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建中：强己所难的故事 / 开普饭

强己所难的故事

安徽汪建中

　　我过去上班的东至县东流镇，是老东流县县城，是个由三乡、一区、一镇合并的副县级镇;镇里的财政、税务、公安等单位常称某某分局，规模可见一斑。我的单位是镇广播站，是个菜籽灰尘级别的事业单位。过去单位用一张纸都是讨来的，好穷;后来办了有线电视，借此算做了点事，过了二十多年充实，好玩的日子。这里说说其间两个“强我所难”的故事。

烧钱的无线台

　　九六年，是东流广播站办成有线电视的第三年。单位靠自己的努力，还清了我以私人财产抵押借贷的启动资金，告别了曾经的极度拮据;街上的广播常响了;覆盖各村的调频广播通了;站里总算过上了少求人多奉献的日子。财务稍宽松时，我们又买了攝像机、字幕机，录放机，自制了一套自办节目土设备;我开始为镇里拍新闻，向县台投稿;在有线电视中为群众播放本镇新闻、通知、以及各类服务节目;同志们辛苦也快乐着。

　　按理，下一步该是送有线电视下乡了。

　　但是很遗憾，以当时的条件，想让有线电视下乡，尤如痴人说梦。那时用“同轴电缆”传输的电视信号，受技术手段制约，只可免强送到离机房三、五公里的地方，否则信号质量就没有保障;而离镇最远的村组在十五公里以外。送信号下乡的唯一手段是在全镇铺设光缆。当时国内使用的光传输设备全靠进口，造价不菲。这么说吧，那时美国人卖一根两米长的“单芯挑线”，要收我们三十美元。如今光设备早已国产，那小线只几块钱。当时如果放光缆下乡，要投资千万元以上，小小东流站，想也不要想。

　　在镇政府临街，有四间单层小门面房，是九二年镇武装部在大办乡镇企业大潮中，借贷款做成的，目的用于出租，时称“劳武企业”。九四年广播站办有线电视，因为是“一家人”，站里两口直径四米的“大锅”(卫星接收天线)被放在该门面房的屋顶，另外租了其中一间做了器材仓库。后来，那另三间房子租不出去只好空着，贷款压在武装部头上，令吴部长和阮干事如坐针毡。而此时的广播站七个人上班，只有一间用房，半间办公半间做机房，十分狼狈;那时刚刚撤乡并镇，镇里用房紧张，四五个干部挤一个小办公室，没有房子可调济。

　　一天，吴部长找到我说：“汪站长，广播站发展很快，我想请你帮我们还了那两万元贷款，门口的房子就是广播站的了。”我听吴部长如此说，当然高兴，这可是应了那句“要补锅和锅要补”的土语。于是，我答应等我还清当下赊欠的材料钱，就筹资帮他还债，届时“一手交鸡，一手交猫”。

　　这话说了没几天，老一唐书记就找到我说：“好，你广播站有钱了!要置屋是吗?当心我断你奶!(财政不发广播站的工资)。有钱你也还是要在事业上继续投入。”他让干部们继续挤，硬是在隔壁又给广播站誊了一间房，但是他要我上无线台，把镇里的电视送下乡。

　　这新来的唐书记不到五十岁，过去我们不熟。广播站和他的办公室之间，仅隔了统战、武装、会议室共四间房。他的房子前半间办公，后半间是卧室，所以他早一晚二常来广播站看看坐坐，有时会和我聊几句，为人平易。他觉着我们这帮人非常的敬业，非常的辛苦;对我的工作也十分肯定。特别是他支持我在站里实施的考勤奖励，说：“你们艰苦创业，爬杆登高，这么吃苦不容易;不给予职工适当补助，你这站长也不好当。”非常的暖心。我这人，对既支持部下工作，又关心部下生活的领导更是敬畏有加。

　　实话说，我再有事业心，也不会傻到去上无线台，我知道那是个烧钱的主。过去一个县养一个无线台也累得气喘嘘嘘。上了无线台，就背上了大包狱，我还没过几天宽松日子呢。可是领导要广播站继续发展事业，送电视下乡，服务农民，我当然十分理解。我只是担心和过去好多乡镇办有线广播一样，虎头蛇尾，几个月后养不起它就没了下文。到头来领导走了，我可就是那干塘里的死鳖了。

　　也不知为什么，没几天，我便开始死心踏地的为领导意图策划奔波。

　　要上无线台，首先想到的是铁塔。此前，我知道县局淘汰了一座只用了几年的旧铁塔，拆下的钢材放在河西仓库。我想，如果能讨来的话，就可节省一大笔钱。我试着请唐书记出面，找时任老一汪局长说说。领导间几经交流，镇里以一张便条的成本，还真的讨来了那座铁塔。

　　经过估算，这上无线台的造价，除去铁塔材料，那发射机、大功率调压器、发射天线、以及装塔的费用，须要六万多元。这六万多元，没听说谁会给广播站一分钱。这次买房不成，还要花六万多元去做那“赔本的买卖”。

　　为防可能的“频率互扰”，我们对周边地区已使用的电视频道作了收视调查;接着通过县局在北京广播器材厂订下一台当时的名牌，北京牌电子管电视信号发射机。使用“十频道”，发射功率100W。那重达三百多斤的笨重机柜及发射天线，由两位司机冒着八月酷暑，从北京风雨兼程送到东流。

　　很快，我们从县局拉回了那铁塔材料，将它配上全套螺栓，又加高了五米达到二十九米。我们请建筑公司在屋后挖了个2.5x2.5x2.8(米)的方坑，在坑底扎上钢筋网，钩上八根用“20圆钢”制成的超长镙栓;再在坑内注入近十吨混凝土，做成了一个略显夸张的基座。为保施工安全，我请来有装塔经验的李师傅，为他买了意外伤害保险，由他一个人上塔安装，小心操作。铁塔装好后，我这个曾经的漆匠，和站里的上海人周云康师傅一起，把铁塔刷了两道防锈漆和两道灰色面漆。到九月中旬，一座很象那么回事的电视铁塔就平安落成了。

　　接下来，在县局的帮助指导下，经一番安装调试，东流镇的第一座，也是最后一座无线电视发射台就大功告成了。自此，本镇“差转”的县台信号和自办节目覆盖了全镇，弥补了当时因大历山阻隔，县台信号不理想的缺憾。

　　群众和领导高兴了，广播站的工作上了个台价，皆大欢喜。国庆前夕，镇里和县局促广播站办了一场“庆有线电视达千户暨无线电视开播”的小仪式，还邀请了全县乡镇站前来捧场;镇、局老一为我们剪了彩。自此，有人在酒局间为我“官升一级”，汪师傅变成了“汪台长”，酡颜朦胧之际，我常有意无意地接下这“民封的官职”。

　　皆大欢喜是真，这无线台能烧钱也是实。当时这机器上的两只发射管，如两年换一次也要一万块钱，还得持特殊证件到江西的军工单位购买。据说那管子是制作大功率电台的材料，过去是敏感电子器材。机器平日维护、折旧不算，光电费每月就得一千多元。小小广播站，刚刚起步的有线电视，背上了既养有线广播，又养无线电视的包袱，“压力山大”。

　　也许是车到山前必有路。令我没想到的是，电视覆盖面大了，小小的广告平台也在悄悄成长。“无线台”开播不久，广播站就有不少外地商家来联系广告业务。这提醒了我可以在广告收益上做些文章。于是我主动与当地商户联系，请他们为自己销售的商品拉厂家，投广告，试着以广告费来“养活”无线台。为把好广告真实关，我们立下规定，不做有虚假风险的农药、化肥、医疗、招工等小微广告。只做知名白酒、啤酒、和摩托车生产厂家的广告;不时播放一些当地商户的商品信息。不长时间，广播站的广告收入还真的基本解决了无线台的电费支出，财务也回归了“良性偱环”。

烧包的“加密”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清晨，天还没亮。合肥骆岗机场。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第二次上北京，我们一行三人要进京办”加密“。那时骆岗机场没有登机桥，过了安检要上摆渡大巴。上大巴时，我和鲍局长一回头，不见了同行的周云康，他是站里的出纳。不过少顷，只见那矮个的周师傅一路小跑过来说：“少有!安检带我进了一小屋，问我身上装这么多钱干嘛。后来看了省厅的‘加密批文’才放了我。”我和鲍局长笑说，他们看你象个贩毒的。三个人哈哈声一片。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电视事业发展迅猛，中央和各省台电视节目，逐步淘汰了“微波接力”的传输手段，陆续“上星”。其中，中央台的文艺、体育、电影、电视剧频道，实行“加扰”播出，民间称“加密电视”。地方台须与央视相关部门签订合同，有偿解密后才能在有线电视中播放。那“加密电视”节目精彩几乎没有广告，深受群众欢迎。九六年县城有线电视开通了“加密台”。

　　可以说，东流有线电视的管理、服务非常到位，信号很好，收费也比县城低;但是没有“加密电视”还是不尽人意。我是个爱在事业上“烧包”的人，我何尝不想开通“加密”取悦百姓?

　　那时要上“加密”，由美国原装进口的“解密接收机”是机房必备机器，一千户的乡镇系统，和十万户城市系统一样。那机器一台一万五千元，一套六万，与城市系统比，用户所摊费用数额悬殊。那时上面的政策是乡镇用户太少，一般不予审批;而且少于三千户的系统，须按三千户缴纳解密费。“东流台”才千把户，每年须上缴央视一万八千元，还得提前预交，一次性打款。如此算来，若在东流开通“加密”，首次投入须要八万多元。那时东流镇每个用户每年的维护费仅七十二元钱，广播站的毛收入也不过七万元。小小东流站，刚上的“无线台”，气还没喘过来呢，上哪里去变钱?

　　九七年整个上半年，我不管走到哪，总是被问道：“汪台，东流么会上加密?”，我只能苦笑着说：“没钱，上不了!”。我在心里好羡慕城市大系统，上个加密不费吹灰之力。

　　这时有人出主意了，说，你可以在用户头上收点钱。此话于我，尤如“病人听不得鬼叫”般，很受刺激。我想，这办“加密”是个“民心工程”，收一点钱应该没大问题;年底前，站里可以优惠方式预收三万元明年的电视费;然后我再用拖欠有线电视器材款的痞法子，再凑两万元，那可就是大头朝下了;还有三万元能靠收费解决的话，事情就有希望了。想到这，我跃跃欲试。

　　对于加密收费，用户中有三种态度，约各占“四、四、二”成。第一种是，欢迎，收钱就给，快点通就好;第二种是，不很乐意支持，但真办了也会接受，毕竟那是好东西;最后，有些人因条件较差或心有抵触，说，我没钱!

　　真要收费，难度可想而知。

　　面对每日的尴尬，我好纠结，心里老想着“加密”这件事。后来我想，于其天天应付尴尬，还不如开始时得罪一些人，硬着头皮上，只要于己于民问心无愧，好东西一定会被接受的。

　　于是，我在站里开会统一思想;向县局和镇里汇报情况争取支持;接下来我们真的顶着压力开始上门，每户收取一次性三十元“加密设备款”。

　　说真话，那时人们的收入都不是很高，三十块钱也是个可观的数目。收费当中我和同志们一路磕磕碰碰，没少看用户的白眼。有人说我们是“承包户”，“抢钱”。那个憋屈，那种沮丧，不是当事人是难以想象的。既然已经开收，我也只好和弟兄们一起，每日上门咬牙坚持。功夫不负有心人，承包也好，抢钱也罢，我们用了足足两个月时间，到九月上旬，终于凑足了八万元钱。接着我马不停蹄地跑县局、市局和省厅批办手续。办好后，就等着听通知进京签合同、缴费、取机器、开通加密。

　　也许是好事多磨，就在我们万事具备，翘首等待“加密”之际，省厅说，央视那“解密接收机”缺货。这缺货还一缺就是两个多月，害得天天有人问我怎么回事。有人说我“做事拖拉”;有人挖苦我“办不成就别办”，有的甚至开玩笑说我是个骗子。真是“头都被骂绿了”。

　　挨到十一月二十六号，通知终于来了，内容是要我们尽快进京办理相关手续，上面收费时间从下月头起算。

　　时间紧迫，我们集中了一大包现金;请“老北京”，技术专家鲍付局长托人在合肥先买好机票，并请他与我们同行。

　　二十七号，我们从东至坐上去合肥的依维柯小客，享受了一把206国道上一路拓宽修路的颠簸。

　　二十八号，我们从合肥上飞机，差点被滞留机场(笑)。到达北京后，立即坐公交，打的，走路全是小跑;在“中央卫星电视传播中心”，我们被告知要到指定的银行缴款，那现金里还有五块、十块的，数钱都数了半天;然后我们签合同，调测机器，很晚才住了个五十元一宿的小宾馆。

　　二十九号中午，我们在南下的火车上，用北京带上车的“猪皮冻”、花生米、生黄瓜、方便面“组合”，喝光了一瓶二锅头，填饱了肚子;伴着办事顺利的喜气，在那绿皮车上“哐”了十三个小时，当晚住在合肥;

　　三十号我们回到东流，连夜开通了“加密电视”。

　　几天来，鲍局长辛苦，周师傅辛苦，我的快乐与辛苦更在不言中。

　　渔翁二零二零年六月

责编：丁松排版：夏显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