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18岁才华动京城，和屈原并称，却自伤而死，一生悲剧
汉文帝时代，有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的名字叫贾谊。
在那个朋党横行、才人无用的年代，因为周勃、灌婴等人的一句话，他被逐出朝廷，从此再也没有任何发言权。
当黄钟被毁弃的时候，瓦釜就开始雷鸣了。他眼睁睁的看着诸侯蠢蠢欲动、朝廷里乱象横生，却没有任何力量阻止这一切。
怀才不遇，逆水行舟。
贾谊生前受尽了现实的苦难，在他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没有任何的席位。
直到几十年后，一位同样受尽苦难的史官司马迁考证了这一切，认为他的生平际遇和他的贡献可以媲美屈原，于是将两人合传记载下来。后人将他们二位并称“屈贾”。
那是公元前183年，一个年轻的男子拿着一沓文书，匆匆朝吴廷尉的府上走去。
街上的行人还很少,暖风吹进轻薄的外衫。
那时人们称他为“青年才俊”，赞许他的儒雅博学，却怎么也料不到他之后多舛的命运。
这个年轻人就是贾谊。
在讲述贾谊的生平前，我们可以先看看他的履历:
十七八岁，饱诵诗书，因为擅长写文章且才思超群而名扬郡中。当时的河南郡守是吴廷尉，他非常器重贾谊。
这位独具慧眼的官员看到了贾谊超乎常人的文学素养和治世才能，于是将他招至门下。在贾谊的辅佐下，河南郡政绩卓著，成为当时的“天下第一”。
纵观历史，很多被后世认可的大文学家，最初的路途都不平坦。孟郊屡试屡败，46岁才得以“春风得意马蹄疾 一日看尽长安花”；一代词宗柳永21岁开始参加科举，47岁才榜上有名；蒲松龄一部聊斋垂千古，但71岁才考上贡生......
在绝大多数人为了科举的一个名额争得头破血流时，贾谊已经在中央的机构任职，并且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了。顺利的开端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他平稳的性格，因此没有多年苦求今朝得偿的放肆欢喜，也没有沾染那个时代文人墨客普遍养妓寻欢的恶习。
鹏北海，凤朝阳，又携书剑路茫茫。从洛阳到长安，从门客到政客，怀着改造这个社会的梦想而来，渴望可以改变汉朝初年内忧外患的局面。
褪去青涩的布衣，束上沉稳的蟒袍。这时他21岁。
“卓则必绝，远则自离”，这句话似乎是专门为贾谊而写的。我们甚至可以这样理解，因为超凡的政论和超群的品性，他自然而然的远离了那些肮脏与污秽，远离了朋党与纠缠，也因此远离了人群。
文帝元年，由于贾谊年龄最小而学问最高，并且总能答出别人不能回答的问题，因此汉文帝力排众议，将贾谊越级提拔为太中大夫，有意委以公卿之位。
但是很快，在周勃、灌婴、张相如等人的联名诋毁下，文帝选择疏远了贾谊，并将他贬为“长沙王太傅”。贾谊没有结党，没有利益上的伙伴，而文帝刘恒更是孤立无援。
汉文帝曾对着那个时代的一代名将李广感喟他生不逢时。其实他的身边还有一位绝对有潜力成为一代名相的政治家。这个胸中有大沟壑大气象，能够引导他和大汉帝国做出前无古人的业绩的人物，就是贾谊。
李广和贾谊，似乎从出生就注定了他们的悲剧命运。
如果早生二三十年，他们可以遇上秦王嬴政，遇上西楚霸王，遇上高祖刘邦；
晚生五六十年，可以遇上武帝刘彻。
那都是需要英雄的时代，都是英雄造时世的年代。可他们却生在了两个峰极的谷底！
当时的李广雄才大略，年轻有为；当时的贾谊策论精辟，天才俊发。然而在汉文帝的治下，李广一生未能封侯，贾谊一生未能拜相。
一方面为了稳固刘邦封王留下的风雨飘摇的局面，因此文帝执意沿袭着从高祖刘邦就实行的和亲政策；另一方面，由于贾谊不入朋党而触犯老臣，为了平衡朝廷各方面的关系，维稳皇位，他选择倾向功高盖主的老臣。
自此，李广成了废棋，贾谊成了弃子。一个自刎以亡，一个凄伤而终。
平心而论，汉文帝刘恒并不是一个无能的皇帝，也不是一个昏聩的统治者。我们知道，汉朝初年有许多实质性的举措都是在他的任上作出的。
在那个亡秦已灭、汉朝初立的时候，国家极度疲弱。汉文帝听从贾谊的“广积粮”战略，鼓励农业生产；后来又采纳建议，迁淮阳王刘武为梁王，从以后的七国叛乱中梁王刘武坚决抵制的方面来看，这个部署的确是深谋远虑的。
然而我们也知道，当那些老臣（周勃、灌婴、张相如等人）将汉文帝从藩国请到政治中心时，帝国的圆桌上早已坐满了济济的人头。筵席丰盛无比，却再也不能给任何外来的人分一杯羹了，哪怕这个人是汉文帝带来的人。
膏腴有多丰美，人们就有多疯狂。于是，那些疯狂的人们搅动着泛着腥臭的水，将清醒而冷静的人逼到朝廷的边缘。
这时诸吕已灭，老臣掌权，国家已不再缺少人臣，只缺一个有血缘的刘姓皇帝。
贾谊是一个孤独的来客，他只能依附于文帝；而文帝是一个脆弱的嘉宾，他需要看功高盖主的老臣的脸色，在他们的暗示和首肯下，贾谊的声音要消失在权力的中心了。
昙花一现的政治辉煌就此消失，那些天生的将相之才被困在泥沼，那些蝇营狗苟的鼠辈在狂欢高唱。
在刺耳的声音中，贾谊一路哭向长沙。
贾谊在中央只待了短短两年的时间。但在这两年里，他提出了许多具有远见、极富建设性的意见。
与很多空谈爱国的人不同，贾谊是一个效率极高的理论天才，他的许多看法以我们今天的角度看都十分超前。
唐代的白居易在写《长恨歌》时就曾写道“汉皇重色思倾国” ，明明是唐皇，却要以汉代唐，而这种以汉代唐的手法在古代是十分常见的存在。以汉代唐的目的，一是避讳本朝皇帝的称呼，二是唐朝人普遍认为汉朝比唐朝更有气派，礼制更加周全。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一切都是贾谊的功劳。他是最早提出“易服色、兴礼乐”的人，改变前朝的服装样式和色彩，尽可能抹去前朝的痕迹，表现本朝的风格与气派；
在汉文帝掌权的年代，外有割据，内有朋党，实行和亲外交还要无休无止的送出去金银财宝，国民经济变得更加拮据，这时他提出了针对外敌的详细策略，历史上称为“三表五饵”，为后来汉武帝武力统一的战略作出了长远打算；
当年跟着刘邦打天下的不是莽夫，就是市井出身的“鄙人”，而萧何、曹参等人是出色的行政人才，却不知道如何诠释新政权的合理性，而这个空白由横空出世的贾谊填补上了，书《过秦论》，完善论述治国理政之要，对进行亡秦清算，将汉朝的统治合理化。
两年左右的时间，如此浩繁的体系和庞大的工作量，足见贾谊的绝佳谋略，足证他的旷世天才。他给了时代最好的忠告，最后却连席位也丢了。
尽管很快被逐出了中央，但是他心底还存了一点希望，希望与他同样年轻、且曾经器重过他的文帝回心转意，重新重用他。那时候他屈居长沙，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政治的牺牲品，不管他的才华多出众，论理多明晰，汉文帝都不会再重用他了。
没有人能够知道被贬谪长沙的那四年，他经历了什么。他环顾四周无同类，于是向更久远的年代寻求自己的知音。这时他仿佛看到了那个投江的身影，一篇《吊屈原赋》横空出世，洋洋洒洒，成为后世无法复制的“西汉鸿文”。
从长安到长沙，再从长沙到长安。文帝的再次宣召，让他原本死寂的心复又燃烧。
天色已晚，干燥的落叶积了厚厚一层。宫墙的影子被拉的很长，微凉的风灌进单薄的外袍。贾谊匆匆朝宣室走去。
文帝亲切地和他交谈，一切好像十年前的那样。
仍然是在宣室，仍然是一个天子，一个人臣。
仍然是一个站着，一个坐着；仍然是一个人在说，一个人在听。
皱纹还未爬上眼尾，白霜已经染上鬓边。可是很多事情已经大不相同了。
一个难以入眠的夜晚，文帝问尽了鬼神妖怪，问尽了生死轮回，却并未提一个字的政事。
宣室是贾谊梦开始的地方，当年文帝在这个地方召见他，赏识他才华远超同辈。而这里也是他梦破碎的地方，再也没有高谈阔论的气氛，只有一个心态早已老去的帝王询问着怪力乱神之说。
几百年后，一个同样因党争不容于世的文学家李商隐有感于此事，写下了一首名为《贾生》的诗：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遥隔百年的时光，孤独的灵魂在互相对唱。这些已经是常人能够承受的挫折的极限，可是上天却好像嫌对贾谊的打击不够大似的。在汉文帝十一年，贾谊唯一一个学生梁怀王坠马而死，他的最后一点希望也破灭了。
他长叹一声，掸去灰尘，保持着自己的皓皓之白。
次年，贾谊在忧郁中赴死，年仅33岁。
宫墙处的绿柳又抽出了新的枝芽，长安街上开遍了繁花，那个内敛又孤独的男子匆匆的身影却再也看不到了。
中国历史上有无数的官员被贬谪，而出色的人才又往往不容于世。
当我们现在用当今的视角去看，可能会觉得四年的时间也不是很长，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好像很多有名的人物被贬谪的时间远超于此。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当一个人在旧社会遇到一些不公平不正义的事情，而此时自己还没有很多话语权和比较高的地位，由于人性本身的弱点，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沉默。当你突然站起来发声，也就意味着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你可能会被嘲笑、被打压、被排挤，你的亲人朋友可能会因此而疏远你。
你可能要吃不饱穿不暖，而且非常有可能的是，根本没人在意你的声音。当你旗帜鲜明的反对主流看法时，相当于是一个人在与整个世界做对抗。
而显然这个对抗是不可能成功的。贾谊自己完全明白这一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一种多么大的勇气！一个人要像一个队伍一样，又是多么艰难的选择！
这就是为什么历史记住了秦皇汉武，也记住了贾谊——一个孤勇的人。
作者简介：青崖子，00后，爱文学也爱这无限风光。