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秦赋》看高古沉雄的燕系玺印
“印内求印”——高古沉雄的燕系玺印
文/刘国良
燕国（公元前1044年-公元前222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跻身于战国七雄的大国。燕国作为一种特定的历史环境，聚集了诸多不同的文化，其主要由周文化、商文化、张家园上层文化及北方其它民族文化因素组成。期间涌现出了一批重要历史人物，如燕昭王、乐毅、秦开、骑劫、栗腹、剧辛、将渠、蔡鸟、荆轲、秦舞阳、苏秦、田光、高渐离、子之等人。在燕国八百年间的历史长河中，能工巧匠创作出了高古沉雄、精美绝伦的“燕系”玺印，它与“秦系”玺印的承前启后、“齐系”玺印的诙谐趣味、“楚系”玺印的奇诡浪漫、“晋系”玺印的巧思精工有着很大区别， “燕系”玺印所呈现的图义是一部诸文化因素的渗透酿成的燕文化思想史，它是中国古代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燕国概况和“燕系”玺印历史考古情况
古代的玺印，《释名》解释为：“玺，徙也，封物使可转徙而不可发也。印，信也。所以封物为信验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古玺是秦国统一全国之前印章的通称，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只有皇帝的印章才可称“玺”，官吏及一般人的称为“印”。古玺文字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末进入了高潮时期，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期的印章大多是战国古玺，战国时期的玺印根据地理位置、文字风格特征主要划分为五大系列，分别为齐系、楚系、燕系、晋系、秦系，各系文字特征独特，各领风骚。
战国时期地图
战国古玺辨识有几个特征：1.六国文字中多有小篆雏形，秦系已接近小篆，章法参差自然，部分文字结构因地域而有差异，楚字最难以识别；2.晋系、楚系工艺讲究，小印精良；3.战国玺印形制多样，钮式以台阶鼻钮为主，燕系、齐系有长柄；4.印面不拘格式，齐系有典型的凹凸印。古玺中的印文奇诡多变，绚丽多姿，实用基础之上还具有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古玺所用文字的巨大可塑性被印人群体所激赏与借鉴。
河北属于燕玺系列。燕国是古代周朝分封的一个姬姓诸侯国，周武王推翻殷商之后，加封召公为侯爵，之后开国君主定都于“蓟”，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市西南位置，燕国为周朝北方的重要屏藩。公元前320年，燕国国都被齐国、中山国联军攻破，在赵武灵王的军事支持下，将燕国送往外国当人质的公子职送回燕国担任国君，这就是后来的燕昭王。燕昭王即位之后招纳贤士，发奋图强，听取名士郭隗的建议，于燕下都高筑黄金台， “千金买骨”，向其他国家聘请人才，燕国很快集中了一大批各方面的专家， 苏秦、乐毅、邹衍、剧辛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
燕国下都地图
人才的注入使得燕国国力大增，燕将秦开东向击胡，拓地千余里。公元前284年，燕昭王拜乐毅为上将军，与秦国、赵国、韩国、魏国合纵攻破齐国，连下齐国七十多座城市，除了莒、即墨两城，几乎占有齐国全境，终于报了当年破国之仇， 原本弱小的燕国达到了全盛，燕国士兵都乐于出击，不惧怕战事，老百姓殷实富足，安居乐业。据《战国策·燕策》记载：“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其疆域纵横达到两千多里，军事武装几十万人，战车六百辆，战马六千匹，储存的粮食充盈，跻身于战国七雄之一。
马衡先生
1929年，当时金石考古学家马衡、著名学者沈尹默发掘燕下都遗址，“燕玺”作为玺印的重要分支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近年来，随着燕玺、印陶等实物在河北出土的增多，大大丰富了我们对燕国印章的重新认识。
沈尹默先生
燕国玺印文字与铜器铭文、兵器铭文、货币、陶文等同出一脉。燕国出土的印章，内容非常丰富，反映了官制、地理、军事制度等方面的情况，燕国的大国气象与人文信息浓缩于玺印。玺印广泛用于各种器皿，如陶器的大量封印。多位学者考证，在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等地所出土的燕国纪年陶印迹，系用燕国特有的长条形玺印印成，内容是纪年以及职官、工匠人名，如匋(尹)→匋倈(匋敀)→匋攻(陶工)，左匋、右匋，是中央制陶官署；“左匋尹(或右匋尹)”是制陶业的长官，而“陶倈”，可能是陶师，“敀”可能是“陶倈”的副手；陶工(工师)是主造者。有的还钤记年月“某年某月”，如“廿一年八月”。有的陶文或有简省。从有器形可查的这类陶文看，一般都是陶罐和陶尊上的印记。如“陶工某”类，印面呈长条形。“匋攻(工)”下均为工匠名或工师名，如匋攻牛，攻字反文。燕国陶文中的陶工官署分为左、右，如“右匋攻丑”，有时也称“工某”或“匋工”。燕陶借“攻”为“工”，借“缶”为“匋”。“匋”，《说文》解释:“《史篇》读与缶同。”常见的印迹有“左宫某”“匋攻(工)某”，大多为阴文正方形，是燕国另一类型的官营制陶业用印。尺寸大小相同，铭文基本格式是左宫或右宫加人名。这类陶文凡是有器形可查的，基本上都是筒瓦、板瓦和瓦当上的印记，说明左宫、右宫是制作建筑材料的机构，也是瓦的使用单位。这类陶文中的人名是负责建造王宫用瓦的官员或工师。这种印迹，印面呈正方形，“左”字上大下小，颇为稚拙，“宫”字两口呈倒三角形，三字布白如侧倒之品字形，章法浑穆，线条舒展，为古玺中代表之作。如“左宫畋”“右宫”印记等。燕国陶器刻画文字及圆形印迹罕见，印文的书法风格似受三晋及齐国的影响，圆转浑遒者多见，间或有粗犷劲挺风格。
燕国陶文拓片
二、“燕系”玺印特征及代表作解读
燕国玺印表现为线条均匀，结构规范，形制也比较统一。它们的形制主要有两种：一种体型是正方形，坛子钮，印面的边长为2.5厘米左右，印钮和印台之间有着明显的阶梯，大多为白文，白文古玺多在四周加以边栏，制造工艺有铸造，也有凿刻。有少部分朱文古玺出现，朱文尺寸大小不一，小的边长约为1.5厘米，大者印面超过5厘米以上；第二种形制为长条形，铸造有印钮，印钮多为圆柱形，多为朱文印，印文笔画较细，制造工艺多为铸造。由于燕国文字体系年代久远，致使目前有些出土的文字，我们还不能破译和识读，通过对印文的考证，后人知道了燕国军事、官制、社会等方面的多种信息。
燕国玺印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表现手法丰富多彩，章法上多参差错落，印文排列生动自然，大开大合，方圆有致。篆法结体上伸缩屈伸，避让增损，变化多端。朱白线条呈现出浑朴粗犷的气息，深邃的远古气息跃然印面之上，处处表现出雄浑质朴的美感。其和同时代其他国家的印章的风格拉开了一定的距离，有着自己独特的地域特征。
燕系出土印章“日庚都萃车马”不仅是燕国玺印中的神品重器，也是战国时期玺印中最精彩的作品之一。它是一件烙马印，铁质，正方形，边长6.9厘米，朱文，从尺寸上讲是战国古玺中最大的印章。其1892年出土于河北易县，后被晚清学者王懿荣以600两白银收购于易县裴某处。后在战乱时期不幸流落到了国外。
“日庚都萃车马”烙马 印
烙印又叫做纳銎印，铁制较多，印面宽大厚实，印背一般都有较大、较深的孔銎，古人用来安装柄把，柄把多用木质材料制成。烙印根据用途可以分类为烙马印、烙木印、烙漆印等，这些烙印一直在历史的舞台上发挥着作用，历代皆有其身影。烙印传承不息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其实用性。自战国以来，连年战争，马匹受到格外重视，故各代都有烙马用印。如公元472年《北史·魏孝文帝纪》记载:“延兴二年五月，诏军警给玺印传符，次给马印。”在《唐六典》卷十一记载:“凡外牧进良马，印以三花飞凤之字为志焉。细次马送尚乘局者，于尾侧依左右间印以三花，其余乘马送尚乘者，以凤字印印右髆。”证明战国以来烙马印存在于多个朝代。这类烙马印往往形体硕大，印面章法布局跌宕而舒展，开阔且多姿，闪转腾挪非常人所及，正如徐坚在其《印戋说》上说的：“如名将布阵，首尾相应，欹正相生，起伏向背，各随字势，错综离合，回互偃仰，不假造作，天然成妙。”他们的字体笔画往往恣肆苍浑，古朴沉实，具有了极高的艺术价值，故后世篆刻家常常流连忘返，爱不释手。
1.燕国出土“日庚都萃车马”印文中的“日庚都”为战国时燕国的一个地名，“萃车”是副车的意思，就是说被烙的马匹是属于日庚都官署副车所管理的用马。这方烙马巨印在章法上呈现一张一弛的面目，印文中间上部大面积留有空白，印内的左面、右面、下部紧贴边栏，造成了密不透风疏可跑马的境界，全印形成了一个“U”字形，这种强烈的视觉震撼和排布方法亘古未有，后人多有取法，但都没有原作一任天然的气息，其艺术造诣后人很难超越，故被尊为经典。
“日庚都萃车马”印属于多字印，作者采用了左右两行各3个字的章法，正是该种章法造成了该印的错落有致，如果安排成惯常的3行，每行2个字，就会将印面空间填满堵死，不会形成中间留有大面积空白的局面，在具体的字形上大胆运用了离合避让、缩涨顾盼手法，使其变化万千。“日”字的空间布局略向右方倾斜，处于“庚”字中心线的左侧，颇有变幻迷离的味道。“庚”字身体紧紧靠向右侧的竖线边栏，“庚”字取形并非俗套的左右对称，而是左疏右紧，这样产生了向右倾斜的动感，其原本羸弱的身体在粗壮边栏的护持之下有了依靠。“都”字夸张了其原来的体形，将之横向发展，类似于汉字结构中的地托天，使得摇曳多姿的“日”“庚”两字立于稳固的根基之上，千斤的重担都压在了“都”字的身体之上。“萃”字的每一笔画均为斜笔，在全印当中动感最足，但是其利用左右的对称保持了平衡，局部笔画焊接点的粗重与“都”字左侧部分形成了对角呼应。“车”字左移紧紧靠近边栏，轻松自然地避开了“萃”字、“马”字的中心线，显得非常内敛，似乎懂得担夫与公主争道的故事。“马”字临风驰骋，仰天长嘶，“马”字的三条长鬃由细向粗，将空气的流动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呼之欲出，极具象形，仿佛古代的甲士驾驭长车冲锋之状。“马”字的中心与“萃”字遥相呼应，行气相通，将自己的身体向左右拉宽，横向发展，与隔壁的“都”字连成一片，共同打造了该印的地基。该印最大的优点就是自然，我们很难从中找到作者在设计该印时表现出来的刻意追求，该印使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气象，兵车出行，旌旗招展，烟尘滚滚的场景。铸造的这方铁印线条有着自然的粗细变化，由于土金相熬日久，腐蚀严重，加之长期的使用，反倒增加了苍古深邃、刚柔相济的金石气息。虽然它的作者只是一位不知名的工匠，没有后来文人篆刻在审美上的刻意追求，但是它留给了我们远古文明的回声，留给了我们思维想象的广阔天地。它是我国篆刻艺术史上的一朵奇葩，极大地丰富了印章设计思路的发展，这也是古代大国工匠精神的具体体现。
2.战国时期燕国都城遗址还出土了经典之作“广阴都左司马”玺印，印面为正方形，边长2.1厘米，通高1.5厘米。铜质，白文，鼻钮，印面有白文边栏。“广阴都”玺文篆作“怳阴都”，“怳”在古时可读作“广”。据考证，燕国有一种叫做“怳昌”的布币（货币），币面上的铭文“怳昌”字样就是燕国的广昌。《水经·圣水注》：“圣水又东，广阳水注之，水出小广阳西山，东迳广阳县故城北。”在中国古代，山的南边、水的北面叫做“阳”，用以表示朝向阳光的意思；山的北边、水的南面叫做“阴”，用以表示背阳的意思。“广阴”即广阳水的南岸。燕国的广阳旧地在今天北京市西南郊一带，判断广阴应该距离广阳不远。该玺印的持有人就是战国时期燕国广阴邑军政的负责人。
“广阴都左司马”印
此印设计为左右两竖排，每排3字，每字均没有拿捏之态，呈现自然大方的气象，“广”字作瘦长状，这样使自身的左右留出了一定空间，不至于全印塞满，气息不畅。“阴”“都”二字平铺直叙，将空间占满，其瘦硬的笔画致使印面中有流动的感觉，与满白文将印面挤满截然不同。“左”字紧贴左边界栏，“司”字不经意间将身体向右拧动，这样与上面的文字错开了位置，产生了错落之美，“马”字基本与上面两字处于一条中心线上，也做瘦身之法，两侧留红，这样该印虽然笔画繁多甚至有些零碎，但是处于强悍有力的粗重边栏包围中，显得那么整体，该印将险绝的空间局面化解于无形之中。
“雷旦都司工”印
3.燕国玺印代表作之一“雷旦都司工”印，印面为正方形，边长2.4厘米，通高1.6厘米。“雷旦都司工”玺印为鼻钮，铜质，印面四周有白文边栏。“雷”字在战国时期疑读为“漯”或“灅”。许慎在《说文》中记载：“漯水出雁门阴馆累头山，东入海，或曰治水也。”漯水上游为现在山西境内的桑干河，其故道在今天永定河北面，向东南流至武清县东北注入潞河。《说文》还进一步记述：“灅水出右北平浚靡，东南入庚。”就是今天的河北沙河。漯水与灅水的干道都位于当时的燕国境内，“雷旦”这个地名可能与这两条河道有关。“司工”是古代的官名，类似于“司空”的官职，上古时就有了设置，专门负责水利、土木工程的建设。因此推断该印是战国时期燕国雷旦邑负责工程建设官员的印章。“雷”字取用象形的形态，右侧全是弧线的圆转，形成了活泼流动之势，占据的空间较大，“旦”字较为内敛，呈现低调紧缩的态势，左右留红，这使整个印面有了宽松的空间，在这么小的印面安排空间布局，难能可贵。“都司工”三个字重心处于一条纵线，在右行摇曳多姿的情况下形成一个鲜明的反差，但是整体又是统一的。
“外司炉鍴” 印
4.“外司炉鍴”也是燕国古玺的代表之作。该印印面为长方形，长5.1厘米，宽1.4厘米，通高9.5厘米。铜质，鼻钮，带有长柄，朱文，从上而下顺读。印文“外司”就是古代掌管铸造的官衙设置，“炉”字与燕国的一种发行货币中的铭文“炉”字相同。“鍴”字相当于今天的“瑞”字，《周礼·春官·典瑞》说：“瑞，节信也。”许慎在《说文》中解释：“卩（节），瑞信也。”有学者认为该印是掌管铸造钱币的官员用印。
这种战国时期带有长柄的官玺目前仅见于燕国玺印，丰富了我们对古印的全新认识，可谓是无价之宝。古玺的入印文字，当时的能工巧匠往往营造得奇丽无比，具有活泼生动的字体造型和整体变化多端的体势，这些从另一个方面讲有悖于全国文字统一的趋势，但是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来看，却使观众惊为天人，受到无尽的启示，产生更多的遐思。当时各国在自己国家文字的基础上，经过具有丰富经验的工匠艺术加工提炼出来的，尤其纳入印章后更趋向于精美典雅或疏放雄强。该印在章法布置上不设边栏，开印章传统模式之先河，致使印面空灵奇异，气息为之流通，与外界融为一体。利用文字先天的大小宽窄和笔画的长短作自然的舒张，每个字的个体形态不做填满或有意留空的安排，有些笔画斜中有正，乱中寓工，看似平整匀满的呆板格局实则变化横生，如潜龙在渊，蓄势待发。该印十分真率自然，无雕饰之气。摒弃界格，这成了古玺印另一新规。
“平阴都司徒” 印
5.燕国玺印代表作“平阴都司徒”印，印面为正方形，边长2.4厘米，通高1.5厘米。铜铸，鼻钮，白文，印面四周有方形边栏。春秋时期，学术界认为燕国郡邑名称只有25个，燕国的平阴不见记载，齐、晋两国均有“平阴”地名。该印的出现填补了我们对燕国的地理、历史认知，后来发现燕国有一种货币带有“平阴”的铭文，更一步证实了燕国历史上确有其地。
该印印文“都”的写法为战国七雄燕国所独创，所有地名都称之为“都”也是燕国玺印的一个显著特点。“司徒”是我国古代的一个重要官职名称，由《周礼》地方官司徒演变而来。主要负责民事工作，相当于县长，据记载：“郊祀掌省牲视濯，大丧安梓宫。少昊氏以鸟名官，而祝鸠氏为司徒。尧时舜为司徒。舜摄帝位，命契为司徒。契玄孙之孙曰微，亦为夏司徒。周时司徒为地官，掌邦教。”该印就是战国时期燕国“平阴”邑这个地方负责邦教的官员印信。
战国时期燕国实行不同于秦国的郡县制，实行“郡都制”，所以燕国县级地方行政名称叫做“都”。该印有着坚挺笔直的边栏，将内部印文各种幅度的变形、摆动、伸缩与扭曲统一在一个整体之中。该玺印章法饱满，线条力度硬朗，力求在险绝处求得大体与局部的平衡，内部自然的留红源自于每个文字彼此间空白的有机融和，追求参差错落的结字变化与随机的组合，该印在历史的穿梭与岁月的侵蚀中保存依然完好，为我们奉上了原汁原味神秘而又高古的饕餮大餐。
三、“燕系”玺印的研究方法及未来展望
河北燕下都地区出土的钤有印章的陶器、封泥于全国首屈一指。陈介祺编著的《画斋藏陶》、罗振玉编著的《梦庵藏陶》、刘鹗编著的《铁云藏陶》等书多有辑录。多家博物馆拥有纪年燕陶，实物丰富多彩。近年考古发现中，又陆续出土多例新见燕国玺印、印陶，亦有多家私人藏品，这些对于我们研究燕玺有着重要意义。
研究燕玺可以运用以谢稚柳先生为代表的作品风格分析法，对燕玺早、中、晚期作品的风格进行比较，对研究对象进行准确定位和表述，并融合心理学、艺术学和文化学于一体，对其艺术风格的演变历史做出合理的解释。也可以运用以启功先生为代表的文史文献考证法，大量收集和阅读国内外相关研究著述，借鉴已有的燕玺成果，将其放于历史的坐标之上，解析燕玺艺术发展主要特征及与时代文化背景之间的关联。还可以运用以傅嘉年先生为代表的器物图像考证法，实地调查，收集与本课题相关的实物资料，走访各大博物馆并广泛联系民间藏家，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器物图像的考证研究。
燕国历史久远，其创造的印章水准之高、观念之新、个性之强超越了河北以后的诸多时代，学习燕玺应将与之相关的历史背景、社会习俗、政治形势、审美取向、文物考古方面进行联系，在研究印章本体之外，还要反观主体，提纲挈领，还原出印史的真实面貌，这也是燕国玺印独到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所在。
“印文化”是中国文化史中的重要部分，燕玺所呈现的图义是战国时期燕国的思想史、文化史、军事史、科技史，其反映了燕赵大地一代又一代的大国工匠求艺问道、艰苦探索的精神。它与秦系玺印的承前启后、齐系玺印的诙谐趣味、楚系玺印的奇诡浪漫、晋系玺印的巧思精工有着很大区别。在历史长河当中，这些燕玺作品体现了燕赵儿女胆敢独造的创新精神，忠实记录、深刻反映着时代的变迁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