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真实的武林：杨露禅等大师“事迹”注水严重，几无实战记录
（天山武林大会）
作者兰台，系头条号签约作者
清朝政府出于笼络汉人考虑，尤其是为吸纳汉人之中武勇之辈，对武举中举人待遇是非常优厚的，可以说待遇之优厚，远远超过前代。
武举中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会分别授予一等侍卫（正三品）、二等侍卫（正四品）职务，即使三甲武进士中也会选成绩最好的前十名授予正六品蓝翎侍卫，单从品级上说比文科举要高得多，毕竟即使文状元也仅只授予从六品文职。
清朝不但对武进士优待，对于落榜的武举人也极尽优待之能事，清政府规定对于落榜的武举人，有愿意参军的，会分发到原籍所在省份的绿营任职，三年期满后由本省督抚提镇等送往兵部考验，考验合格者分发到临近省份以营千总（正六品）拔补。
雍正朝时还给与愿意还乡的落榜武举人四五两到十两白银不等的旅费。
而且只要考上武举人，立刻可以在家乡享受举人免税的优待，可以一跃成为当地的士绅阶层。
（武状元牌坊）
清代武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重视技勇，考试内容主要是骑射、步射、技勇，而且要求其实也并不高。
比如骑射只要求距三十五步，中三矢者为合格，步射八十步，中二矢者合格，之后就是拉弓，从八力、十力一直到十二力之弓；之后舞刀，刀从八十斤一直到一百二十斤，然后就是举石过膝，从两百斤到三百斤。但是乾隆朝开始，拉弓、舞刀、举石只需要两项合格即可。
正因为清代武举待遇优厚，考试难度并不高，所以有清一朝一直有民间武师报考武举的是络绎不绝，比如康熙朝时有一名武探花杨炳就是来自河北地区的民间拳师，而清末最后一名武状元张三甲本人也是一名来自直隶开州的拳师，他出身贫寒，但是武艺惊人，一举夺魁后，他老家开州立刻就建起了状元及第的牌楼，可以说是名利双收。而张三甲武举夺魁也证明清代一直到光绪年间，武举还是比较公平，穷人子弟也能考中武状元。
根据史料，清代武举进士和武人多以北方人为主，尤其以河北、河南、甘肃、陕西四省为多，这也造就了河北、河南等地民间尚武、习武之风。
为什么谈清末民初的武林，会说这么多清代武举的事情呢？
我其实就想告诉大家一个很简单的常识：在清代，武举对于练武的穷人来说是一条非常好的出路，一旦考中武举人，哪怕殿试考不中进士，想当中级军官也很容易，就是不当官，回老家也从平民百姓一跃成为有功名的举人，变成当地士绅阶级的一员，享受免税等特权。
直隶地区不少民间拳师也确实通过武举不但改变了自己命运，而且还光宗耀祖，完成了阶级跨越。
（清代军服）
然而，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清末武林高手比如杨露禅、孙禄堂、宫宝田、李书文等人，尽管今天不少文章把她们吹捧的天花乱坠，但事实就是这些所谓的“武林高手”别说考中武进士、武举人，甚至连武举都没有参加过。
大家不觉得奇怪吗？
今天各种文章把杨露禅、孙禄堂、李书文、宫宝田这些人吹嘘的神乎其神，什么孙禄堂速度耐力不逊色于马匹，杨露禅打遍京城无敌手等等，可他们宁愿跑江湖卖艺，宁愿迂回去给达官贵人教拳，也不愿意考武举完成阶级跨越。
这些武林高手都这么“淡泊名利”吗？可如果他们真淡泊名利，又为什么以自己是某王府，某相府拳法教练为荣呢？
以孙禄堂为例，1870年前后他差不多十八岁，用孙禄堂女儿孙剑云女士的话说，孙禄堂十八岁时带着母亲去保定，“十八岁，徒步去保定，于之姑夫经营毛笔作坊，习制笔技术，收入渐裕，结友拜师，习查拳、螳螂、少林各门武艺，尤其于轻功上狠下功夫，并精习点穴之术。”
如果这是真的，为什么这十年孙禄堂不去考武举呢？这么娴熟的武艺不去考武举做官，非要走街串巷打把势卖艺，孙先生是抖M吗？
为什么我一再说打把势卖艺？
（清代打把势卖艺很不容易）
这是因为在清末民初，许多学了一点拳术的民众贫苦无依，只能靠走江湖打把势卖艺、卖药。
成书于1916年的《清稗类钞》就记载了一个跑江湖武术艺人 “卖药”全过程，当然，书里则包装成了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
某日，一位精通点穴的武林高手游玩至正阳关，拉住一位马贩子，警告他“面色有异，不治将死”，且询问对方是不是手臂疼？是不是一小时以前有人拍了他的背？马贩子回答说：确实有，之前遇到一个少年，想拿瘸腿马换自己的好马，自己不肯，少年生气了，就怒拍了一下自己的背走了。舒雅佩告诉马贩子：“此点穴也，一周时将死”，然后用特制的药救了马贩子一命。随后，舒雅佩在路上碰上了点穴少年，用点穴法与之搏斗，少年中招后“忽噤其口，若痴”，变成了痴痴呆呆的哑巴。舒雅佩再让马贩子用自己所赠之药将少年医好。
这一记载一看就是打把势卖药的，这位“高手”和少年是串通好了，以此诱惑马贩子买自己药。
所以，在清末，武师如果行走江湖，很有可能就是到处打把势卖药，十分的辛苦，绝对比不上在家做举人老爷舒服。
而且即使去达官贵人家教授拳法也完全说不上能得到什么尊重。
杨露禅号称曾在端王府教授过拳法，但是没有可信的史料记载；真正留有史料的是担任过伪满洲国三等侍卫官的霍殿阁，他算是留有可靠记载，如何在天津向溥仪教授拳法的。
根据溥仪贴身侍卫李国雄的《随侍溥仪纪实》记载，溥仪招来霍殿阁教授拳法，但是对霍殿阁一点儿也说不上尊重，溥仪当时居住在天津张园，他让霍殿阁在张园戏台子上当众表演八极拳，当时溥仪带着一群人在下面围观，这真是完全把霍殿阁当做了下九流的卖艺人。
从霍殿阁的经历看，给达官贵人教拳又怎么比得上考武举做军官好呢？可杨露禅、孙禄堂、李书文这些“武林大师”宁愿忍受这些歧视也不去考武举，还真是有意思。
为什么我说清末民初武林嘴炮横行？
是因为杨露禅、孙禄堂、宫宝田这些“武林高手”对战记录几乎没有可靠的史料作为佐证。
（杨露禅）
以杨露禅为例，现在许多文章说杨露禅做过端王的拳术教师，还被端王推荐去旗营教授拳法，可是按照杨露禅先生四世孙杨振基所撰写的《杨式太极拳的起源和发展》记载，杨露禅是1865年进京，当时已经66岁了，而且杨露禅1872年就去世了，他在北京也就待了七年。
可端王府的小端王载漪是1860年才过继到端王府的，当时他才九岁，一个十来岁的空头贝勒又有什么资本给旗营推荐教师呢？就算推荐了，又有谁会听一个十来岁的小贝勒的呢？
更有意思的是杨振基说翁同龢曾给杨露禅写过一副对联“手捧太极镇寰宇，胸怀绝技压群雄”。
这我都不需要用史料证明当时翁同龢根本不会搭理杨露禅，只想说一点，这对联犯了最低级的平仄反押的错误，翁同龢好歹清末一代文坛领袖，他怎么可能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就算翁同龢当天喝了几十斤白酒昏了头，犯了这个低级错误，他酒醒后就不知道改正？就这么任由自己的低级错误“流传后世”？
还有陈微明著有《陈微明太极拳遗著汇编·太极拳名人轶事》记班侯弟子、北京东城炒面胡同富二爷述露禅师祖轶事曰：“吾露禅师祖喜吾勤瑾，吾尝在旁伺候为装旱烟，年八十余尚练功夫不息，偶至吾家坐谈。一日天雨，泥泞载道，师祖忽至，而所着双履，粉底尚洁白如新，无点污，此即踏雪无痕之功夫也。盖太极清灵，能将全身提起，练到极处实能腾空而行。”
这违反牛顿力学的“腾空而行”不必我来戳破，早在民国时期，武术史学者唐豪就在其著作《太极拳与内家拳》里直言不讳的指出“陈微明之妖言惑人者，莫如杨露禅之踏雪无痕。”
当然，不仅仅是杨露禅，孙禄堂、宫宝田这些现在知名的“武林高手”，他们的事迹也都禁不起认真考证，之后我会用历史学的方法为大家详细考证孙禄堂、宫宝田这些“武林高手”事迹之虚妄，我标题所说“大师们实战能力存疑”绝非妄语。
参考资料：
《清代武举初探》、《清代武举制度述略》、《论武举制度与清代武术的发展》、《随侍溥仪纪实》、《太极拳流派的演变研究》、《杨式太极拳的起源和发展》、《浅谈杨露禅“太极”世界的历史沿革与发展》、《杨露禅卒年、轶事与家教》、《唐豪武术学术思想研究》、《清稗类钞.舒雅佩救贩马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