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八月书单）｜翻书党
八月，秋立而凉风至。这是自然界的铁律。虽然现代化不断摧残自然界，但规律还是规律。
随之而来的，是人心薄凉，冷暖自知。借用这两天邹思聪刷屏的文章《时代不可避免剧变了，我们都要设法活下去》的标题所昭示的，我们，稍微有点独立人格和思想的人，确实该如此了。
所以，从四月份以来，我在阅读的选择上，明显地出现了一种疏离社会而回归自我精神追求的倾向：
四月，我个人书单用的主题是“读书构建另一个平行的世界”，“要赋予自己一种权利，有权自己决定，把生活中哪部分留给理想，哪部分留给平庸，决定哪部分不和自己为难，哪部分应该倾尽全力……这其实就是在平行世界确立只属于自己的有道德的生活秩序。”
五月，我个人书单用的主题是“读书才是自我的事”，“面对训练有素的无知，依然有一条通向灵魂的幽径。 那就是形而上的追求，通过阅读和思考，寻找自由，涵养自我，也是一种精神抵抗。”
六月，我个人书单的主题用的是“阅读和思考是一种向内在的流亡”，“我们可以通过对先知和哲人作品的阅读，确证那些召唤亡灵的行动的荒诞和必然成为历史笑料，尽管也会经历痛苦的悲剧，但是，我们只能通过形而上的追求，来保证闹剧出现时自己能够依然成为一个人，是的，一个人，而不是追随者和应声虫。”
七月，我个人书单的主题是“读书是我们抵抗恐惧的姿势”， “当无名的恐惧袭来的时候，我坐在角落，双手举着书，这是我抵挡恐惧的姿势，眼前的字是最近的挡箭牌，是白日梦从噩梦飞起的无数洞穴。” 我在文中引述的张辛欣的话也代表了我的心态。
单个的主题并不能发现什么特别之处。但当把这些主题陈列一起的时候，这些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并没有什么整体性策划而单独写下的这些主题，竟然内在关联是如此的紧密，也足以透露我内心幽暗处的某种脉络。
其实也没有什么秘密，一切都是公开的，都在阳光下。
无非就是，在灵魂接近自己最渴望的模样的年龄，在大变局终于无法阻挡而到来的时候，我需要继续保持自己渴望的灵魂的模样而不扭曲，而且首先要设法活下去，带着尊严活下去。
怎么办？其实历史是个好老师。
龚自珍在《尊史》中说：“尊之之所归宿如何？曰：乃又有所大出入焉。何者大出入？曰：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简单地说，就是要知大道，必先读史，但不能光读而深陷其中，还要能跳出来，才能入“大道”。
传统中国的治道和个人立身，都是也只能是向前贤学习，在前代圣王作品中寻找依据，这固然能迅速以此恢复局面，却也是走不出历史循环的根源所在。今天我们寻找治道和个人立身，除了前贤著作风范，已然有了全新的不同谱系的他山之石。即便生活于不幸的时代，这也是我们的幸运，比前人幸运的地方。
八月，我个人的阅读，与前些个月一样，都是无意中暗合了这个主题。
叶康宁兄的《风雅之好-明嘉万年间的书画消费》，从明代因《清明上河图》交易导致的一场风波入手，让我们得以了解书画在明朝官场和市场交易流通的过程和乱象，得以从书画角度观察明朝世风世相以及社会个群体在文化消费中的关系，也能隐约看到政治堕落的乱象。阅读过程，也难免让我多少勾连起对于当代书画和其他艺术品市场乱象背后的联想。
书里提到一个有趣现象，就是嘉万士人对乡邑同道的推举，抱团话语，实际上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突然想到吾乡养心斋斋主张兄，这些年费力搜罗乡邑前辈书画，竟致价格飞扬。然张兄之举，绝无嘉万士人互抬私心，却真为吾乡留下了文脉一瓣心香。
《武神与将军》，刘怡著。1933年，纳粹上台，是忠于元首，还是忠于国家？本书回溯了传统德国的传统精英中的代表，德国军人的抵抗运动，参与抵抗运动的有地位显赫的将军和元帅，有备受重用的市长和大使，有超然世外的贵族和牧师，亦有普普通通的工人和大学生，但是，这一群远离了社会公众的抵抗精英，既缺乏资源和组织能力，也不掌握现代宣传的力量，而且还常常被精英的机会主义盘算所误——爱惜羽毛的保守拘谨带着浓厚贵族气息的军官团，他们还是怕违宪怕民意怕成为历史罪人，结果他们的对手也是某种程度的合作者希特勒及其党羽，是既不怕违宪，更对历史无所顾忌的。所以，这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抵抗。
“上帝曾经答应过亚伯拉罕，只要能在索多玛城发现六个正直的人，就不毁掉这个城市。但愿由于我们的缘故，上帝能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德国。一个人，只有当他愿意为信念牺牲生命时，才具有道德良心上的价值。”本书封面上印着的军人抵抗运动成员、1942-1944曾策划多起暗杀希特勒的行动，“7·20”失败后在东线战场自杀亨宁·冯·特雷斯科夫少将的这段话，是非常震撼的。
这是一本中国人写的外国史，还是相当不错的。
《俄罗斯文学讲稿》，纳博科夫著。本书是纳博科夫在康奈尔大学文学课程的讲稿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可以称为阅读厚重的俄罗斯文学的一个指引。纳博科夫书把俄罗斯的七位重要作家的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和高尔基及其重要作品汇聚一起，品头论足，比如高尔基被他贬得几乎一文不值，而纳博科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冷嘲热讽，充满不屑——比较布罗茨基对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价，正好是一个有趣的对比。但他对契诃夫则说
“我衷心建议尽可能地拿起契诃夫的小说（即便是那些令人难受的译本），在小说中做梦畅游，契诃夫的小说本来就是让人做梦畅游的地方。在一个属于面色红润的歌利亚的时代，读一读关于柔弱的大卫们的小说还是非常有用的。荒凉凄黯的风景，泥泞道路旁枯萎的黄花柳，灰色天际振翼而过的灰色乌鸦，在某个最寻常不过的角落里突然涌起一阵奇妙的回忆----所有这些可悲的黄昏，可爱的软弱，这个契诃夫鸽灰色世界里的一切，在极权主义国家的崇拜者所描绘的那些强大自足的世界里的虎视下，所有这一切都显得那么弥足珍贵。
“自由的人写下真正的书，给自由的人读，这何其珍贵。”观点可以不同，但这点就够了。
《苏联的最后一年》，罗伊·麦德维杰夫著。本书主要讲述1991年8·19事件前后苏联的经济状况、人民群众的情绪、党的领导层的变动、事件过程中的一些关节点、重要人物，以及作者本人对这一事件的总结和反思。作者本人是历史学家，曾因研究斯大林主义的著作而被开除党籍，并成为异见运动一员，苏联解体前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共中央委员。
“如何解释，他将国家的命运寄托在像怕夫洛夫、亚纳耶夫和已故的普戈这样的人身上呢？秘密正是在于，戈尔巴乔夫没有给自己的亲信提出过高的个性和知识方面的要求。太阳并不需要其他发光体的陪衬，他认为自己就足够了，其他人的使命只是反射他的无所不在的光芒而已。”麦德维杰夫认为，戈尔巴乔夫常常把自己的个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至上。
麦德维杰夫承认，苏维埃意识形态失去了生命力，这是苏联崩溃最主要的原因。本书更像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对苏共和苏联的一曲挽歌。
罗家伦的《逝者如斯集》，内容跨越36年，辑录了他对所交往人物的点滴追忆，文字情感饱满，自然流畅。罗家伦是五四运动健将，留学归国后参加北伐，后任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校长，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负责人，驻印度大使以及考试院副院长，所经历之事，都为当时历史之大事，所接触的人物，都是当时政坛教育界等赫赫有名的人物，所以，这些为逝者所写的纪念文章，虽然短，却是对民国精英风貌的回忆描摹，是一个时代的剪影。
“我们需要一个伟大的俄罗斯，但这种伟大不是靠帝国的野心和军事实力，而要靠人民的美德和生活的质量。俄罗斯只能在自由的条件下，在法律至上和人的权利高于国家利益时才能达到这种伟大。”（致中国读者）
雅科夫列夫在《一杯苦酒》的中文版序言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这一段话，也是他痛苦省思苏联及俄罗斯的悲剧之后的真诚感悟。
作者雅科夫列夫曾是二战老兵，退役后以伤残之身上大学读书，从基层做起，一级级攀升，后来成为苏共宣传部长，公开性的奠基者，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设计师。他个人从对苏联社会和党内生活从开始感到困惑和怀疑，到后来感到失望，从一个共产党员最后转向社会民主主义，最后成为了苏联这个制度的反对者。
雅科夫列夫反思了俄罗斯布尔什维主义产生、发展及消亡的进程，以及布尔什维主义对苏联政治与社会发展的灾难性影响。尤其书前半部分关于历史的剖析，入木三分，针针见血。后部关于改革部分，略显啰嗦。
不知道中国有多少人愿意饮下雅科夫列夫递上的这杯苦酒。
“一个人只要不公开说出他所想的，他在心里爱怎么想就怎么想，绝不会受到阻扰。只有经验和想像力的极限才会限制他的思想活动。但是，这种独自私下思索的天赋自由权简直毫无价值。”J.B.伯里，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古典学家，剑桥大学钦定现代史教授，在《思想自由史》导言开篇这样说。所以，伯里认为，思想自由的价值，应该包括言论自由在内。伯里说的自然是对的。但我想，伯里可能还是见识少了，他恐怕无法想象，世界上还有地方，连独自私下思考的权利都会被剥夺，在古典文献中，大概也不存在这样的记载。这是20世纪以来才有的现象。
“如果说文明的历史曾给我们什么教训，这就是：思想与道德的进步，有一个完全是人类本身力所能及的最高条件，这就是思想和讨论的完全自由。建立这种自由制度，可以认为是现代文明最有价值的成就，并且应看成是社会进步的基本条件。思想自由所依据的永恒功利的考虑必须胜过对眼前利益的任何计较，人们不时会想到眼前利益而要求违背永恒功利。”
“我们应尽一切力量使年轻人铭记，思想自由是人类进步的公理。”J.B.伯里一再告诉我们。
关于老朱煮酒
更多分享，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