实现。毕沅喜欢四处考察，考察成果编著为《关中胜迹图志》（三十卷），对陕西七十七个县的地理沿革、名山大川和文物古迹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整理。他还重建了灞桥，修缮了西安城墙、司马迁祠，安排专人守护帝陵，我们今天还能游览那么多名胜古迹，与毕沅有莫大关系。

毕沅整修碑林居功甚伟。

他一进陕西就去碑林考察，看到碑石伏倒在草丛中，房屋倒塌，完全不是心目中想象的样子。毕沅是个实干家，他立即安排人员进行施工，对原有和新收集到的碑石合理排列，并加上围栏，防止游客触摸践踏。历史上第一次设立专门管理机构，归巡抚衙门直辖（规格要比现在高多了）。为保护石刻，规定只有55块碑可以拓印，而且冬季三个月内不准拓印石碑，其他季节拓印也要有数量限制。为保护石碑，保证拓片质量，指定专人从事拓印工作。拓片对外销售，所得收入用于碑林保护。

在整修碑林的基础上，毕沅还撰写了《关中金石记》，对先秦至金元时期近八百块碑进行了整理，内容相当齐备，对我们今天认识石碑仍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碑林的规模、格局定型于民国。

1928年，西北军将领宋哲元为了附庸风雅，从其他地方搬来一些汉唐石碑，陈列在当时的省政府衙门里，称为“西安小碑林”。1948年，这些碑石中较重要的部分以及一些近代人写的碑石被移至碑林。1935年，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经国民政府批准，拨款七万元，着手进行西安碑林的整修工作。1936年，成立了整理西安碑林工程监修委员会，邀请邵力子等担任监修委员和顾问。1938年，整个整修工程由梁思成设计完成。

▲梁思成

整个工程主要是对碑林的房屋全部进行翻建。修建了大门，办公室、休息室、储藏室和两座碑亭。新建了今第六陈列室，在各个陈列室之间修建了走廊，将站立在《石台孝经》两侧的唐碑分别安置在第二、三陈列室内。对《开成石经》中因地震断裂的碑石进行了接补，依原样进行排列。同样由梁思成设计，将石经分段加钢筋混凝土梁柱予以固定，防止倾斜倒伏。很多长期埋于地下的石碑在此次整修过程中也被发现。此次整修还增加了于右任捐赠的大量珍贵碑石。

建国以后，梁思成将《石台孝经》的建筑风格用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算是碑林给他的回馈了。

于右任是毕沅之后碑林遇到的又一位大贵人。

于右任是土生土长的陕西人，籍贯三原，距西安很近，他对西安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情。1918年，于右任奉孙文之名回陕西策划反军阀活动，目睹毛贼遍地、文物散失严重的景象，痛心疾首。此后，他一边革命，一边根据毕沅所著《关中金石记》苦苦搜寻失散的碑石。1933年，于右任以4000银元从一洛阳商人手中购得一块三角形的东汉刻石，经考证为失散千年的《熹平石经》的一部分。1952年，按于右任的原意，石经被捐给碑林。

▲《熹平石经》残片。（杨博摄）

他还前后二十年，耗费数十万银元从洛阳、安阳购买碑石四百余方，其中有北魏的墓志136方，于右任又特别从中选取七对夫妇墓志，命名为“鸳鸯七志斋藏石”。他本人从这些墓志的书法上汲取了很多营养，结合以前学习赵孟頫所习得的风格，创出自己独树一帜的“于体”。

1935年，为使这些珍贵的碑石不落入日寇手中，于右任委托杨虎城将军将全部文物由北京运回西安，无偿捐献给碑林。1938年，碑林整修时，于右任题写“西安碑林”匾额，曾悬挂于大门之上。碑林还收藏了于右任很多草书、楷书、行书等碑石作品，代表了于右任各种字体的水平。

▲杨松轩墓碑，张伯苓撰文，于右任书丹。（杨博摄）

建国以后，碑林获得新生。

1950年，以西安碑林为基础，成立了西北历史文物陈列馆，1952年更名为西北历史博物馆、1955年更名为陕西省博物馆。1952年，政府对碑林进行了彻底整修，对陈列碑石去粗取精，增加了各个朝代具有历史和书法家价值的碑石。1961年，碑林被国务院列入国家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1974年和1976年，陕西省文化局拨款，对《开成石经》和《石台孝经》进行了修补。八十年代，增加了第七陈列室，对其他几个陈列室进行了翻修。现在的碑林，自八十年代大修之后基本上没有动过。

1993年，正式更名为西安碑林博物馆，现拥有七个碑石陈列室，八个碑亭，两个石刻艺术室，珍藏汉代以来碑石4000余方，是我国保存古代碑石最多的地方，也是我国最古老的博物馆。

▲如今碑林一角（杨博摄）

为什么历朝历代对西安碑林都不抛弃、不放弃？

只因西安碑林实在太重要了，含金量高得无法衡量。

单从书法艺术的价值来说，碑林可以说是“书法艺术的故乡”、“书法字体超级市场”，但凡学习书法的人，没有哪一个可以跳出碑林所藏碑石的范畴。无论真草隶篆还是行书等等，碑林应有尽有，几乎所有知名的书法大家的字在碑林都能找到。

西安碑林的名碑多得让人眼花缭乱，幸福地晕去，因篇幅所限，只选取其中代表的少数加以介绍。

小篆祖宗碑——《峄山刻石》

原石刻于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巡行天下，走到峄山时，登高远望，心潮澎湃，就命丞相李斯撰文记叙功业，刻石于峄山之上。北周武帝时，刻石被武帝派人推到并放火焚烧，到开元年间，杜甫还曾赋诗“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开元以后，原石就不见了。现在看到的刻石是宋代以摹本重刻的。

▲《峄山刻石》，宋刻本。（杨博摄）

《峄山刻石》所刻文字，是秦统一六国之后所使用的天下统一的小篆，由“小篆之祖”李斯创制。刻石所刻文字大小相等、分布均匀、规规矩矩，使得后世学习之人无法发挥自己的风格，以至于李斯自己不无得意的写道“吾死后五百三十年，当有一人替吾迹也。”

果真，比五百三十年还要长些，唐代出了一位李阳冰，他是李白的叔父，他的篆书水平直追李斯，被称为“李斯之后的千古一人”。碑林保存有其《三坟记》碑。

汉隶典型代表作——《曹全碑》

此碑刻于东汉中平二年，是王敞等人为曹全及其家世所立的事迹碑，其中记载了黄巾起义等一些重大事件，补充了正史中的不足。碑石于明朝万历年间出土，1957年入西安碑林。《曹全碑》是汉隶中锋圆笔书写的代表，独树一格，藏头护尾、秀美多姿、落落大方，是为千古一绝。

▲《曹全碑》拓片

离王羲之时代最近的碑——《广武将军曾孙产碑》

此碑最大的价值在于刻碑的年代距离王羲之写《兰亭序》仅12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书法的基本面貌。当时北方盛行魏碑，南方盛行行草，而此碑字体多为隶书，且写得自由生动，刚柔并济、富于变化、不拘一格。

▲《广武将军碑》拓片

千年来最富盛名的王羲之字碑——《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

《大唐三藏圣教序》是李世民在玄奘法师取经回来以后，为他翻译的佛经亲自撰写的序，现存3块碑。第一块碑原文由褚遂良书写，刻碑后立于大雁塔底层，称为《雁塔圣教序》，至今为挪地方。另有一碑是褚遂良在左迁同州后书写，称为《同州圣教序》，先藏同州，现藏碑林。第3块碑由弘福寺和尚怀仁从内府所藏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集字，历时24年完成，开创了集字成碑的先河，为研习王羲之的字提供了绝佳的样本。李世民对王羲之佩服的五体投地，经常让臣下搜求王羲之的字，民间至今还传说他让御史萧翼骗王羲之后代《兰亭序》真迹的故事。

▲《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拓片

不写《千字文》不算书法家——《智永千字文》

智永和尚是王羲之的第七代孙，一生刻苦研习书法，十年习字不下楼，深得先祖笔法，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等都曾受他影响。《千字文》是南朝梁武帝时期，由周兴嗣变成四字韵文教科书，很适合启蒙学习和书法家练笔，智永之后，张旭、怀素、赵佶、赵孟頫等各朝名家基本上都有《千字文》作品。

▲《智永千字文碑》（局部）（杨博摄）

最能代表颜真卿字体——《颜勤礼碑》《多宝塔碑》《颜氏家庙碑》《郭家庙碑》《臧怀恪碑》《争座位稿》

相信学习颜体书法的人对以上六块碑烂熟于心，其实它们都藏在西安碑林里。颜真卿年轻时学习王羲之、褚遂良、张旭等人，后逐渐形成自己浑厚遒劲、气势雄强、雍容大气的风格，世称“颜体”。所谓字如其人，人们敬重颜真卿的字，更敬重他的人品和爱国情怀。安史之乱中，颜真卿和其兄颜杲卿奋力抵抗安禄山的叛军，战后数年又不辞老迈前往叛乱藩镇传旨，终死于李希烈之手。

▲《颜勤礼碑》拓片

▲《颜勤礼碑》（局部）（杨博摄）

绝对不能缺少柳公权——《玄秘塔碑》《回元观碑》

柳公权与颜真卿号称“颜筋柳骨”，同样是楷书，颜真卿发力在肉，柳公权发力在骨，用笔挺拔，风骨峥嵘，世称“柳体”，历代练习者不计其数。他曾以“心正则笔正”劝谏唐穆宗，至今传为佳话。

▲《玄秘塔碑》拓片

欧阳询父子都是有碑的大书法家——《皇甫诞碑》《道因法师碑》

欧阳询是唐初著名的书法家，自创“欧体”，其创作的《皇甫诞碑》是初学书法者临摹的好范本。欧阳询儿子欧阳通，承袭了父亲的衣钵，号称“小欧”，其创作的《道因法师碑》则极具“欧体”风格又有自己的新意，虽有不足却也赫赫有名。

▲《皇甫诞碑》拓片（局部）

差点被外国人掉包的国宝——《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如果说西安碑林什么碑最为世界知名，《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当仁不让。它与目前收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埃及罗塞塔碑、巴黎卢浮宫的摩押碑和墨西哥城墨西哥国家博物馆的阿兹特克授时碑并称“世界四大名碑”。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额（杨博摄）

此碑有名不在于它的书法，而在于其独特历史。因为它记载了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对中西方都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纪念意义。碑石记载了唐贞观年间，传教士阿罗本来华，经唐太宗特许传教的故事。

▲石碑拓片。碑文由波斯传教士景净撰刻，吕秀岩书写并题写碑额。碑身高197厘米，下有龟座，全高279厘米，碑身上宽92.5厘米,下宽102厘米，正面刻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颂”，上有楷书三十二行，行书六十二字，共1780个汉字和数十个叙利亚文姓名。

石碑于明天启年间重新出土，世界哗然，成了西方人的一块心病。20世纪初，有一个叫何尔谟的偷偷制作了一个复制品，妄图以假换真，最后被陕西巡抚识破，紧急将真碑追回，复制品则任其带走，复制多份后分送世界各地，真碑则于1907年安置在西安碑林。

除了书法，在碑林还能发现什么？

实在太多了，比如一些有趣的故事。

满清皇帝爱与汉人比谁更有文化。大概为了显示满人在学习汉学上一点也不比汉人差，碑林中收藏了大量康熙御笔手书的石碑，大部分镶嵌在建筑外墙上。还有些比较重要和大型的安置在陈列室中。雍正的碑也不少，其中一块《赐岳钟琪书》是赏赐给时任川陕总督岳钟琪的。岳钟琪是年羹尧之后雍正较为倚重的将领，在碑文中，雍正夸赞他“智勇原无敌，忠诚实可风”，虽然没有像对年羹尧所说的“朕甚想你”那么肉麻，也足够感动岳钟琪的了。

▲《赐岳钟琪书》（杨博摄）

雍正的兄弟如何保命。看过《雍正王朝》的人都知道，康熙晚期，九王夺嫡，胤禛成为笑到最后的人，除了早就是他的人和投靠他的人，其他的不是被圈禁就是被守陵。唯独十七爷允礼自小远离政治，自在逍遥。他年轻时向沈德潜学习（与毕沅是同学）诗书，没有参加夺嫡，直到雍正元年才受封为多罗果郡王（甄嬛粉可以看这里），六年后被封为和硕果亲王（还是那个果亲王），管理宗人府，还兼着六个骑的都统。

果亲王除了帮助雍正打理政务和提携弘历之外，就是游山玩水，寄情诗书。他在西安碑林留下8块书法石刻和1块画碑。其中记载了他游览太白山、骊山温泉等写的诗以及赐予地方官的诗歌，其中《望太白积雪》真真是写的极好的，孔子画像也不错。

▲《至圣先师像》拓片（杨博摄）

果亲王并非如《甄嬛传》中所演的被毒死，而是得了善终。他一直受雍正器重，是其托孤大臣。果亲王无子，雍正便把自己的一个儿子宏赡过继给他（弘赡的母亲姓刘，不姓臻）。到乾隆元年，果亲王患脚疾，三年后去世。

越平凡的人，墓志铭上的字越少。碑林除了收集名人碑刻外，还有很多普通人的墓志。其中有一个在隋代宫中看了一辈子宫灯的宫女，日子单调乏味，墓志除了记述她的出处和归途外，一生的经历两句话就概括了。只有达官贵人和有道高僧才有资格享受名家待遇，像于右任捐给碑林的《鸳鸯七志斋藏石》所记载的七对夫妇，均来自于北魏宗室，他们的故事可读性就强很多。

碑林里除了艺术，还有鸡汤格言。

迟钝人能存好心，行好事，做好人，虽迟钝，亦是上智；明敏人若心术不正，行事不端，不肯做好人，即明敏亦是下愚。（像笔者这样迟钝之人读了顿觉神清气爽）

▲杨博摄

难得糊涂、吃亏是福。郑板桥的专利，油腻男人的借口。

▲杨博摄

最有现实警示意义的是下面的《官箴》：

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

▲《官箴》（杨博摄）

这几句箴言据考证为明代山东巡抚年富所撰，后由泰安知州顾景祥刻于泰安府衙。西安碑林所藏的《官箴》是清道光年间，由陕西延绥道台颜伯焘带来的，为其父刻石赐予儿子。1993年，时任央行行长在央行举行的全国行长会议上引用了这段话，但他自己不清楚出处在哪里，就请大家帮忙寻找。几年后，金融时报总编辑杨其广在参观碑林时，无意中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这块碑，解开了谜底。

随后，杨其广将西安碑林所藏《官箴》拓片托人转交给行长，如今，西安碑林成为廉政教育基地，《官箴》成为讲解员重点解说内容，此为后话。

除了题写“碑林”二字外，林则徐与陕西的渊源深到超出我们的想象。

事实上，林则徐早在1827年就与陕西结下不解之缘，担任陕西按察使，游览了留侯庙、武侯庙等古迹，写下了很多感人肺腑的诗篇。

虎门销烟之后，林则徐于1842年被发配到新疆。中间路过陕西，一入潼关，就被好友接上，一路游览名胜古迹以遣怀，留下了《游华山碑》（现藏碑林）。因患疟疾，在西安休养三个月，尔后前往伊犁。

▲《林则徐游华山诗》（杨博摄）

在西安期间，他为碑林题写了“碑林”两个字，（至于少一撇错不错的网上有各种意见，就让他们继续喷吧）。

▲《碑林》题字（杨博摄）

走之前，留下《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二首，其中一首成为名诗：

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

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

第二句诗一经原总理吟诵之后，现在为官者都喜欢在发言稿中写进去。去新疆三年后，林则徐被任命为陕甘总督、陕西巡抚，初上任就逢关中大旱，饥民无数，活下来的很多人成为刀客，集体抢劫吃大户。林则徐一方面赈灾，一方面逮捕一百多个关中刀客，总算帮助地方度过荒年。又一年，林则徐任云贵总督，从此再没来过西安。

西安碑林难道只有碑么？

呵呵，只能说明你太幼稚了，随便拎几个出来瞅瞅。

景云钟。铸造于唐睿宗景云二年，故称景云钟。此钟由李旦亲笔撰写铭文，绘有龙、凤、狮、牛、鹤等瑞兽及飞天形象。景云钟虽重6吨，声音却一点也不笨重，它的表面有32个钟乳，可将钟声从清澈调成浑厚。景云钟虽然现在不发声了，但是它的声音我们天天都在听，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报时声，西安西华门的报时钟声也是它。1962年为参加世界名钟大赛响了一声，一不小心就得了亚军。

▲景云钟（杨博摄）

大夏石马。十六国时期大夏赫连勃勃时期所刻，属于少数民族艺术，极为难得。

▲大夏石马（杨博摄）

东汉画像石。大量的画像石反映了东汉官员百姓生活百态以及精神世界，十分值得一观。

▲东汉画像石，原出土于绥德。（杨博摄）

昭陵六骏。不必详述，全国人民都知道。

▲昭陵六骏之一，卷毛骢（复制品）（杨博摄）

“长安佛韵”主题新石刻艺术馆。珍藏北魏至隋唐造像碑和单体佛像共151件，分为“众生祈愿”造像碑区和“宝相千颜”单体造像区。身临其境，可以感受佛的无边佛法和菩萨的普度众生，体会当年出资造像之人一片虔诚之心。

▲观音菩萨坐像，唐代。（杨博摄）

▲佛坐像，唐代。（杨博摄）

▲杨连照佛造像，北周。（杨博摄）

▲菩萨头像，北朝。（杨博摄）

▲佛头像，唐代。（杨博摄）

▲佛立像，北周。（杨博摄）

▲宝相千颜（杨博摄）

还有不期然的偶遇。笔者参观碑林时，遇一学校组织学生担任讲解员为游客讲述石碑历史。大约长相还不算凶猛，被一小女孩拉住讲解，尽管磕磕巴巴，但总算顺利完成，合影而去。其他学生皆有主动讲解者，成功的向其他的传授经验，最终都完成了任务。

有书法老师带一帮学生在碑林现场临摹字帖。临摹前老师讲解“永字八法”，讲得入港，手舞足蹈，眉飞色舞，学生们被深深吸引，路人也停下脚步，忍不住举起手机。

▲讲解书法（杨博摄）

新时代，西安碑林将何去何从？

以下皆为个人愚见。

第一，大可不必对《开成石经》搬迁持一边倒的否定意见。因为此经自刻成至今已经被多次搬迁、修补，如果没有历届政府在人力财力物力上的投入，我们现在是看不到石经的。官方要全面衡量，一方面为公众普及知识，做好解释和辟谣工作，另一方面要切实从保护文物的角度出发，而不是完全冲着商业利益，做有伤人民感情的事情。

第二，碑林所用的石碑，大多为青石，看似厚重，其实极易磨损、断折，无论地震还是人为搬动都有可能造成损伤，碑林管理方为了经济利益长年累月拓印石碑，捶拓之法对碑林多少有损伤，很多游客在留言簿上提议禁止拓印，但碑林方面置若罔闻。

第三，碑林很多功课其实做的并不太好。陈列室设备陈旧，玻璃罩反光严重，灯光没有很好设计，想要摄影和观摩势必登天，各种设施老旧亟需升级改造。每一个陈列室毫无秩序，游客大呼小叫、肆意触摸碑文、骑跨龟趺的情景每天都在上演，面对游客的种种不文明行为，几乎没有工作人员去认真制止。西安碑林官方网站，其中录入了很多馆藏珍品，但是没有一张图片能点开观摩。各种信息更新缓慢，很多竟然还停留在2013年。由于很多石碑与书法有关，每块石碑旁边缺乏较为详细的介绍，导致很多游客反映看不懂，不明白好在哪里，自然也影响到碑林的文化传播效应。

▲难以拍摄的《开成石经》（杨博摄）

第四，碑林一贯低调，不动声色，宠辱不惊。由于碑林的低调，导致陕西文化档次一直停留在关中民俗层次，公众一直以为大雁塔广场的喷泉、大唐芙蓉园的人造景观、兵马俑的秦俑才是最具显特色的景观，以为在在永兴坊喝一碗摔碗酒、在回民街撸一串烤肉就是逛了西安。

第五，碑林扩张是好事，因为还有很多碑石文物没有得到展示，公众无法得知它们的存在，它们自然无从发挥自身的价值。如果能在新展区为他们安个家，同时对旧展区进行全面升级改造，大量利用新技术，更方便游客观摩和文物保护，无论对国家、对社会、对历史都有好处。

十三朝古都最精华的部分在碑林，十三朝古都的灵魂在碑林，西安的根脉在碑林，“最西安”非碑林莫属。

用好碑林，重中之重。改变碑林，切切慎重。希望我们就是刘璕、吕大中、毕沅、梁思成、于右任，碑林赋予我们灵魂，我们让碑林得到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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