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天文学受制于天人感应说
孙迎智
古代中国有着丰富的天文实践和天象观测记录,由此总结了大量的天文学知识。比如,《诗经》中有大量关于天象的诗句,《左传》中有世界最早的哈雷彗星记录,战国时期的《甘石星经》是世界上最早的星表。历代官修史书中,无不记载着大量的天文现象,当代国内的天文史研究者对其进行整理,其中记录了太阳黑子、陨石、日月食、彗星、超新星等天象。
这样的史实使我们引以为傲,但是同西方天文学的发展历程对比,就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传统的天文学没有借助这些丰富的记录和历法上的进步,发展出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天文学?这个问题,可以看成是“李约瑟难题”在天文学方面的具体化。笔者试图分析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关注对象和特征,揭示其背后的思想基础,即“天人感应”的思想。正是这种从商周时代就存在的思想,使得中国天文学无法越过“经验阶段”,发展出科学的天文学。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关注重点
从现有文献来看,“天文”一词,最早出现在《易传》之中,《贲·彖传》有“观乎天文,以查时变”;《系辞》中也有“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的说法。在《淮南子·天文》中,东汉高诱注释“天文”为:“文者,象也。天先垂文,象日月五星及彗孛。”三国时期易学家虞翻解释“天文”为“日月星辰”。可见,天象是“天文”一词的最初含义。由于古人认为天象预示着人间的吉凶祸福,由此,“天文”一词也有了观察天象、预测吉凶祸福的含义。
既然天文观测要预测人间的吉凶祸福,那就要寻找上天的规律。这种规律就是“天道”。然而虚无缥缈的天道,实在难以寻求。子贡曾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东汉末年大儒郑玄在《论语注》中解释此处的“天道”为“七政变动之占也”。“天道”就是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和日月变动所展现出的征兆。
君主、大臣们往往就“天道”的问题请教于精通此术的官员。如《左传·昭公十一年》中记载:春秋时期,周景王就问大夫苌弘如今这些诸侯的吉凶。苌弘的预测基于天象的变化:鲁襄公十三年岁星(木星)运行到了豕韦(二十八宿中的室宿),这一年蔡侯弑君自立,现在岁星再次回到了豕韦,预示着蔡侯将不会活过今年。楚国将会占领蔡国,但是楚国也在积累自身的罪恶,当岁星运行到大梁的时候,蔡国将复国,楚国将不吉利。这样的变化,就是天道。而蔡侯果然在这一年被楚国人杀死,蔡国灭亡。而昭公十三年,楚国内乱,楚灵王被杀,蔡国复国。
这样过于准确的占星预测,也许是后人附会的,但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君主和士大夫阶层共通的行为方式:面对人世的变化,要反观上天,从天象的变动中窥测吉凶。上天的意志,就可以从天象中窥测出来,这就是天文在古代中国受重视的原因。
这种根据天象预测吉凶的“天文学”,实际就是“星占学”(astrology),而非现代所说的“天文学”(astronomy)。星占学家在预测吉凶时,势必从事现代天文学领域的观测推算等工作。
“天人感应”思想下的古代天文学
古人以“天”作为中介,赋予事物以联系,正是“天”使得世间的经验有了深层次的意义。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说:“五星合,是为易行,有德,受庆,改立大人,掩有四方,子孙蕃昌;无德,受殃若亡。”他对于天象和人世的对应关系总结为:“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三光者,阴阳之精,气本在地,而圣人统理之。”
天人感应的思想影响着整个中国古代的天文学,而历代君主和士大夫阶层基本都持有这一思想。君主借助天上星宿的变化,来证明自己权力的正当性;而士大夫阶层则往往借助天变来警示、告诫君主,要端正自己的行为。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君主们对于天象的异变非常惊恐。如《汉书·翟方进传》中记载,汉成帝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出现了“荧惑守心”的天象,即火星运行到了心宿,这个星象对于拥有天命的君主不利。为了改变天命,成帝逼迫丞相翟方进自尽,以塞天象,为自己阻挡灾祸。这是天人感应说影响下,天象对人事产生的重大影响。讽刺的是,根据当代学者黄一农的研究,“荧惑守心”这一天象,可能是成帝的天文官出于某种目的,夸张编造出来的。
古代天文学向科学发展的障碍
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西方科学思想的传入,拥有广泛观测记录的中国传统天文学,能否独立发展出科学的天文学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在传统中国社会,摆脱“天人感应”的思想,进行科学的天文学研究,将遇到极大的障碍。这种障碍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天人感应”思想的缺陷。“天人感应”的思维方式可以说是一种原始思维的残余。借助于西方人类学的研究,我们可以理解古代中国人的原始思维。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就指出原始思维的“互渗律”特征。所谓“互渗律”,即原始思维中特有的、支配诸多表象“关联和前关联的原则”。原始人不关注客观联系,相反,“对现象之间的这些或虚或实的神秘联系表现出特别的注意”。原始思维对于事件间的“时间关系是不感兴趣的,它的全部注意都集中在联系这些事件的互渗上”。中国古代天文学就是以这种思维为指导,在不关注客观现象而关注某种神秘联系的观念下,古代中国人很难发现天体之间客观、科学的联系。
2.科学思想方式难以获得认可。虽然现在我们能从哲学史中看到有不少哲学家反对天人感应学说,但事实上,这些人的思想流传不广。那些我们今天认为很了不起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在古代社会往往并非主流。例如东汉初年王充的《论衡》一直到东汉末年才稍有流传,逐渐为人所知。从古代大量的文献记载来看,坚持唯物主义观点,以客观的视角分析包括天文现象在内的自然现象的人还属少数。
3.君权的限制和迫害。天文学被认为是与上天沟通、预测吉凶的学问,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天文学属于君主的权力,并被认为一贯如此:“自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史记·天官书》)因此历代王朝对天文学施加了种种限制。如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唐律疏议》卷九规定,禁止民间拥有“玄象器物、天文图书”等,违者“徒二年”。宋太宗开宝九年,命令天下各州“大索”天文术士送至开封,不得藏匿。对这些天文术士测试之后,合格者司天台留用,未录用者脸上刺字、发配海岛。(《宋史·本纪第四·太宗一》)宋初帝王为了限制天文星占知识的流传,采用极端的方式,导致民间了解天文知识的人日益减少。而涉及天文观测、吉凶预测的书籍更属于禁书,严禁在民间流传。
4.传统天文学研究内容本身的缺陷。科学知识强调的是客观性、实证性。而传统天文学中,属于星占学的部分,通常与科学无缘;属于客观观测、制定历法的部分,由于古代中国数学发展程度不足,很难从大量的观测记录中,通过数学计算发现星体运动的内在规律。西方天文学在伽利略、开普勒时代取得关键性的突破,一个原因就是源自古希腊的纯粹数学传统。中国古代数学更多是基于实际需要的计算,很少从中抽象出纯粹的数学关系加以研究。
在古希腊时期起源的西方天文学,最初也是天文学观测和星占学的混合体。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外在的宇宙和人体的“小宇宙”有着对应关系,这种思想在欧洲中世纪大行其道,甚至到近代早期,有些科学家仍然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如开普勒在观测天象的同时也为德意志王公提供占星预测。直到伽利略和牛顿时代,天文学和星占学才分道扬镳。科学史家柯瓦雷在《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中描绘了这一变革:古代封闭的和谐宇宙的观念逐渐解体,经过库萨的尼古拉、伽利略、布鲁诺、笛卡尔等一系列思想家的研究和重构,一种全新的、无限的、机械的宇宙观产生了。这种宇宙观正是科学的天文学研究的思想基础,在这里完全没有超自然力量的存在余地。而中国古代天文学始终没有迈出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